钱穆低两个年级的瞿秋白。
钱穆因闹学潮退学，回到了七房桥老家。由于钱穆国文和历史的成绩为同学之最，年龄又是最小，所以，校长屠元博虽是挥泪斩马谡将他除名，但随即又推荐他到南京钟英中学就读。不久，武昌起义爆发，钟英中学停办，钱穆又一次被迫辍学。
作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与同代其他思想家、学问家不同。他没有念过大学，非学院派；他没有留过洋，亦非西洋派；他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乡村，他是从乡土中国完全靠自身的努力走出来的史学巨擘。虽家贫缺资，升学无望，但他并没有因此而颓废消沉，而是矢志自学，闭门苦读。他在中小学任教之余，利用一切时间，博览群书，经、史、子、集无不涉猎，考据、训诂亦极嗜好。他读书见缝插针，善于挤时间，哪怕是吃饭、课间体息、上厕所都要看书，无论严寒酷暑。夏天为防蚊虫叮咬，他学父亲把双足放在水中坚持夜读。他还效仿古人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的方法，定于每日清晨必读经、子等难读之书，夜晚后开始读史书，上下午则读一些闲杂书，广取营养扩充知识。
由于钱穆十分用功，他的治学很快有了名气。他的最高学历仅为高中（尚未毕业），但后来他却到等级森严的大学做了教授。1930年蒙文通与钱在苏州相见，读到钱的《先秦诸子系年》初稿，称赞钱穆说：“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前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陈寅恪则称其极精湛，“自王静安（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声名卓著的胡适借到苏州讲演之机欲见钱穆。他说：“我来苏州有两件事：一是购买《江湜诗集》，二是想见见钱穆。”年长钱穆一岁的顾颉刚，其时在中国学术界已是大名鼎鼎，他与钱穆素昧平生，因事过苏州，也约见钱穆。他在看过《先秦诸子系年》后，说：“作得非常精炼，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你已不宜在中学教国文，应去大学教历史”。顾颉刚还把钱穆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带回北平发表在《燕京学报》上。后来也是因顾颉刚推荐，燕京大学聘请钱穆去任教。自从到燕京大学后，正值盛年的钱穆将其多年积累的学力迅速地迸发出来，加上这时北平城内人才荟萃，钱穆结交了诸多学术名流，除胡适、顾颉刚、蒙文通外，又认识了汤用彤、熊十力、梁漱溟、林宰平、陈寅恪、贺麟、张荫麟、张孟劬、张东荪、马叔平、吴承仕、萧公权、杨树达、闻一多、余嘉锡、容希白、容肇祖、向觉民等，尤与蒙、汤、熊、林等过从甚密，经常相聚，切磋学问，交流心得。当时熊十力正撰写《新唯识论》，批驳其师欧阳竞无的学说，同为欧阳大师弟子的蒙文通不同意熊的观点，每次见面必加反驳。汤用彤也曾去南京内学院听佛学，在北大教的是哲学史，也是佛学名家。此公号为权威，但在熊、蒙二人争论时，他常微笑旁观，就是不表示意见。于是钱穆常在激烈关头充当二人的和事佬。当他们的议论从佛学转入宋明理学时，蒙文通和熊十力照例又必争论，钱穆仍须作缓冲。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4。最叫座的史学教授——钱穆（2）
1931年3月18日，顾颉刚又给北大文学院院长胡适写信，极力推荐钱穆代替自己到北大任教。他在信中说：“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
钱穆任教北大，讲授通史课。他的讲授有据有识，不骋空论，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比如关于中西文化的对比，他把秦汉文化比作室内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把罗马文化譬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当时通史课的教室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3倍，每一堂近300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他自己也曾颇为自负地说过，“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复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既惊异于他的渊博，更惊异于他的记忆力之强。他因与胡适都以演讲的方式上课而驰名学校，成为北大最叫座的教授之一。所以后来学生才会把这个没有任何大学文凭的土包子和曾出国留学的洋博士相提并论，称之为“北胡南钱”。
北大教风、学风都很自由。教师在课堂上提出自己的观点，学生常设疑问难，竞相争论。胡适像顾颉刚一样，对钱穆可谓有伯乐知遇之恩。胡适相当赏识钱穆，称钱的《刘向、刘歆父子年谱》乃“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并对学生说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他胡适。为了帮助钱穆治学，胡适甚至将私藏孤本《求仁录》借给钱使用。但牵涉到学术问题，一旦有分歧，钱穆也还是坚持己见，寸土不让。当时学术界讨论老子问题很热烈。胡适主张老子在孔子前，因孔子曾问学于老子；而钱穆、顾颉刚则主张老子在孔子后。三位先生在课堂中各自把自己的观点讲给学生，并且当众批评对方的观点，学生之间也彼此争论不断。有一次，赞同钱穆观点的同学激烈抨击胡适在老子时代问题上有成见，胡适愤然道：“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我哪会有成见呢？”还有一次，钱胡二人不期而遇。钱穆说：“胡先生，《老子》成书的年代晚，证据确凿，你不要再坚持你的错误了！”胡适却说：“钱先生，你举出的证据还不能说服我；如果你能够说服我，我连自己的亲老子也可以不要！”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是钱穆思想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也是他学术著作的高产时期。他的传世之作，多生成于这忧患的时代。他于1933年写成《先秦诸子系年》，1935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937年5月，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他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1940年香港商务印书馆出版其著名史学著作《国史大纲》。40年代，钱穆还花大力气编写了《清儒学案》，全书计四五十万字，字字都是他亲手抄写。可惜在抗战胜利时，书稿装船返南途中，落入长江之中，一番心血付诸东流，人们只能从事先发表的书序中得窥此书的概要了。从《刘向、刘歆父子年谱》到《国史大纲》诸书，钱穆以自己不朽的著作无可争辩地跻身于国学大师的行列。
钱穆治学不盲从，一心本其为天下宏道的责任感和爱国热忱，发抒其困心衡虑所得，这种治学态度也是令人感佩的。他治经学，敢向康有为挑战；治先秦诸子，敢与章太炎、梁启超论短长；讲近300年学术史，根本不同意梁启超的说法，另起炉灶；研究历史，在钱玄同、胡适、顾颉刚等疑古思潮盛行之时，他打起信古的旗号，重整了中国历史连绵不断的生命脉络。钱穆对待自己的学术思想是认真而严肃的，从不轻易改变自己的见解。据说《先秦诸子系年》写成时，先送清华大学出版，但清华有人指责其体裁不当，建议改撰，钱穆二话不说，转送商务印书馆。《国史大纲》写完后，国民政府出版委员会审查，指令修改书中某些章节。钱穆坚决不从，经多次争执，终于依原稿出版。
多少了解点儿中国近现代科教史况的人都会惊羡于钱姓人家人才辈出。现代中国物理学界最出名的“三钱”（三强、学森、伟长）都是需仰视才能窥其一鳞半爪的人中之龙，这姑且先不去说，就说跟钱穆同时代的钱姓同事。这个人叫钱基博，钱基博比钱穆扬名来得还要早，1927年，钱穆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专著《国学概论》，还要拉大旗做虎皮请钱基博为之写序。钱基博把此事交给了儿子钱钟书。钱钟书其时还只是十七八岁的毛孩子，正像小王勃之与宴滕王阁，受命也不谦逊，即刻挥笔，一气呵成。钱基博读后竟一字未易，便签上大名。那时钱穆也还年轻，大概小钱基博10多岁，而比起钟书，又长了10多岁。二钱家的关系一时又不好查对宗谱，所以就按年龄来称呼。钱穆见了钱基博尊称叔父，钱基博稀里糊涂地又命儿子钟书也称钱穆为叔父，这也许又算得上读书人算糊涂账的一段笑话吧。而钱伟长则真真切切是钱穆长兄钱挚之长子、钱穆的亲侄子了。“钱伟长”的大名即钱穆所命。后来钱伟长考入清华，由历史系转物理系，费尽周折，最后还是托叔父做清华理学院长叶企孙先生工作才如愿以偿。
钱穆解放后去了香港，在那里创办新亚书院，后应蒋介石之邀定居台北，1990年8月30日在台北去逝。这位被中国学术界尊之为“一代宗师”或“中国最后一位士大夫”的故去，也可以说是宣告了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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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书香世家之三沈二马（1）
在中国近现代高教历史上，由于各种原因，各高校教授关系颇为复杂。比如师傅徒弟共同任教的，有北大的陈介石与马叙伦；也有父子先后在一校任教的，像清华的梁启超与梁思成；师兄弟相互提携，一起任教的也很多，如五四前后的章太炎门下弟子，在北大就有那么好几位。至于兄弟同执教鞭于一校的就更多了，前面说过的周树人兄弟，读者诸君已是知道的了，其实还有很著名的“三沈二马”也是北大教授中有名的兄弟同校执教。
“三沈”即有名的沈家三兄弟沈尹默、沈兼士、沈士远。“二马”即有名的马家二兄弟，马裕藻（幼渔）和马衡（叔平）（有人曾严格计算1919年五四运动时的北大教师，此时马衡尚未进北大，便拿马夷初来充数）。这些人都是饱学之士，在北京知识分子中间本来就有些名气，加上又都在当时如日中天的北大任教，且都是浙江人，因而更有影响。
沈家兄弟中沈尹默进北大最早，所以资格老，实力大，但也并不守旧，而且很有改革思想。陈独秀进北大任文科学长，少不了他的举荐之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