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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提倡平民教育，并且不论年龄大小，不分青年老年。很多中壮年人士常去北大听课，也是北大一奇。据梁漱溟回忆，他就知道广东伍庸伯（观淇）、苏北江问渔（恒源）两位当时皆年近四十而天天在北大听课的。伍先生听课达一年之久。江恒源当时还是农商部主事，一面任职，一面听课，最后还拿到了正式毕业的资格。更甚者湖北老革命家张难先先生年近五十，当时也去北大听过课。 电子书 分享网站
8。人人可以自由听讲（2）
蔡元培不仅向社会敞开北大校门，他还主动关注未受过教育的人，使平民百姓甚至处于社会最下层的劳动者也能享受大学教育，为此他还促成创办了北大校役夜班和平民夜校。
当时北大第一宿舍丙字号有一个叫何以庄的青年工友，勤于职守，业余好学，所作文章文理通达，只因家境贫寒无力上学。1918年1月，部分了解情况的学生联名向蔡元培写信反映何以庄好学的情况，并附去何的三篇习作，建议蔡元培量才拔用。蔡元培很重视学生的建议，当即给同学回信说：“推何以庄既文理清通，不可没其所长，已调入文科教务处，任缮写之务，酌增月给，借以励其好学之诚，而欢成诸君之美意。且本校对于校役，本有开设夜班之计画。他日刻期开课，尚须请诸君及其他寄宿舍诸君分门教授，必为诸君所赞成。因何以庄事而及之，并以闻。”
之后，蔡元培亲自筹划校役夜班，从当年3月18日起，连续6天在北大日刊上登出《校长告白》，函告全体同学，招聘教员，希望同学各以所长，分任教科。3月27日，蔡元培又亲自主持召开夜班教员会，议决在景山东街和北河沿两处校舍各设夜班教务处一所，凡本校校役一律入班学习，组成了夜班各门教授会。4月14日，北大校役夜班正式开班。全校工友230多人均身着长衣，胸佩花朵，齐集北大文科第一教室举行开学典礼，蔡元培亲自到会并发表演说。校役夜班开设修身、国文、算术和理科4门必修课，并开英、德、法和世界语作为选修课。教员全部由学生义务担任。康白情、罗家伦还分别担任过国文和理科教授会主任。许多同学热心这项工作，并发动募捐为学员购买书籍。
1920年，在蔡元培的积极赞助下，北大学生会教育股创办了平民夜校，实行男女分校，招收沙滩附近的平民子弟入学。1月18日，平民夜校正式开学，共招收了350个学生。其中男生240人，女生110人；年龄最大的38岁，最小的6岁。在法科礼堂的开学典礼上，蔡元培和陈独秀都发表了演讲。蔡元培热情洋溢地说：“今日为北京大学学生会平民夜校开学日，此事不唯关系重大，也是北京大学准许平民进去的第一日。从前这个地方是不许旁人进去的；现在这个地方人人都可以进去。从前马神庙北京大学挂着一块匾，仿佛一块虎头牌一样，人家见着了的都以为这是学堂重地，不得擅入，把它看作全国高等学府，只有大学学生同教员可以进去，旁人都是不能进去的，这种思想在北京大学附近的人，尤其如此——现在这块匾已经取去了”，“北京大学第一步的改变，便是校役夜班之开办。于是20多年的京师大学堂里面，听差的也可以求学……于是大学中无论何人，都有了受教育的权利。不过单是大学中人有受教育的权利还不够，还要全国人都能享受这种权利才好。所以先从一部分做起，开办这个平民夜校”（见1920年1月24日（《北京大学日刊》）。
蔡元培平民教育的主张和实践，不仅仅出于满足个人理想的目的，更具有改革北大风气的重要意义。北京大学在当时，“就在这有意的改造环境之下，渐渐养成了全校平等的气氛，使得教职员、学生、校工们无形中趋于亲密团结。”蔡元培本人也因此获得师生和全校工友的衷心爱戴。1921年1月，蔡元培的夫人黄仲玉病逝，当时蔡元培正在法国考察教育，国内同仁代为举行追悼会。北大全体工友送去一幅挽联，挽词为：“办学堂实行男女平权，愿天下妇人们共看模范；相夫子鼓吹劳工神圣，凡学校好伙计快来鞠躬。”文字质朴，情真意切。
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国内大学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围墙似乎也越来越高，蔡元培平民教育的思想，离我们也越来越遥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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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临危受命、令北大“起死回生”（1）
五四运动期间，蔡元培先生挺立风口浪尖，纵横搏击，力挽狂澜，后因军阀势力排挤和患病不能及时返校，便公开发电，请蒋梦麟代行校长职务，“嗣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事务请诸君与蒋教授接洽办理。”蒋氏何许人，何以备受蔡长者如此信赖托以校务重任？
蒋梦麟原名蒋梦熊，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1月出生于浙江余姚，6岁入塾，曾就学于绍郡中西学堂、浙江高等学堂等，17岁中秀才，后转入南洋公学。他1908年自费赴美留学，先入加州大学农学院，因鉴于国人素质低下，人才贫乏，故而萌生“我在这里研究如何培养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如何作育人才”的想法。1912年他于加州大学毕业后，便转入以教育学著称的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教育，分别师从杜威和孟禄研究教育哲学和教育学。1917年，他以《中国教育原则的研究》为题的毕业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夏回国，应聘于上海商务印书馆并兼任江苏省教育会理事。1918年蒋梦麟创办《新教育》月刊。再后来，从他接受蔡元培之托进入北大之后，他在该校工作了20余年，其中有17年主持校政，是北大历届校长中任职时间最长、对北大的影响仅次于蔡元培的一位。
蒋梦麟能当上北大校长并在位如此之久，并非事出偶然，这与他的经历和思想能够适应五四以来北大的传统有很大关系。
1919年初，江苏教育会、北大、南京高师、暨南学校及中华职教社联合组建“新教育共进社”，以《新教育》月刊为机关报，蒋梦麟任主编。在此期间，他写了许多文章介绍西方的哲学思潮和教育思想，也阐明了他对中国教育的主张。他提出教育要养成健全个性和人格的个人，反对读书做官；教育的出产品应该是具备这三个条件的人：（1）活泼的个人——体力、脑力、感官、感情得到健全发展的人；（2）能改良社会的个人——能自主、自治，能改良社会、求社会进化的一份子（而不是主人）；（3）能生产的个人——知道劳工神圣、学会科学技能、具有独立生产能力的“劳工”。为此，他建议推行义务教育以促进社会进化，推行职业教育、补习教育以增加经济能力和效率；推行大学及专门教育以养成倡导社会进化、增加经济能力的领袖，推广童子军教育以养成自动自助的能力。在学校教育上必须采取措施、发展个性以养成健全之人格，注意美感教育及体育以养成健全之个人，注重科学以养成真实正当之知识，注重职业陶冶以养成生计之观念，注重公民训练以养成平民政治之精神，为服务国家及社会之基础。他主张取中国文化精华，同时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他认为不讲学术，便没有大教育家出现，无大教育家，便不能解决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因此他还得出了教育必须以高等学术为基础的结论。
蒋梦麟的教育主张，在当时是超前的，也正与蔡元培不谋而合。1919年9月蔡元培进行校政调整，蒋梦麟被聘为北大教育学教授兼总务处总务长，成为蔡的得力助手，出谋划策颇多。1920年10月，蔡元培赴欧美考察，再次委托蒋梦麟代理校务。1923年1月，罗文干“金佛郎案”发，蔡元培又一次愤而辞职出走，还是蒋梦麟代理校长。1925年4月26日，《京报》主笔邵飘萍被杀，蒋梦麟得知自己被列入黑名单，被迫躲入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一住半年，此后转往上海和杭州。他于1927年4月出任第三中山大学（浙江大学）校长，主持浙江大学区教育行政工作；1928年10月继蔡元培任南京政府大学院院长；不久，大学院改教育部，任第一任部长。1930年11月，蒋梦麟因“关于教育方针的问题与政界元老意见不一致”，被迫辞职，年底被国民政府正式任命为北大校长。
1。临危受命、令北大“起死回生”（2）
蒋梦麟任北大校长后，针对北大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因战乱和军阀摧残而规章尽废、图书散失、学术团体荡然无存、教学科研质量下降等混乱状态，积极采取措施，对学校的教学和研究制度进行了恢复和改革，很快使北大又重新走上正轨，恢复了生机。
1931年春，蒋梦麟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