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胡，我看你没病啊！”
“什么我有病？什么时候病过的？”
“你看，护士刚才还在哭鼻子呢，说他们没军长了呢！”刘培善主任说。
16。海上遇险
1949年10月10日，在28军攻打金门失利后，10兵团没放弃攻打金门的想法，仍在积极备战，准备攻取金门。
为了观察了解金门的地形和敌情，胡炳云几次带参谋乘小汽艇前往靠近金门的海面上，观察金门守敌的情况。
一次，在返回时突遇大风，不一会又下起大雨，汽艇开至半途中，水泵发生了故障，抽不上水来，如果继续往前开，汽艇就有爆炸、沉没的危险，在大雨如注、风狂浪急的海面上，汽艇犹如一片树叶随风逐浪飘浮。警卫班的几个年轻战士看到这种情况，有些慌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胡军长说：
“不要慌。”
他赶紧询问船工有无修理的办法，船工告诉说：“在这波涛汹涌的海面上，根本无法修理。”
军长又问：“能不能向水泵里灌水，坚持把汽艇开回去？”
船工回答：“可以试试。”
于是，胡军长立即告诉警卫班几个战士用桶提水不停地往水泵里灌，不一会儿，汽艇又发动起来。就这样，他们边不停地往水泵里灌水，边坚持往回开，终于化险为夷，于傍晚时分回到厦门。
17。与苏联顾问的争执
1955年5月，胡炳云从朝鲜战场调任济南军区参谋长，负责军事训练和战备。
为了锻炼提高团以上军事指挥员组织指挥部队作战的能力，由军区司令部每年下半年组织一次军区机关带1个实兵师的军事演习。演习前后约用一个月的时间，由军区和军两级负责导演、出情况，师团两级指挥员实施指挥，处置情况，演习中组织全区师以上军事干部观摩见习。每次军事演习，苏联军事顾问均参与指导。
1956年冬，济南军区在徐州组织第68军的1个加强步兵师进行演习时，苏联军事顾问也随同前往，在演习中提了一些较好的建议，但在演习结束时，胡炳云却与苏联顾问发生了争执。
争执的问题是是否组织阅兵一事。
按照苏联军队训练的正规要求，部队每次演习结束时要组织阅兵，以鼓士气，壮军威。因此，顾问便要求在演习结束时，一定要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阅兵。但是，胡炳云没同意这个意见，说：“主要是因为没有场地，如要举行阅兵仪式，就要选择一个能容纳万余人及百余辆坦克、大炮的阅兵场地，但在我们演习的区域内没有这么大的空地或荒地以供阅兵之用。”
“组织阅兵，以鼓士气，壮军威。不搞怎么鼓舞士气、壮军威？”
“要阅兵，只有占用老百姓已种上麦子的庄稼地。搞一次阅兵，就要损失群众几十亩地的麦苗，并且被坦克和车辆碾压过的土地对来年种植农作物也有影响。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办每件事情必须以人民的利益为重，况且这次演习搞得比较成功，通过演习提高干部指挥水平及部队实战能力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如有河滩或荒地作为阅兵场，不影响群众的利益，我是赞成阅兵的，但要在老百姓的庄稼地上举行阅兵，我坚决不同意。”
偏偏这时找不到一块河滩或荒地作为阅兵场，因此，一方要搞阅兵，一方不同意，以致胡炳云和这些苏联顾问争执起来，各讲各的理，彼此互不相让。后来，这些顾问看到不管怎么说，胡炳云参谋长都不同意阅兵，于是就上下两头活动，一面鼓动师、团干部要求阅兵，一面又到王新亭政委那里告状，说他思想保守，不尊重顾问的意见，演习搞得虎头蛇尾，缺乏组织部队进行正规化训练的意识。苏联顾问这番活动，致使后来阅兵搞成了，但却压坏了当地群众几十亩地的麦苗，部队一次就赔偿了3万余元。
胡炳云对此事很有意见，说：“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应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过去打仗，我们都把爱惜和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落实在行动上。我们在战争年代能做到为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怕流血牺牲，而在和平时期，我们为什么要以损害群众几十亩地麦苗的代价去搞阅兵呢？花架子，耍把戏，没意思！刘伯承元帅就说过，阅兵这玩意儿是马粪面上光！”
因此，虽然后来搞了阅兵，但他却“想不通”，对苏联顾问执意要搞阅兵也意见很大。“老大哥”苏联顾问也不是好惹的，阅兵结束后，在演习部队团以上干部参加的总结会上，苏联顾问为此事又不点名的批评说：“有人思想保守，固执己见，听不进顾问的正确意见。”
对此，胡炳云更是不服气了，并且还产生了“抵触情绪”，会议结束后，装甲兵部的领导请济南军区领导和苏联顾问吃饭，他没有去。
后来，军区党委开会时，就此事对胡炳云进行了批评，说他不照顾国际关系。胡炳云回答说：
“对此批评，我从组织原则的角度表示服从，但对苏联顾问的教条主义，不切实际的生搬硬套，我仍持反对意见。”
结果，大家也拿着胡参谋长没有办法。
后来大家逐渐认识到，过去我们学习苏联的经验，在某些方面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致使我们的工作受到了一些不应有的损失，这些教训是值得汲取的。苏联顾问奉召回国前，也对他们在某些问题上的教条主义做法有了一些认识。那些顾问临走时，胡炳云请参谋长顾问到家中吃饭，为他送行。饭前，他们一起聊天，苏军顾问说：
“我们到这里来，只是个顾问。在指挥作战和加强军队建设方面，你们中国在毛主席领导下，经过几十年的战争，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工作中，你们的不少意见都是对的，但我们采纳不够，因此发生过一些争执，有过一些误解，但这些都已过去了，现在看来，如果当时我们能够尊重和采纳你们的一些正确意见，那么，我们的关系会更加融洽，我们的工作就会更加卓有成效。”
事后，胡炳云说：“他的这些话说得还是比较中肯、实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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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陈老总救胡炳云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胡炳云正以兰州军区副司令员身份兼任陕西省军区司令员。一天，兰州军区文工团、陕西省军区五一剧团跑到陕西省军区“造反”，省军区机关一些人也跟着起来“响应”。结果，内串外联，向胡炳云发起了难。
胡炳云本来心脏就不好，眼底还出过血，结果，连续几天批斗、检讨，他支持不住，血压升高，犯了心脏病。幸亏秘书王宝书，不顾一切，在批斗会上进行抢救和护理，胡炳云才幸免一死，并且被同意进行治病。
这时医院也乱起来了，医生护士天天忙于“造反”，把病人撂着不管，胡炳云只好在家里治疗休息。但造反派还是没放过他，前来抄家，翻箱倒柜，把胡炳云的家翻了个底朝天。他犯病后，秘书王宝书不怕议论，每天将省军区和省里发生的重大事件向他报告，并且不让群众组织见首长、批斗司令员。一天晚上，趁他去省委机关办事之机，西安军事院校的造反派学生冲了进来，拉起胡炳云就去批斗，并挂了黑牌子。但王宝书获讯后，急忙跑去“营救”，又把胡炳云弄了回来。事后，西安的地方院校，只在胡炳云住地周围的墙上，贴了很多大字报，没再去找胡炳云“批斗”。
但是，西安交通大学造反派并没放过他。一次，一些造反派代表在北京见到陈毅副总理时，列举胡炳云的“罪状”，要求批斗胡炳云。陈老总说：
“这个人我了解，他是个工农干部，作战很勇敢，他对党、对毛主席很忠诚，服从命令听指挥，是个好干部；如果打起仗来，还要用他们这些人。”
交大学生听了陈老总这番话后，就不再写胡炳云的大字报了。
“文革”后，胡炳云担任过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兼陕西军区司令员、陕西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省人大副主任等职务，1981年底正式离休。1996年2月28日凌晨6时，胡炳云在北京逝世，终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