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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们写住房问题，写过很多牢骚和激动，目光开始投向更深的层次，希望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谜。
他们很容易首先注意到乡土。乡土是城市的过去，是民族历史的博物馆。哪怕是农舍的一梁一栋，一檐一桷，都可能有汉魏或唐宋的投影。而城市呢，上海除了一角城隍庙，北京除了一片宫墙，那些林立的高楼，宽阔的沥青路，五彩的霓虹灯，南北一样，多少有点缺乏个性；而且历史短暂，太容易变换。于是，一些表现城市生活的作家，如王安忆、陈建功等等，想写出更多的中国“味”，便常常让笔触越过这表层文化，深入到胡同、里弄、四合院或小阁楼里。有人说这是“写城市里的乡村”。我们不必说这是最好的办法，但我们至少可以指出这是凝集历史和现实、是扩展文化纵深感的手段之一。
更为重要的是，乡土中所凝结的传统文化，更多地属于不规范之列。俚语，野史，传说，笑料，民歌，神怪故事，习惯风俗，性爱方式等等，其中大部分鲜见于经典，不入正宗，更多地显示出生命的自然面貌。它们有时可以被纳入规范，被经典加以肯定。像浙江南戏所经历的过程一样。反过来，有些规范的文化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从经典上消逝而流入乡野，默默潜藏，默默演化。像楚辞中有的风采，现在还闪烁于湘西的穷乡僻壤。这一切，像巨大无比、暖昧不明、炽热翻腾的大地深层，潜伏在地壳之下，承托着地壳——我们的规范文化。在一定的时候，规范的东西总是绝处逢生，依靠对不规范的东西进行批判地吸收，来获得营养，获得更新再生的契机。宋词，元曲，明清小说，都是前鉴。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地壳而是地下的岩浆，更值得作家们注意。
这丝毫不意味着闭关自守，不是反对文化的对外开放，相反，只有找到异己的参照系，吸收和消化异己的因素，才能认清和充实自己。但有一点似应指出，我们读外国文学，多是读翻译作品，而被译的多是外国的经典作品、流行作品或获奖作品，即已入规范的东西。从人家的规范中来寻找自己的规范，模仿翻译作品来建立一个中国的“外国文学流派”，想必前景黯淡。
外国优秀作家与某民族传统文化的复杂联系，我们对此缺乏材料以作描述。但至少可以指出，他们是有脉可承的。比方说，美国的“黑色幽默”与美国人的幽默传统和“牛仔”趣味、与卓别林、马克。吐温、欧。亨利等是否有关呢？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拉美光怪陆离的神话、寓言、传说、占卜迷信等文化现象是否有关呢？萨特、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小说和哲理戏剧，与欧洲大陆的思辨传统，甚至与旧时的经院哲学是否有关呢？日本的川端康成“新感觉派”，与佛教禅宗文化，与东方士大夫的闲适虚净传统是否有关呢？希腊诗人埃利蒂斯与希腊神话传说遗产的联系就更明显了。他的《俊杰》组诗甚至直接采用了拜占庭举行圣餐的形式，散文与韵文交替使用，参与了从荷马到当代整个希腊诗歌传统的创造。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例子来自艺术界。小说《月亮和六便士》中写了一个画家，属现代派，但他真诚地推崇提香等古典派画家，很少提及现代派的同志。他后来逃离了繁华都市，到土著野民所在的丛林里，长年隐没，含辛茹苦，最终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现代艺术的支点，创造了杰作。这就是后来横空出世的高更。
“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向外国学习，学西洋的，东洋的，俄国和苏联的；也曾向外国关门，夜郎自大地把一切洋货都封禁焚烧。结果带来民族文化的毁灭，还有民族自信心的低落——且看现在从外汇券到外国的香水，都在某些人那里成了时髦。但在这种彻底的清算和批判之中，萎缩和毁灭之中，中国文化也就能涅（般木）再生了。西方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对东方文明寄予厚望。他认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已经衰落，而古老沉睡着的东方文明，可能在外来文明的“挑战”之下，隐退后而得“复出”，光照整个地球。我们暂时不必追究汤氏的话是真知还是臆测，有意味的是，西方很多学者都抱有类似的观念。科学界的笛卡尔、莱布尼兹、爱因斯坦、海森堡等，文学界的托尔斯泰、萨特、博尔赫斯等，都极有兴趣于东方文化。传说张大千去找毕加索学画，毕加索也说：你到巴黎来做什么？巴黎有什么艺术？在你们东方，在非洲，才会有艺术。……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巧合吗？在这些人注视着的长江、黄河两岸，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
这里正在出现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建设，在向西方“拿来”一切我们可用的科学和技术等等，正在走向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但阴阳相生，得失相成，新旧相因。万端变化中，中国还是中国，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在民族的深层精神和文化物质方面，我们有民族的自我。我们的责任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这种自我。
这是我们的安慰和希望。
在前不久一次座谈会上，我遇到了《棋王》的作者阿城，发现他对中国的民俗、字画、医道诸方面都颇有知识。他在会上谈了对苗族服装的精辟见解，最后说：“一个民族自己的过去，是很容易被忘记的，也是不那么容易被忘记的。”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大家都沉默了，我也沉默了。
1985。1
（选自1996年10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之韩少功随笔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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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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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的作品
韩少功
那一次艰难的夜行，山路泥泞，冷雨瓢泼，简直让人觉得已经在地狱里死过一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夜行也许会在回忆中逐渐变得轻松、有趣、回味无穷、甚至成为自我夸耀的资本。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一位混上了官职的庸才，到任之时让人们惊讶和刺眼。但只要他把这个官一直当下去，若干年以后就可能让人们心平气和，一旦责令他去职，有些人甚至反而会不习惯，甚至会为坐到台下去的他感到委屈。在这一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
同一次夜行，在数年前与数年后，已经味道大异；同一个庸官，在数年前和数年后，也已经是印象迥别。时间就是这样一个魔术师。它可以使苦难变得甘甜，可以使荒唐变成正常。它还可以抚平伤痕，溶化仇恨，磨损心志，销蚀良知，甚至使真实消失无痕，使幻象坚如磐石。在这种情况下，历史是可靠的吗？公正的吗？以为善行都得善报而恶行都得恶报，这一套公平交易足尺实秤的市井规则，与一笔历史的糊涂账有什么关系？
我们总是在时间里，一切所为也总是被时间之手操控。欲速不达，事缓则圆，是指办事切忌求快。兵贵神速，夜长梦多，则是指办事务必求快。这都是对人类活动的各种不同时间变量的描述，出自人们杂乱无章毫无定规的时间经验。于是，“时机成熟”便成为一句谶言密咒似的日常用语，常常焦聚着人们决策时的全部直觉和全部思虑。“时”与“机”，一是时间，二是机缘。如果说机缘是可以观察、可以分析、可以把握、可以创造的各种具体条件，那么时间则常常承担着无可捉摸的神秘命运，或者说是实现着人们无法穷知的无限因果之网对我们的暗中规定。
事情就是这样：处于特定的时机，正义可能遭到践踏，谣言可能奉为真理，诚实可能遭到唾弃，恶俗可能蔚为时尚，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切好心人在这个时候只能接受自己虚弱无能和四处碰壁的“生不逢时”。但同样是因为特定的时机，不可一世的强权转眼间不攻自溃，众口一辞的欺骗转眼间云散烟消，多少显赫逼人的风云人物不知不觉就成了垃圾，而多少智慧不凡的忠告穿过历史的岩层重新被人们聆听。种种时间的作品实属奇迹。考虑到这一点，一切在逆境中的好心人其实无须气馁。如果说，他们以善抗恶常常没有什么现实优势的话，那么他们至少还可寄望于一个最后亦即最大的优势：时间。日久见人心者，日久得人心也。他们必须明白，不仅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者需要“持久战”，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事业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持久战”的事业，从来都需要以时间积累作为制胜的筹码。
在这个层面上来说，历史又是可靠的和公正的。因为各种对历史的扭曲和误读无论怎样有效，但总是面临着一定的极限，即难以完全失真和永远失真的极限。瓦釜雷鸣或指鹿为马，往往只能得逞于一地一时。一切超过失真极限的历史虚构，特别是有悖于大多数人正当利益目标的历史虚构，往往经不起时间的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