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的《渔父》诗中有“举世皆浊我独精，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名句，对醒字注入了明亮的光彩。
马桥人不是这样看的。恰恰相反，马桥人已经习惯了用缩鼻纠嘴的鄙弃表情，来使用这个字，指示一切愚行。“醒”是蠢意思。“醒子”当然就是指蠢货。这种习惯是不是从他们的先人遭遇屈原的时候开始？
约公元前278年，醒的屈原，自认为醒的屈原，不堪无边无际的举世昏醉，决意以身殉道，以死抗恶，投水自毙于汩罗江，也就是罗江的下游——现在那里叫作楚塘乡。他是受贬放逐而来的。他所忠诚报效的楚国，当时“群臣相护以功，诌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引自《战国策》），是容不下他的。他回望郢都，长歌当哭，壮志难酬，悲慨问天。如果他不能救助这个世界的话，他至少可以拒绝这个世界。如果他不能容忍四周的叛卖和虚伪，他至少可以闭上眼睛。于是他最终选择了江底的暗寂，在那里安顿自己苦楚的心。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流放路线经辰阳、淑浦等地，最后沿湘江绕达罗地。其实，这是～个边国贬臣最不应该到达的地方。罗人曾经被强大的楚国无情地驱杀，先一步流落到这里。当楚人被更强大的秦国所驱杀时，屈原几乎循着同样的路线，随后也飘泊而至。历史在重演，只是已经换了角色。同泊异乡沦落，思怨复何言？
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国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罗江之岸时，见到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似曾相识的语音。身历似曾相识的民风乡俗———这侥幸逃脱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难想象，当屈辱而贫弱的罗人面对侵略国的前任大臣，默默无言地迎上来，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终于援以一箪一瓢之时，大臣的双手是否有过颤抖？
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切，疏漏了这一切。
我突然觉得，屈原选择这里作为长眠之地，很可能有我们尚未知晓的复杂原因。
罗地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他透看兴衰分合的荒诞。罗地是一剂猛药，可以让他大泻朝臣内心的矜持。江上冷冷的涛声，抽打着他的记忆，不仅仅是在拷问他对楚国的怨，也在拷问他对楚国的忠贞，拷问他一直自我珍视并且毕生为之奋斗的信念。此时的他，并非第一次受贬，应该具有对付落泊的足够经验和心理承受能力。他已经长旅蛮地日久，对流放途中的饥寒劳顿也应该习以为常不难担当。他终于在泪罗江边消逝，留下空空的江岸，一定是他的精神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动摇，使他对生命之外更大的生命感到惊惧，对历史之外更大的历史感到无可解脱的迷惘，只能一脚踩空。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得到更为明亮刺目的——醒？
他还能在别的什么地方更能理解自己一直珍视的——醒？
这是一种揣测。
屈原在罗地的时候，散发赤足，被戴花草，饮露餐菊，呼风唤雨，与日月对话，与虫鸟同眠，想必是已经神智失常。他是醒了（他自己以及后来《辞源》之类的看法），也确确实实是醒了（马桥人的看法）。
他以自己的临江一跃，沟通了醒字的两种含义：愚昧和明智，地狱和天堂，形而下的此刻和形而上的恒久。
罗人不大能理解楚臣的忠贞，但他们似乎谅解了已经败落的敌手，对屈原同样给予了同样的悲怜——这就是后来每年五月初五划龙船的传统。他们抛下粽子，希望鱼虾不要吃屈原的尸骨。他们大锣大鼓的喧闹，希望唤醒沉睡江底的诗人。他们一遍遍声嘶力竭地招魂，喊得男女老幼青筋直暴，眼球圆睁，嗓门嘶哑，大汗淋漓。
他们接天的声浪完全淹盖了对楚营的万世深仇，只为了救活一个人，一个陌生的诗人。
这种习俗，最早见于南朝时梁人宗懔所著的《荆楚岁时记》。这以前并无端午纪念屈原的说法。事实上，划龙船是南方早就常见的祀神仪式，与屈原并没有可以确证的关系。把两者联系起来，很可能是文人对历史的杜撰和幻想，为了屈原，也是为了自己。越来越隆重的追祭意味着：如果终究有一种永久的辉煌可以作为回报，作为许诺，那么文明的殉道者是否多一点安全和欣慰？
屈原没有看到辉煌，也不是任何一位屈原都能收入辉煌。相反，马桥人对“醒”
字的理解和运用，隐藏着另一种视角，隐藏着先人们对强国政治和异质文化的冷眼，隐藏着不同历史定位之间的必然歧义。以“醒”字代用“愚”字和“蠢”字，是罗地人独特历史和思维的一脉化石。
甜
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鱼吃肉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
这样，外人很难了解，是他们的味觉的粗糙，造成了味觉词汇的缺乏？还是味觉词汇的缺乏，反过来使他们的舌头丧失了区分辨别能力？在饮食文化颇为发达的中国，这种情况珠为少见。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差不多只有一个“糖”字。糖果是“糖”，饼干也是“糖”，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糖”。他们在长乐街第一次见到冰棒的时候，还是叫“糖”。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本地土产还是各有其名的，比如“糍粑”和“米糕”。“糖”的笼统，只限于一切西式的、现代的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知青们从街上买回的明明是饼干，被他们叫作“糖”，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顺耳，不习惯。
也许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
很多年以后，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比如对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胡椒味也好，辣椒味也好芥末味也好，大蒜味也好，一律满头大汗，“hot（热味）”一下完事。我窃窃地想，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我不会笑话他们，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村，顾不上洗手洗脸（满身全是泥巴），顾不上拍打蚊子（它们正在密密地扑向我），只是一口气吞下了五钵饭（每一钵据说是半斤米），吞完了还不知道刚才吃了些什么，是什么味道。在这个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唯一的感觉是腹中的肠胃在剧烈蠕动，一切上等人关于味觉的词，那些精细的、丰繁的、准确的废话，对于我有什么意义？
一个“甜”字，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只要细心体察一下，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辨别西欧人、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辨别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挪威人、法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洞符号，很多中国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服装、语言、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中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因此，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人爱用“甜”字。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定统当然十分可笑。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共党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一关共党分子的自我禁欲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反共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反共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作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一拍屁股卷款逃港。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岛评出一次超级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让使馆官员感到困惑，他皱着眉头说，她也许骗了钱，也许骗得很笨，但这是不是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费力地打着手势。
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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