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A笑着说:“上当了吧?”
燕也笑了:“上当,上当,但是上了一次当就不再上第二次了,以后我们就吸取教训了,不指望别人,尤其不指望亲戚,干什么都不指望别人,什么都靠自己。”
妈妈B说:“好多人家都有这个经历,父母好的也不少,我有一个朋友,她的父母就很帮忙,她生两个孩子,她的父母都过来帮忙,一直给照顾到孩子上学,帮她们夫妻两个完成了学业。”
燕说:“人家命好,有父母帮忙。我们可不敢指望。”
妈妈A说:“我妈妈就很好呀,我第一个孩子就是妈妈给带的,带到两岁呢!不然我哪里能念完硕士呢!”
燕说:“好的父母有,我们没有运气碰上,帮忙的没有,要钱的有。”
我笑着打趣燕:“一上<;痛说革命家史>;这一课,你怎么变成日本鬼子了?” 我说完这句话,在座的除了从台湾和菲律宾来的两个太太,其余的人都笑了,大家都是快四十岁的人了,都出生在那个时代,对*时期流行的样板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虽多年不听,但一经提起,立马回忆起来,也就立马明白了,什么是<;痛说革命家史>;,什么是日本鬼子,同志们都很能拎得清。
妈妈C说:“你这还算好的,跟你要得不多,我们邻居李太太的婆婆那才叫够Tough(厉害) 呢!小李养孩子的时候,她先生还在读书,两口子是吃奖学金的,住在学校附近的Apartment(公寓)里面,也就是一个Bedroom(卧室)的房子,小李产前因为胎位不正,医生说有剖腹产的可能,她先生上学那么紧张,肯定照顾不过来,就跟她婆婆商量,请她来照顾小李做月子,她婆婆那时才五十多岁,刚退休身体结实,又是南方人,很能干的。征求意见的时候,婆婆没意见,挺爽快的就来了。结果呢?月子照顾得真好,老太太能干呀,又干净有刷刮,把大人孩子都料理得妥妥当当,小李心里觉得挺满意的,他先生也挺开心的,觉得挺幸福的。可是,幸福没多久,一个月过去了,老太太讲话了,说我照顾你这么久,不能白照顾,你们美国人讲究公平交易,你也得给我一个公平,你看,老太太Tough吧,说得头头是道,不知道是不是跟电视学的,老太太说,这样吧,你们付给我两万块钱吧!”
听到这里大家都“啊” 起来,“要两万块呀,人民币还是美元?” 有人问。
“当然是要(读刀)了,” 燕答,“国内的人哪里有要人民币的,都是开口要呀。”
“狮子大开口了吧!” 妈妈A快人快语。
“留学生哎,哪里会有那么多(读刀)?” 台湾太太脸上露出非常不理解的神情。
妈妈C说:“一点不带吹牛的,真的要两万呢!”
菲律宾太太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一个劲儿地摇头。
燕脸上露出很不理解的神情:“有没有搞错呀!都是学生呀,哪里来的两万?”
“抢银行去可以了!” 妈妈B插嘴。
“所以说呀,小李被搞傻了,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婆婆呢,”妈妈C继续诉说,“想想心里抹不平,想想心里窝火,说别人不理解,你们做父母的还不知情?我们穷留学生哪里有两万的存款呢,如果是冲着要钱来的,你早说呀,我们就不请你来照顾月子了,你这照顾月子的价格比专业美国护士还要高许多倍呀!”
“后来呢?” 我问。
“小李他们夫妻拿不出那么多钱呀,是不是?”妈妈C说,“婆婆自然不开心啦,想法落空了,自然就没有好脸色了,天天摔摔打打,骂骂咧咧的,小李的丈夫不敢说什么,怕妈妈呀,就天天早上躲出去,晚上晚晚地回来,剩下小李一个人面对这个僵局,真把小李搞惨了,后来好说歹说,赶快把婆婆请走了,这才摆脱了这场恶梦,经过这次事情,小李就得了产后忧郁症,差点儿给搞成神经病,刚生孩子的女人受不得刺激的。”
妈妈A说:“还是谁也不指望的好,自己有能力就自己做,自己没有能力就不要给自己增加负担,这样也少惹气。”
我说:“在国内的时候时常听到人家讲,说出了国的人都怎么的不讲人情味,好象都是做父母的如何疼爱儿女,做儿女的却不孝顺父母等等,到了这里听到的,倒是做父母的不体谅儿女的例子多一些,其实,单从一个角度看问题,评论问题是很不客观的。”
妈妈A说:“前些日子我给一个在外州的同学打电话,我们是大学同学,关系不错,所以就无话不谈,她出来也几年了,老公是读物理的,还没毕业呢,孩子是上小学了,也不需要老人照看,但是老家的父母想出来玩呀,夫妻俩就给父母寄了飞机票,让他们来探亲,平时父母没来的时候,他们就住One Bedroom的房子,父母来了就换了一个Two Bedroom的房子,父母来了以后又带着到处玩玩,开销一下子增加不少,没别的办法,只好去餐馆打工呀!结果你们猜怎么着?”
燕一听她发问就忍不住了:“哎哟!你怎么学会卖关子了,别问,快讲!”
燕和妈妈A两人的逗趣引得大家都笑起来,纷纷催促妈妈A继续讲。
妈妈A说:“好玩呢!我同学的父母不知道怎么搞的,竟然搞起劫福济贫的活动来了。”
对劫福济贫这个词,菲律宾妈妈有些似懂非懂:“什么叫劫福济贫啊?在这里怎么搞呀?”
台湾来的妈妈是个很有中文底子的,就义不容辞地给她解释:“这劫福济贫啊,意思就是打劫福人去救济穷人。”
菲律宾妈妈好象明白了:“噢!” 转头对妈妈A说,“是不是把你的同学当富人给打劫了?”
“一点不错!”妈妈A说,“老两口发话了,说你的弟弟要结婚了,你这个做姐姐的还不给他出个一万块?你的表哥下岗了,你最好给他寄些钱支援支援;你的堂姐的小孩要上重点高中,要交赞助费,你支援一千刀不多吧;你的大姨妈要买房子你要帮忙,不要多,也给她寄个一千刀吧;一口气报了七八个需要赞助的,把我的同学都气笑了,跟她父母说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了,当冤大头吗?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好象我们这里住公寓吃饭都是美国人白给似的,都不要钱,没看到我们家的生活状况吗?你们来一趟几乎花掉我们这些年所有的积蓄,我不打工大家就没有饭吃,住的公寓条件虽然很好,但是如果你交不上房租你就得滚蛋,因为手头紧没钱我连医疗保险都不敢买,所以连病都不敢生,有病就自己吃药扛着,全仗着年轻撑着呢!这样的情况下你们还在这里扳着不疼的牙做人情呀,你们究竟是怎么想的?”
燕说:“怎么想的?还不是虚荣心作怪,有些父母就这样,老是充当钦差大臣,搞均贫富那一套,拿一个儿女的钱和东西去贴另外的儿女,其实,大家成年以后经济都独立了,做父母的根本没有权力再干涉儿女的生活,当儿女的家,做儿女的主,你要做人情拿你自己的钱做,没意见,不要拆了东墙补西墙,而且把亲情和金钱搅在一起,什么都变了味道!这一点老外的父母就不这样,该谁的责任和义务就谁的责任和义务,分得很清,绝对不胡子眉毛一把抓,表面上看人家好象很生份,一个大家庭出去吃个饭还各人支付各人的,其实人家很对,不象我们中国家庭,看起来好象很热闹美满,其实处处是矛盾和不合理,拿了老大的贴了老三的,拿了老四的给了老二,老大老四能开心吗?”
燕的总结似乎很有人生哲理,说得大家一个劲儿地点头。
妈妈C说:“是啊,上次克林顿到中国访问,我看过一个报道,说是克林顿带着老婆女儿和岳母一起到上海豫园吃饭,饭后,克林顿支付了他们一家三口的餐费,他岳母自己支付自己的餐费,人家总统都这么做,很自然的,要在我们国内还不给老岳母骂死,立马捣鼓女儿跟他离婚!”
大家一阵笑声,气氛变得轻松起来。
燕接着说:“话说回来,如果大家日子过得确实富裕,支援一些穷困亲友也是很自然的,问题在于这些来留学的,本来自己就够困难的,说不好听的,是吃了上顿不知道下顿在哪里,今年有奖学金明年就不知道有没有,不预备一些钱,到时候没钱交学费哭都来不及,又是在外国,碰个小病小灾的要上医院,到时候要钱怎么办?这些问题,那些做父母的也不知道考虑过没有?”
妈妈A说:“考虑也是曾经考虑过的,但是一遇到我们中国人要命的面子和要命的虚荣心,考虑的理性都烟消云散了,就都变得不讲道理了。”
听着她们的谈论我想起了出国以前国内曾经掀起的亲情热潮,曾经有那么一段时间,所有的文艺节目似乎一夜之间都发现了亲情这个选题,一窝风地搞创作,而所有的观点又表现得惊人地相似和煽情,纷纷挖掘出古代中国人崇尚的、曾经被现代中国人多年探讨过的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等价值标准,大力宣传某些观点,不知道是现在中国人太缺乏正确的价值取向,还是现在中国人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价值标准,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和灌输里,我隐约感觉到背离了本质和朴实的做秀,加上很多伪善和矫情,不由得有些臆怪。
我是那种崇尚朴素的人,对任何违法朴素原则,按照表演理论的说法叫“戏过”的东西,按照我们南京人说法叫“做”(读第一声)的东西都有本能的反感,当我从媒体的宣传方向感到这种东西的时候,我一次又一次地起了鸡皮大包。
不知道那一类搞创作的人是如何炮制的,反正,在我看过无数描写海外留学生的文章里和节目里,无不清楚地表达那样一些信息:要么就是这个被描述的海外学子是如何地孝顺,给家里大把钞票,于是一片歌舞声平,也就你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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