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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4年亚洲足球杯中，观众激烈喊出的反日口号以及赛后治安不稳的状况，确实令人感到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和从众性的民族主义情绪。2005年4月，在中日关系因历史和领土等问题而受到影响的情况下，中国各地发生了多起反日游行，日本大使馆、总领事馆遭到冲击，日本企业和侨民等也受到了一定影响。反日游行对正在对华展开生意的外国企业来说也成为不安的因素。据2005年5月12日《朝日新闻》报道，在游行后紧接着举行的调查中，大约1/3的日本企业回答将延期在华商业计划。包含破坏活动在内的偏激行为和抵制日货等狭隘的民族主义行为的爆发，损害了尊重国际社会规则或秩序的中国的国家形象。
中国作为东亚的重要国家，是能为新的地区秩序发挥决定性力量的“负责任的大国”，有必要避免这种纠缠于过去、不利于面向未来的态势。中国国家主席###提倡“展望未来，掌握大局”，抑制国内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无论对发展良好的对外关系，还是对维持稳定的国内秩序都极为重要。不过，信息化与市场经济促进了社会更加开放和流动化，管制和引导国内舆论也变得越来越困难。
说“日本人应该更多地考虑中国人的感情”这句话没错，但从现实的角度看，如果中国的反日动态影响了日本人对中国的感情，部分排外、反华的活动家或言论家对整个舆论就会发挥更大的作用，狭隘的民族主义也将高涨。如果中日双方的民族主义陷入恶性循环，进一步影响舆论，对两国来说都是不幸的。正如1995年村山首相号召的“排除自以为是的民族主义”，“推广和平的理念和民主主义”一样，两国需要从保障中日关系和平共存、长期稳定、共同繁荣的角度出发，抛开狭隘的民族主义，努力构建面向未来的关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为改善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付出努力。
每当两国之间的历史、主权等纠纷浮到水面上来的时候，激进的民族主义就会把双方的国民感情往利己的、排外的方向煽动，使政府之间冷静处理问题的努力变得困难。
国家之间涉及渔业资源和海底的矿产、能源等的争端，经常成为牵涉东亚地区的主权或领土问题。一旦这些争端爆发，国家关系必然高度紧张起来。东亚各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往往不把民族主义的高涨当做问题，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狭隘的国民感情冲突正在损害着国家之间的关系，甚至影响着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主权或领土纠纷变得日益明显后，通过媒体或网上论坛等平台，国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被煽动起来，常常陷入“要么赢要么输”的零和博弈心态，政府从国内政治需求出发，就很难在外交上达成妥协。因此，东亚各国需要理性对待充满风险的民族主义。如何防止和抑制关于主权或领土纠纷的潜在对立或紧张“表面化”？万一问题已经“表面化”，如何冷静对待？这些都是东亚各国政府必须理性思考的问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日本应该如何与中国打交道（4）
外交谈判平常通过互相让步、合理分配利益，才能达成共识。而这些共识的取得，往往会招来国内的不满和批判。但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在涉及长远的安全与繁荣的国家利益面前，应当顶住国内的压力，坚持追求国家利益。
中日两国政府共同努力结出的果实，就是2008年6月在东海进行合作上达成的协议。中日两国在边界问题解决之前的过渡期间，以不损害双方的法律立场而进行合作，是以一个现实而明智的方式达成的协议。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把东海变成“和平、合作、友好”之海，关系到两国能否选择双赢的方式，从此抛弃零和博弈的斗争。这个协议从推进两国“战略互惠关系”的角度看，确实是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3）经济上的“双赢”
“冷战结束后取得胜利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日本似乎确实拥有过被如此评价的经济实力，但日本经历泡沫崩溃后，经济陷入了衰退，国民的自信也随之消失。而其背后，邻国中国迅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在中国无论是形象上还是实质上都日益强大的情况下，日本人感到焦虑或不安也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对崛起中的中国的认识，将关系到今后对中日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国民感情以及未来东亚秩序的构想。
中国是具有两张名片的国家。一张正面是：经过改革开放，从世界各国吸收投资的过程中，取得惊人的经济发展成就，变成世界的工厂兼市场的“经济大国”。反面是：拥有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相当于美国的国土面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大国”。
而另一张的正面是：人均GDP依然很低，拥有广袤落后的农村，能源和生态环境等正在恶化的“发展中国家”。反面是：面临腐败、贫富差距等“社会矛盾”的国家。
毋庸置疑，两张名片都是属于中国的。不过，日本人对华认识却往往简单地倾向于其中的一方面，结果乐观派与悲观派交锋，胜败难分。很少有人能够从客观和大局的角度认识中国，平衡地分析并评价中国。
中国拥有众多的人口和丰富的资源，教育和医疗的普及水平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有绵长的海岸线，成为与有活力国家联系的纽带。只要政治稳定、政策正确，中国经济一定能够取得长足发展，因为它确实拥有发展的条件。1978年以来，中国重视政治的稳定，推进经济改革开放的正确政策，结果取得了高水平的经济可持续发展，正在牵引世界经济的发展，这一点都不奇怪。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崛起，是否意味着近邻的贫困化或某种“零和博弈”？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中国经济的出口产业，大部分由附加价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完成。对于以技术集约型企业占有产业核心位置的日本来说，中国不是威胁，相反日本和中国的经济是互补性的。
中国至今已经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口国，但中国的对日出口增加并不造成威胁，在两国处于互补型关系的情况下，中方的出口量增加将促进日方在工业机械、零部件、原材料等领域的对华出口。
另外，即使是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也有复杂的背景。第一，在华日本企业或合并企业生产的产品不少；第二，使用日本或第三国（例如东盟各国）生产的零部件的制造很多；第三，考虑到日本企业倾向于研究开发、海外市场开拓、品牌战略、后续服务等附加价值高的知识、信息集约型的业务，这意味着两国之间的竞争关系就更小了。
当然，日本通过技术革新和价值创造，必须坚持不懈地把波浪线往右推动下去，否则两条波浪线之间重叠的部分将不断增加，两国经济互补关系也将逐步变成竞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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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走向何方？（1）
冷战的终结、“9？11事件”、全球化以及信息化等，给国际社会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世界日益需要实现和平与繁荣的新的智慧和方法。难民问题、民族纷争、恐怖主义等问题，正在“威胁”着国家利益和势力均衡等概念。国际组织、跨国企业、非政府组织、恐怖组织、民族分裂主义集团等“非国家行为体”，对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繁荣产生着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国家利益相对比，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化的大趋势，今后将持续一段时间。可是，这并不意味着，“非国家行为体”能够代替国家的作用。在世界流动化、陷入混知己的状况下，为确保国民的安全和安心，实现经济繁荣，国家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问题在于，国家（政府）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能否充分发挥应有的“治理”（governance）功能？什么是国家利益？为实现国家利益，政策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手段有效合理吗？每一个国家都需要动员全民思考，回答这些问题。
日本正站在重要的“十字路口”，经济结构改革或修改宪法争论就是“十字路口”的象征。日本能否选择正确的道路？经济和社会能否重新恢复辉煌？关键取决于政治。再次回顾战前和战后的历史，重新沿着认识和平、繁荣走下来的战后路线何等深刻的基础上，在变革成为大趋势的世界潮流中，如何实现和平与繁荣？这才是政治的最大课题。政治家发挥领导作用，构想长期的国家战略，团结国民，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那么如何产生如此具有领导能力的领袖呢？重要的是，每一个国民参与政治的自觉和冷静的国家利益论争。国家利益论争绝不仅仅停留在外交层面上。外交和内政日益一体化，它们也在左右由军事、经济、文化等组成的综合国力。日本的国家贷款正在增加，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的进程造成劳动力不足，医疗和福利成本也在上涨。犯罪事故增多，社会的安全和信心受到损害，守法精神或伦理观逐步丧失，学校、单位等学习、工作环境恶化等，正在普遍引起争论。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地方的衰退也是个大问题。综上所述，日本正处于战后最困难的时期，这是毫不怀疑的事实。
在这种局势下，日本每一个国民都要正视，思考日本所面临的问题，比如国家和社会的任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公私间的关系、城市和农村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教育模式、劳动的意义等，因为这些话题都关系到国家与国民的安全与繁荣，也就是国家利益。日本的综合国力正在下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变化。简单依靠传统的安全保障或经济政策是不够的。日本需要的是正确认识世界形势的变化，拓展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