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种立场被称为“现实主义”，认为战后日本的外交过于关注国际协调，而忽略了国家利益，所以主张对内对外都应积极谋求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一立场通过“安慰”国民在内外形势变化中感到的不满或不安，获得了一定的支持。虽然“追求国家利益”从现实主义的角度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有些民众或媒体会趋于盲目主张本国的利益，而忽视甚至无视他国的利益，因此一味地采取“现实主义”的做法未必符合当今国际社会的大趋势。
第三种立场介于第一种与第二种之间，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或者“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即中文所说的“调和派”或“折中主义”。这一立场本着全球化、经济相互依存等国际环境的变化，超越狭隘封闭的国家利益，而追求能够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相协调的开放性的国家利益，即“国际利益”，其外交手段必然成为“国际协调战略”。不过，这一立场在日本国内往往被批判为“软弱”或“随大流”。实现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首相吉田茂曾经在国会上说：
作为外交的基调，我们一定要努力去伸张日本的国家利益，但其利益必须得符合世界共同的利益。换句话说，倘若日本采取与世界的繁荣、和平相悖的政策，它最终将不利于日本的繁荣与和平。日本的外交政策应该与世界的主流相协调，同时保持日本的自主性，尽量与世界其他国家协调发展。
在我看来，吉田首相与其说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者”，还不如说是正视日本与国际社会现实的“实用主义者”。他吸取过去的历史教训，客观地观察当时的国际形势与日本所处的状况，从此把日本外交的走向寄托于国际协调。
其实，即使是否定国家利益的理想主义者，也应该把追求国家利益当做前提，否则无法界定真正的“国际利益”。而“第三种立场”恰恰把目标定位在如何协调本国利益与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利益上，在这点上，它与第一种和第二种立场存在本质的差异。2000 年1月，在《21世纪日本的构想》论坛第一小组提交给当时的首相小渊惠三的报告中，就提倡了“开放的国家利益”（enlightened selfinterest）：
不增进国民利益的对外政策在日本国内不可能持久，而盲目地单方面追求本国利益的对外政策在国际上也不能持久。重要点在于追求“开放的国家利益”。这是站在与他国相互尊重彼此利益的高度，通过加强与他国的友好关系来改善国际环境，长期、间接地满足本国需求的外交战略。日本需要的不是追求“零和博弈”的僵硬方式，而是通过维护并加强国际经济体系或国际秩序，努力改善欠发达国家的发展、促进与其他各国合作解决全球规模的问题等，有利于增加国际公共财富的途径，与他国共同分享利益的方式。
在了解了日本国内有关国家利益的三种不同立场后，我们来进一步讨论一下，日本究竟该采取什么样的国家利益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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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1）
第二章 日本的国家利益与外交
三、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
下面我将梳理、分析日本在战前和战后分别是如何讨论国家利益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日本政府历任首相在战前帝国议会和战后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施政方针演说的内容一般涉及内政与外交，讨论每一个政权重视、并在国内引起广泛关注的问题，表明当时政治家的基本认识与基本对策。从客观性（“国会”这一公共场所的公示发言）、可信性（作为记录保存的公示文件）、可靠性（自国会开设以来，所有首相以同样的形式，在同样的条件下进行的演说作为资料持续地保管）的角度来说，这是帮助我们“追踪”日本战前、战后政府的正式立场与见解的有效的公开资料。当然，战前，尤其是政党政治遭到危机的“5？15事件”关于“5？15事件”，发生在1932年（昭和七年）5月15日，以日本海军青年军官古贺清志中尉为首，包括陆军士官学校学生及右翼团体在内的“过激派”袭击了首相官邸、警察厅和日本银行，枪杀了当时的首相犬养毅。此恶劣行径进一步暴露出当时日本政党政治无力，军部势力急剧上升的态势。——编者注
（1932年）以后，军事部门失控，议会流于形式化，演说也相应地脱离了国际形势的现实，内容则变成了自以为是的状态。虽然如此，但对于研究当时的政治状况与国家利益而言，施政方针演说仍不失为有用的资料。
关于战前，我将例举从第一届帝国议会（1890年）山县有朋首相的演说一直到第八十七届帝国议会（1945年）铃木贯太郎首相的演说（总共79次），把焦点放在其中的对外政策上来讨论。
关于战后，我将举国会吉田茂首相（1950年）至福田康夫首相（2008年），每年举行一次的施政方针演说（总共59次），同样把焦点放在其中的对外政策上，并抽出演说中对国际形势的认识与外交的基本方针，对安全与繁荣这两个国家利益的基本要素的内容进行整理。除了首相演说以外，我也会参考战后历任外相的外交演说以及日本外务省每年发表的《外交蓝皮书》。
（1）战前：最终“失控”的国家利益外交
国家的独立与条约的修正
对于明治新政府来说，国家利益首先意味着应对西方列强的威胁，维护并保持日本的独立。在第一届帝国议会（1890年）上，山县有朋首相表明“维持国家的独立”是“最紧要”的，而为了确保国家独立，通过实行近代化增强综合国力的改革是不可或缺的。而后，明治新政府的领导人们通过考察欧美国家，迫切感到日本制度的不完善和综合国力的落后，并且认识到尽快实现西方式近代化的必要性。“富国强兵”由此成为日本迈向确保“国家的独立”这一国家利益的基本政策。
同时，为了实现作为近代国家的“独立”，对当年的日本来说，“条约修正”是当务之急。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与欧美国家缔结的修好通商条约（安政的五国条约）是承认领事裁判权，却不拥有关税自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其修正则成为明治新政府必须优先处理的外交课题。关于条约修正，松方正义首相曾经表示了明治新政府对此课题的觉悟，“政府在20余年来一天都没有搁置，坚持不懈地实现了条约的修正。我们重视国家的权利和利益，会不惜一切地追求这个目标”（1891年）。随后，“举国从事此事几乎30年”，终于实现废除治外法权。山县首相表示，通过修正不平等条约，日本“进一步实现了国家的利益”（1899年）。可见，明治新政府深刻认识到，不平等条约确实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并把条约修正作为“最应该重视的重大任务”。 txt小说上传分享
战前、战后日本的国家利益（2）
国家的安全与“利益线”
明治时代日本的安全战略，主要集中于山县首相提出的所谓“外交政略论”中“主权线”（国境线）的防卫与设定，以及在其外侧的“利益线”（势力圈）的防卫。“利益线”的概念是1888年山县对欧洲进行外交访问时，从维也纳大学的斯坦教授那里获得的。斯坦教授把宪法、行政学等讲解给伊藤博文，也把国家学讲解给陆奥宗光。不过，那些讲解当中的核心思想是，以二元化的方式掌控国家与社会，不依靠市民的主体性，而依靠国家的权威性来解决社会各阶级中的利益冲突，即“国家”克服“社会”的行政国家学。山县在1890年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表述说，在列强之间维持国家的独立，仅“守护主权线”并不充分，还“必须保护利益线”。明治新政府面对凭借强大军事力量维护国家利益的欧美帝国主义的威胁，对国家主权抱有深刻的危机感，于是就试图采用欧洲新兴国家——德国的安全保障战略观，但后来却逐渐陷入了过度的防卫乃至对外扩张的怪圈。
山县所说的“利益线”指的是朝鲜半岛。斯坦教授向日本建议“企图占领朝鲜半岛的国家，日本应该把它看做敌人”，并向有关人士强调对日本的独立与安全来说朝鲜半岛如何重要。山县遵从了他的建议。“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得以用武力保护朝鲜半岛这一“利益线”，但随着受到俄国威胁，日本又走向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俄国，吞并朝鲜半岛后，朝鲜变成“主权线”，位于其外侧的南满洲地区则成为“利益线”。日本在忙于确立在南满洲的影响力的同时，也不得不直接面临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和中国的民族主义的压力。于是，日本试图以军事力量保护南满洲的“利益线”（当时称之为“生命线”），发动“九一八事变”，下一步，中国华北地区成为“利益线”。如此，日本的“利益线”一个接一个地扩张，最终发动了全面的中日战争。
由此可见，战前的日本始终纠缠于自己设定的安全保障战略——“主权线”与“利益线”，“利益线”的防卫造成新的战争和新的“利益线”，“确保利益线”这一国家利益超过可控的综合国力，并不断膨胀，其结果是国家的瓦解。
国防与军备强化
“甲午战争”前夕，明治新政府对国际形势的认识是，“有史以来，从未有过如今兵备的旺盛”。那段时间是权力政治和帝国主义的“全盛”时期，欧美列强都把精力集中在军备扩张上。人们都高呼“国防是当务之急”，要“用6年时间将文职官吏的薪水削减10％”，把这笔经费用于海军扩张，“动员一切国力完善兵备”。
“国防”、“军备”（陆海）、“兵备”等词语，在战前的首相演说中以很高的频率出现。当时的领导人都认为，为了确保日本的独立，防卫“利益线”，就必须拥有不亚于欧美列强的军事力量，并为此增进国力。“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