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有。
我们先来读一首咏史诗：“隋炀不幸为天子，安石可怜做相公。若使二人穷到老，一位名士一文雄。”这首诗中提到了两个历史人物：隋炀帝杨广和王安石。隋炀帝是历史上著名的荒淫皇帝，可是他才华出众，写过很多诗文，这些诗文收在《隋炀帝集》中，很得后人赞誉。唐太宗李世民曾感慨道：“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诗文之外，隋炀帝还能带兵打仗，他年轻的时候曾统帅50万大军平定南方。他的父亲隋文帝也承认，在建立隋朝帝业的过程中，杨广立下过汗马功劳。有这样的才学，成为一代名士显然是不成问题的。可惜的是，隋炀帝“不幸”当上了“天子”。杨广当了皇帝，行为完全不受制约，他人性中“恶”的一面便无限放大：自负演变到独断专行，奢侈发展到荒淫无度，好大喜功转化为穷兵黩武。隋朝的局势由此变得不可收拾。据说，晚年的时候，隋炀帝已经意识到了自己将被处死命运。有一次，他照镜子，照过之后摸着自己的脖子说：“我的这颗头颅这么漂亮，只是不知道谁来砍它呢？”到了这个时候，大概他才真正明白：自己根本就不是当皇帝的料儿。可惜悔之晚矣。
王安石的情况比较复杂。他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优秀士大夫的典范，他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堪称道德楷模。他心怀天下，勤勉有加，生活俭朴，在做基层官员时颇有政绩，就连他的政敌都佩服他在私德上的完美。也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宋神宗才选中他来主持改革大计。可是，王安石性格执拗，“原则性太强”，容不得不同意见。这点个性缺憾对一般人来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对于一朝“相公”来说就很致命。俗话说：“宰相肚子里能撑船”，意思是说，主持全局工作的人必须有容人之量。你容不得别人，怎么能“团结众人”干好工作？因为执拗，王安石在主持变法大局时就听不进不同的意见，不但反对派的声音他不听，就连中间派的合理化建议他也认为是“噪音”，也在清除之列。这样做看似很有“气魄”，可实际上为变法运动的最终失败埋下了伏笔。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排斥异己的做法播下了宋朝党争的种子。变法失败后，宋朝政治随即陷入到党争的泥潭之中，蜀党、洛党两派势力互相争斗，“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不复存在。所以，后人才说“安石可怜做相公”。如果不是“时势”把王安石推到“相公”的位置上，那么，以他一代文豪加道德楷模的修为，他的历史形象近乎完美。可惜的是，“时势”把王安石推到了“相公”的位置上，而他主持的变法最后又失败了，所以，他不得不再接受一个悲壮的历史定位：失败的改革家。
如果说王安石的例子不够鲜明，那么我们再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慈禧太后。关于慈禧太后，人们普遍的认识是：这是一个骄奢、昏聩的统治者。这当然是不错的。可是，如果我们报以“历史之同情”，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可能就会发现这里面也有着“造化弄人”的成分。慈禧太后原本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满族女子，她16岁入宫，懵懵懂懂地步入了险恶而奢华的皇宫。她26岁的时候丧夫，40岁的时候丧子。对女人来说，青年丧夫、中年丧子无论如何都是“重大的人生打击”，这样的遭遇足以令人同情。可是，很少有人同情慈禧太后。原因就是她后来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这期间作恶太多，人们只记得她的坏处，而把她的这些不幸遭遇给忽略了。再仔细分析，我们还会发现，慈禧太后之所以能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也是时势使然。到了咸丰时代，满族的八旗弟子早已失去了骁勇善战的雄风。满族男人大多从勇猛的战士变成了懦弱的花花公子，正是基于这样的“时势”，慈禧太后才有了控制朝政的机会。试想，如果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之类的人物还在，大清朝的国事哪里轮得到小小的叶赫那拉氏置喙？皇太极不是就逼死过父亲努尔哈赤的妃子阿巴亥吗？前朝的妃子不被陷害就不错了，哪里还能控制朝政？可是到咸丰驾崩时，情况变了，大清国的皇族中已经没有像努尔哈赤、皇太极那样刚猛、决绝的男人了。所以，慈禧太后只要凭着皇后、皇太后的身份，凭着她在后宫积累的“叔嫂斗法”的手段，就可以“摆平”局势了。悲剧在于：历史给了慈禧太后统治中国的机会，却没有给她以足够的才能。一个没有足够才能的人长期占据着高位，表面上看，这是慈禧太后个人的幸运，可实际上这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不幸。在慈禧太后的长期统治之下，中国一次又一次地割地赔款。因为慈禧太后个人的幸运与整个民族的不幸密切相关，所以，她最终仍然是不幸的——她一直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连本来值得同情的遭遇也往往被人忽略。
一句话，“时势造英雄”是一枚硬币，它有正面，也有反面，反面就是“时势毁英雄”或“时势误人”。当“时势”硬生生地把一个不合适的人推到高位的时候，这个人自己往往会觉得这是一个机遇，别人也会误以为这是时势“造”出来的又一个英雄，可实际上这常常是一出悲剧的开始。对于一个人来说，最大的悲剧就是去干不适合自己、自己也没能力去干好的事情。
历史的报复（1）
中国民间有“遭报应”的说法，这里面当然有迷信的成分，但是“遭报应”的现象常常会在历史上出现，对此，我们有必要认真分析。有些“遭报应”的事纯属巧合，但更多时候，“遭报应”现象是含有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的。对于后一种情况，我们不妨称之为“历史的报复”。
不妨先从汉武帝刘彻说起。刘彻当上了大汉天子的时候只有16岁，还是个“未成年人”。当时，他的祖母窦太后尚在，而且威望颇高，对朝政影响甚大，所以汉武帝没法放开手脚做事。汉武帝刘彻喜欢儒学，可窦太后信奉黄老之术，两人的“执政理念”不同，搞得汉武帝十分郁闷。祖母去世后，汉武帝终于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治理国家了，他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算是出了积压在胸中的恶气。不仅如此，他还处心积虑地预防“女主”和外戚专权。汉武帝有6个儿子。他和卫子夫所生的儿子叫刘据，曾经被立为太子。后来因奸臣挑拨，再加上汉武帝本人疑神疑鬼，把太子给逼反了。太子政变失败后，全家被杀。晚年的时候，汉武帝不得不重新选接班人。这时，他看好钩弋夫人的儿子刘弗陵，决定把帝位传给他。可是，他又担心“子少而母壮”，女主会“恣乱国家”，犹豫不决。最后，他想出一个办法：立刘弗陵为太子，同时处死了他的母亲钩弋夫人。汉武帝开创的这种做法叫“立子杀母”，其后一度被北魏所效法，成了一项“制度性”规定。由此可见，封建帝制是多么残酷、多么违反人性！
汉武帝之所以“立子杀母”，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女主”及外戚专权。但诡谲的是，纵观汉朝，外戚专权的现象极为严重。“吕氏乱汉”是有名的“女主”和外戚干政，但那是在汉武帝之前，我们姑且不说。就在汉武帝“立子杀母”之后，外戚专权的现象并未得到多大的改观。汉武帝死后，西汉的大权落到了外戚霍光的手中。霍光权倾一时之际，就连汉宣帝都不敢与他同车，因为汉宣帝知道自己的皇位是“霍大人”给的，倘若不小心，随时有被“废掉”的危险。再到后来，汉朝更有外戚王莽篡权之事。也就是说，汉武帝生前所极力预防的事情最后还是发生了。对此，若地下有知，不知汉武帝会作何感想。如果说这是历史对汉武帝残暴作风的一种报复，恐怕不算过分吧。
与汉朝相比，明朝的历史似乎更能说明问题。在建立了明朝之后，朱元璋杀害了一大批开国功臣。有人做过统计，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的“胡惟庸案”，到洪武二十三年（公元1390年）的“李善长案”，再到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的“蓝玉案”，朱元璋的政治谋杀持续了十几年，被诛杀的文武功臣及家属有五万多人。可以说，朱元璋用功臣的鲜血诠释了什么叫“狡兔死，走狗烹”。这样残忍的杀戮当然会留下后遗症，这个后遗症便是：明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就再也没有融洽过。明朝的绝大多数时间，君臣之间的关系都处于敌对的状态，皇帝动辄就“廷杖”大臣，大臣也看着皇帝不顺眼，不愿意为其效劳。弄到后来，正德皇帝忙着“游龙戏凤”，不理朝政；嘉靖皇帝忙于炼丹，不理朝政；万历皇帝主动“*”，不理朝政；天启皇帝忙着干木匠活，也不理朝政。
历史的报复（2）
皇位最后传给了崇祯皇帝朱由检。朱由检倒是勤政，可惜，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病入膏肓、积重难返了。再加上崇祯皇帝也像他的祖先朱元璋一样，刻薄寡恩，滥杀功臣，这更加速了明朝的灭亡。最后崇祯皇帝不得不在亡国之际上吊自尽。自尽之前，他还发牢骚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满朝文武皆可杀”，把亡国的责任推卸给了大臣。这说明，崇祯皇帝到死也是个糊涂鬼。他就不想想：如果自己真的英明无比，那么大臣怎么会都怨你、烦你、孤立你、背叛你？“满朝文武皆可杀”，就你自己天纵英明，“非亡国之君”，这样的逻辑如何能说得通？如果“臣皆亡国之臣”属实，那么，“君必亡国之君”无疑。只有这样，才能和“上梁不正下梁歪”的道理相吻合。实际上，崇祯皇帝徒有明君勤政、节俭的表象，而缺乏明君正确决策、知人善任、总揽全局的能力。他性格多疑、脾气暴躁、刚愎自用、急功近利。据统计，崇祯皇帝在位17年，期间担任过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副宰相）的人居然有50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