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竽训脑颍饕�*，而不是贫穷’，其真实目的是什么？！”这句话咄咄逼人，暗藏杀机，无法不让我想到“意图伦理”这一“思想利器”。看来，彻底清算“意图伦理”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我们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历史上“不明真相的群众”
以贵州瓮安事件和陕西府谷事件为代表的社会群体性事件备受关注，前者因一名女初中生溺水而引发群体事件，一些人冲击瓮安县公安局、县政府及县委，后者因一个司机跳河而引发群体事件，一些人与警方发生冲突，趁机打砸警车。在这两个事件中，都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参与其中。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是他们最熟知也最乐于接受的一个说法，可如今，“群众”的前面又加上了“不明真相”的定语，这就难免让一些人感到疑惑：既然“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那么他们又怎么会“不明真相”？这是不是很矛盾？针对群众，我们是相信“眼睛雪亮”说还是相信“不明真相”说？看来，这个问题实在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作为“群众”中的一员，我和很多的人一样，在情感上不愿意接受“不明真相”说——我们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怎么就会“不明真相”？这不是污蔑群众的智商吗？可是，只要平心静气地想一想，我们就必须承认，“不明真相”说并非虚妄，历史上确实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存在。而且，被“不明真相的群众”误解、冤枉的人物还大名鼎鼎——如果受冤的人是无名小辈，史书上不记载，那么我们也无从知晓。
皇帝翻脸为哪般（5）
这个大名鼎鼎的人物便是袁崇焕。袁崇焕（1584—1630）是晚明时期最著名的将领，他虽是文人出身，但有胆略，好谈兵。他于天启二年（1622年）单骑出关，考察关外地形地貌和敌我形势，还京后，自请守卫辽东。获准后，他守卫宁远（今辽宁兴城）。天启六年（1626年）正月，努尔哈赤统领6万大军进攻宁远。袁崇焕坚守孤城宁远（相关地区的明军纷纷撤退），以不到2万的兵力击退了努尔哈赤的进攻，取得了宁远之战的胜利，史称“宁远大捷”。第二年，袁崇焕又在宁远、锦州等地打败了前来进犯的皇太极，史称“宁锦大捷”。袁崇焕本人因军功卓著而升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人称“袁督师”。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军绕道古北口入长城，进围北京，袁崇焕闻讯后星夜驰援京师。不料，中了皇太极反间计的崇祯皇帝却以为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要出卖京城，就逮捕了袁崇焕，随后于1630年农历八月十六将其凌迟处死。
值得一说的是，在袁崇焕被凌迟处死之际，京城的百姓不但不同情“袁督师”，反而“以钱争买其肉，生啖之”，“将银一钱，买肉一块，如手指大，啖之，食时必骂一声……崇焕肉悉卖尽”。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可以说是崇祯朝最大的冤案，当年的群众明白真相吗？显然不明白。不但不明白，而且他们还助纣为虐，觉得袁崇焕被活剐仍不解恨，还要生吃其肉。我常想，面对着“不明真相”的群众，临死之际的袁崇焕会做何感想？他当然知道，在取得“宁远大捷”、“宁锦大捷”之时，对他感激涕零、心存爱戴的也是这些群众。转眼之间，“袁督师”忠心报国的一腔热血犹在，而曾经拥戴他的群众却因“不明真相”便由爱生恨，非要生啖其肉不可了。在这样的历史时刻，我们还能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吗？当然不能。
有此一例，便足以证明历史上确有“不明真相的群众”存在。既然“古已有之”，那么现在依然存在也就不足为怪了。那么，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针对群众所出现的两种说法（“眼睛雪亮”说和“不明真相”说）呢？就这个问题，我觉得法国思想家勒庞的观点值得重视。勒庞在《乌合之众》一书中指出，群众具有冲动、易变、偏执、极端等心理特点，他们总是倾向于把复杂的问题转化为简单的口号和激昂的情绪，因此，约束个人的道德和法律会在群情激愤之时失效，“孤立的个人很清楚，他不能焚烧宫殿、洗劫商店，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他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并且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群体很容易做出刽子手的行动，同样也很容易慷慨赴义，成就英雄壮举”。所以，群众运动“兼有残忍和崇高两种截然不同的主旋律”，崇高的时候，能起到“道德净化”的作用，而残酷的时候，则“对强权俯首帖耳，却很少为仁慈心肠所动……对软弱可欺者冷酷无情，无所不用其极”。对照袁崇焕和郭嵩焘的遭遇，我觉得勒庞的这一理论十分正确，袁和郭正是在成为弱者后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残忍对待，“无所不用其极”。
知晓了勒庞的学说后，我们就该明白，任何企图给“群众”做单一定性的说法都是不可靠的。群众是善变的，“眼睛雪亮的”是他们，“不明真相的”有时也是他们，两种说法都成立，关键就要看事件发生时的具体情况，正所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明乎此，我们既不必为“眼睛雪亮”说而沾沾自喜，也不必为“不明真相”说而耿耿于怀。我们最应该做的，就是构建一种好的制度，营造一种和谐的社会氛围，从而促使群众运动更多地表现出“崇高”的一面，而不是展现其“残忍”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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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官场是如何烂掉的
唐朝贞观年间，李世民和手下的一批名臣（如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创建了一个精干、廉洁、高效的政府系统。经贞观初年的机构精简，房玄龄、杜如晦将京官由原来的2000多名裁减为643人。同时，针对因州县设置剧增而造成的百姓少、官吏多的状况，对地方行政机构也“大加并省（裁减）”，裁并了许多州县。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政府裁员和机构精简，为贞观之治奠定了很好的行政基础。同时，初唐时期的官场很讲正气，官员大都比较清廉。魏征死的时候家无余财——他把所得的赏赐全用于赈济灾民了。中书令岑文本住的房子又小又湿，家里同样清贫。有人劝他经营一点产业，他却说，我没有什么功劳，仅仅因为能写文章就当了这么大的官，这已经很让我担心了，我哪里还有心思经营产业？尚书右仆射、历史上有名的帅哥温彦博同样不治自己的家产，他死的时候，家里连体面一点的吊丧场地都提供不出来。由此可见，贞观时期确实政治清明，很多大臣都有良好的道德操守。可是，到了唐朝中后期，官员就开始结党营私，出现了有名的“朋党之争”，官场*亦在所难免，随之又有宦官专权和藩镇割据之弊。种种弊政之下，曾经的大唐盛世日渐衰落，最终坍塌。
精简过的政府机构是如何变得机构臃肿、冗员充斥的？曾经清正廉洁的官场风气是如何变得*污浊的？曾经的好制度是如何变味的？这一切显然值得思考。
这事还要从科举制度的变味说起。大家知道，唐朝是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的。在当时，科举制度是一种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它打破了门第界限，给底层士子以上升的渠道。这显然比魏晋时期的门阀制度要进步得多。可是有一个问题，大批士子通过科举制度被源源不断地选拔上来，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政府如何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全让他们当官，那官位在哪里？如果不让他们全部当官，那么他们的就业领域何在？去民营企业打工吗？那时候没有民营企业；去外企当白领吗？那时也没有外企。
唐太宗李世民想出的办法是：创办“国学”，大力发展教育和文化事业，这样一方面可解决士子的就业问题，另一方面亦可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教育水平，甚至还可“德化四方”，对外国进行“文化输出”。史书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唐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弟子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应该说，唐太宗李世民的想法并不错，实施之后也收到了效果，“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实为文化盛事，更关键的是，这里面还有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派来的弟子，“国际反响”也很好。可惜的是，唐朝后人并没有沿着李世民的这个思路走下去。《旧唐书》载：“高宗嗣位，政教渐衰……则天称制，以权道临天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也就是说，到了唐高宗时，文化教育事业就不受重视了，等武则天称帝之后，她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不惜弄权，用官位来笼络读书人，学术尊严和学术气氛由此变坏，独立于官场之外的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
文化教育事业被中断了，但科举考试仍在进行，士子仍在源源不断地涌现，他们的就业渠道只剩下了一条：进入官场。官场接纳就业的能力本来不强，现在变得更加拥挤。恰在此时，武则天要培植自己的势力以打击长孙无忌、褚遂良等老臣，于是她就另设机构，安插亲信。新机构产生，旧机构不取消，这样便开了机构重叠的口子。机构重叠势必冗员增多，冗员增多势必效率低下。更关键的是，重叠的机构和过多的冗员不仅会消耗大量的国家资财，而且极容易引发官员之间的派系争斗。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政治理想和道德操守在攀附和挤兑之中日渐消磨，而*奢靡之气却日盛一日。长此以往，官场风气焉能不坏？
最可怕的是，就在官僚机构日益臃肿、官员日益增多、官场风气日趋*的情况下，唐朝官员的薪水却“芝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