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严师母无法，为了全家活命、只好把老大老二送到孤儿院，把老三寄养给人，自己跑去做下女——并且是给外国人当下女，中国人是不敢请“匪谍之妻”做下女的！
严侨拿出酒，师徒二人26年后重同饮，酒后的严侨偶然使李敖看到往昔的风采，但李敖明显感到：老师变颓唐了。
看到严侨那三个命运多劫的孩子，李敖本想问问他们的情况，可孤儿院长大的那两个好象有点“谈院色变”，就好象严侨不愿谈那使他色变的事情一样，于是李敖沉默了，他在自己口袋里掏了半天，掏出100元，送给三个小孩子。
在谈话间，李敖将华严的书《智慧的灯》送给严侨时，严侨脱口而出：“那是什么狗屁！”李敖听了一惊：华严可是老师的亲妹妹呀！可转念一想，明白了严侨为什么如此愤激了！在来看严侨之前，华严本要李敖看过严侨后将看到的情况告诉他，但李敖知道自己回去将向华严交白卷了！
师徒两人都喝醉了。当李敖也醉熏熏地从严侨家中走出来时，已是月影西斜。
当天深夜，李敖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看到严侨后的感想，于五日后寄给了胡适。李敖称赞胡适“真不愧是“上夯碧落下黄泉”！，“居然使严侨‘起死回生’”，“把躺在我心里的酒鬼又扶起来了。”
然而，李敖虽因重逢严侨而欣喜，但是今夕何夕，人与心境都大大不同了，严侨在思想上自暴自弃，在生活上日益沉沦，日日以酒浇愁，李敖觉得两人在交往中已没有思想境界上的交流，而剩下人情和彼此的怜借了。
李敖最关心的是严侨的健康问题和经济问题。由于长年坐牢与酗酒，严侨的身体已每况愈下，健康明显在恶化。除了喝酒，严侨的香烟也抽得很凶，但每次抽到一半就掐灭了，他似乎对香烟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但又控制不了抽烟的冲动。对他来说香烟显然成了一种道具，使他掩饰内心的恐惧和痛苦的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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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上胡适五千言书（3）
经济上的窘迫显然更加强了严侨的痛苦和恐惧。李敖决定实实在在地帮助严侨，就为他提出了一个翻译计划，让严侨有计划地翻译些日文中有价值的作品，由李敖负责帮助在《文星》等杂志士发表。刚开始严侨很兴奋，也认真翻译了一些作品，但没过多久，就旧态重现，难以为继了，稿费在〈文星〉上也透支得不能再透支了。
1962年10月1日，严侨有一封给李敖的信，充分说明严侨本人的因厄和精神上的颓废：
敖：
债，债，债！每日过日都成问题了。介绍要学日语文的人给我教。天天为着找“吃饭的钱”忙而愁。青黄不接，把我整坏了。职业一时找不到，做小贩的本钱都没有。翻译东西不是单行本，稿费不够。文星的饯也拿过来了。钱是从“o—a”非常难的，拖车都要有本钱。 “三际未必真”，“实际和幻像之间很难找出界线”。我该是无所求，可是还缺些什么似的。“酒”的兴趣好像失去了。是“好”是“坏”很难断定。人家说“好”就算好吧！人无端地生，无端地活，无端地死——生死之间无端地做一些事（相关关系的遭遇）。空时（space—time）都是变数。对了，我忘了，我们是不能脱离所在的坐标系。所讲的话也能算是话。你好么？不可让自己紧张，尤其是下意识地。
两人重逢后，李敖只收到严侨这一封信。李敖真想再看到以前那个神采飞扬、才华横溢的老师，再和老师作一番精神上的交流，可惜这都已成往事。
严侨本来在育英中学有教职，但因为酗酒，最后连这仅有的职业也丢了，生计无着，严侨的酒喝得更凶了。
在期间李敖经常抽空去看他，送钱给他，李敖手中保存的一张1962年7月15日的荣星医院治疗单就很说明问题。这张单据上开注射费270元，药费35元，入院费120元，共425元，打八折340元。这些钱都是李敖支付的。
但李敖觉得这总不是根本解决问题的办法，根本办法是使严侨重新振作，而要使他振作，李敖认为最关键的是想法让严侨戒酒，为此李敖伤透了脑筋。
最后，他决定仗着自己和严侨的一番师生之情与严侨彻底摊牌。李敖严侨的妹妹华严作证，在医院当面对严侨说：“老师，我要仗着你我多年的师生之情，逼你做一次选择了：这次出院后，除非你决心戒酒，我不会再来看你了。如果你觉得这几口黄汤比你学生对你的期许还重要，你就喝下去；否则的话，你就该振作起来，不要使我失望，不要辜负你的生命与才华。你这样做，是帮助你的敌人打倒你自己，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李敖这样做本意是要施加压力，逼严侨戒酒，但当华严通知李敖说严侨出院后仍不肯戒酒时，李敖说到做到，此后就真的不再去看严侨了。
1．为胡适辩护（1）
1962年1月1日，李敖发表为胡适辩护的文章《播种者胡适》，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中西文化问题的论战”，真是星星之火，顿成燎原之势，而李敖也就在这丹火中百炼成钢。
李敖的生活开始不平静起来。他陷入一场文化论战的旋涡，而且成为很多人的靶子。
事情的起因与胡适有关。1961年11月16日，胡适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上发表《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英文讲演，后由徐高阮翻译成中文，发表在12月1日出版的《文星》杂志上。文章主张大力引进西方文明，以促进东方的文明。
这篇讲演辞发表后，被视作主张“全盘西化”的代表而受到了很多批评文章，甚至有人在“立法院”提出质询，一时大有“群起而攻胡”之势，而平时那些自称是胡适的学生或信徒者，此时则以维持“风度”为名，躲在家中，闭门不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李敖《播种者胡适》一文在《文星》发表。
这篇文章是应《文星》杂志之约而写的，写成时间是1961年12月26日，发表时间则是1962年1月1日。此时距胡适讲演整整四十天。
文章充分肯定了“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并表达了自己对胡适的无限敬仰之情。
李敖从五四新文###动谈起，明确表示这一运动的最大成绩是“胡适领导下的文学革命”，这个革命在建设方面的成绩，“第一是救活了当时瘫痪的国语运动，因为没有文学的国语就不会有真正的国语；第二把历年不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变成了正宗的‘白话文学’，正名为‘国语文学’；第三产生了新的白话文学作品；第四介绍了欧美的新文学，给国语的欧化做了起点”。而既然“文学革命被肯定，新思想和新建设必然会跟着到来”，“它们明白地指出了一个思想的方向。”“这两三年的努力简直是奇迹，一篇文章带起一个思潮，一个思潮引起无数的响应而汇成一个运动，每个运动都以《新青年》为源头。这时候，胡适代表了开明的心声与良知。”
但李敖认为五四运动“对胡适来说可能是不幸的”，“五四运动把胡适所希望的一个单
纯的文化运动变为政治运动，扰乱了他那为中国建立非政治的文化和思想基础的梦想”。“胡适于是‘看不过去了，忍不住了’，‘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而‘发愤要想谈政治”。
作者接着概述了胡适“谈政治”的几个回合，随后总结说：“四十年来，能够‘一以贯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传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间，没有迷茫、没有转变、没有‘最后见解’的人，除了胡适以外，简直找不到第二个。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肯定他的稳健与睿智，和他对中国现代民主思想的贡献。”
李敖还充分肯定了胡适在教育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到了台湾以后，胡适对科学与技术的推动，更是不可磨灭的功绩，李敖在引用了胡适在1961年1月29日在台湾“国
科学委员会”委员会议上关于科学的一段讲话后肯定四点火：“这才是胡适的真精神！能够抓到这种新精神而加以肯定，我们才能肯定胡适在中国现代史上的真价值和真贡献。我们只消肯定他在文学革命的贡献、新文化运动的贡献、民主宪政的贡献、学术独立和长期发展科学的贡献，我们就可以‘论定’他对我们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贡献了。”
谈到胡适的学术，李敖则进行了毫不留情面的批评。他批评胡适不在“全盘西化”上认真，却在吴稚辉笔下《〈国故〉的臭东西》上认真，认真搞他笔下那种‘开倒车的学术’，宁肯牺牲四五十条的‘漫游的感想’来换取《白话文学史》的上卷，毫不考虑两部著作对世道人心孰轻孰重，这是他的大懵懂！以他唱重头戏的地位，四十年来，竟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甩不开汉宋两学的对垒，竟还披着‘科学方法’的虎皮，领着‘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的补助，这是多么不相称的事！”
李敖肯定胡适是一个“真”的人，一个热情的人，他“听说一个年轻朋友的裤子进了当铺，立刻寄去一千元”；他是“我们这时代的一个好人，他有所不为、他洁身自爱。”
以胡适今天所处的地位来看，他还不是一个过时的人，还是一个毁誉交加的新闻人物，“可笑的是乱骂胡适之的人和乱捧胡适之的人一样，统统抓不到痒处！”“说他叛道离经则可，说他洪水猛兽则未必。甚至在某几点上，我们还嫌他太保守、太旧式！”
李敖的这篇文章显然比其他那些批评胡适的文章客观公正，他没有因为胡适有恩于己而一味吹捧，也没有因胡适战斗性不强而对胡适大加抨击，他只是想还胡适一个真面目，想为胡适在历史上找到一个合适的地位。
但没想到这篇文章却引出了大是非和大麻烦，进而酿成了一场大笔仗，后来这次笔仗又分成了两个圈圈，一个圈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