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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汤顿爵士写道：“埃利斯——他对中国政府或中国人的总体看法并不非常好——的这些论点应该值得重视。我想补充的是，本人所见的事实以及本人的看法，与他的证词相同。回顾我们使团的中国之行（当然不包括广州），我们很少见到底层阶级乞讨或者过着悲惨生活的例子，也很少见到上层社会过着奢华生活的例子。我本人的看法是，整个中国的百姓都几乎普遍过着勤劳、繁荣并且满足的生活。”
肯普弗认为，中国的法律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比日本的法律更完美。他写道：“对于那些插在路边、公告日本国王旨意的木板（石板或石碑），我总是对它们的简单和语焉不详感到纳闷。这些公告既不阐明立法的原因，也不提及国王的观点和意图，对违法行为的处罚也不分轻重；只要是公然违反法律，就会被处死，完全不考虑罪行的严重程度，不考虑罪行是否真的是十恶不赦，也完全不考虑罪犯是否情有可原。”
有位中国人（Tienkeeshe）曾自豪地写到过这种对比：“我庆幸我生在中国！我总是想象，如果我生在大海的另一边，或者生在某个遥远的地方，那里寒风彻骨，或者热气伤人，那里的人们以树叶为衣，以木材为食，在荒野挖穴为居，我将不会有幸受到三皇五帝的教化，也不会懂得三纲五常。在那种地方，虽生而为人，却与野兽无异。因此，我庆幸我生在中国！我有可居之宅，有可吃之食，还有可用之家具。我有衣有帽，还有无尽的保佑。这真是我至高无上的幸福。”
就整体而言，这个国家的治理不像我们写得那么糟糕。有一个事实值得注意，即中国人有一句话经常挂在嘴边：“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它清楚地说明，中国人普遍认为某些规范要高于君主本人的意愿。这些规范记载在他们的“圣贤书”之中，而这些“圣贤书”的原则是，“人民的福利是最高的法律”。在外族统治者的压迫之下，无论这个原则曾在多大程度上一度被破坏，它却一直得到承认，而且，毫无疑问，它对政府的行为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