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刊对此非常感兴趣。爱娃肯定是讨厌莱妮·里芬施塔尔的女性气质的。但是，既然结果才是最重要的，难道她没有在打上死亡烙印的婚姻中，与帝国那位多疑的独身者结合的同时，最终战胜了“蓬巴杜夫人”吗？
第八章 人有一种自然的忘恩负义的倾向（1）
——希特勒
应当承认，在日常生活中；希特勒在一些琐碎小事上吝啬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但对于那些曾为他服务过的人，他总会表示他的感激之情。在那种时候，他总是十分慷慨。这种慷慨并不只是为自己作为一个得体大方的、懂得感激的人赢得平易近人的好名声，而是因为，乐善好施对他来说是一种真正的乐趣和满足。
在掌握政权后的那些年，希特勒还亲自挑选他要赠送的所有礼物。我不止一次看见他紧张地思考着，揣度什么礼物能让某个人高兴。他反反复复地对我说：“我知道忘恩负义会伤害别人，而表达感激之情却是那么简单。”
别人帮了他一点小忙，甚至别人热忱地响应了他的一些想法后，他都表现出涌泉相报的热情。对那些受益人来说，这种热情变成了真正的利益之源。希特勒的一些幕僚在不同的场合向他赠送小礼物的时候，就存在着竞相攀比的现象。通常，这些送礼行为只是一种冷漠的盘算，为的是能够得到百倍地回报。这种互赠礼物的习惯在第三帝国得到了正式的认可。
戈林最令人佩服的一点，是他善于利用这种礼尚往来。他十分热衷于在各种协会以及在那些无关紧要的联合会里担任荣誉主席，从金银器商联合会主席到帝国犬猎队队长。但这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他过于爱慕虚荣，因为这些职位还会给他带来可观的礼品。希特勒并不讲究排场，却容许戈林这么做。能够在慕尼黑的那套房间里休息，他就已经感到十分幸福和满足了。一直到战争结束，那套房间里还堆着那些乱七八糟的破烂家具，那是希特勒在为夺取政权而战斗的年代里买来的。他总是说：“在慕尼黑，我感觉真的是在自己家里。我的目光所及，一件小小的家具，一幅小小的画，甚至床单，都能唤起我对战斗、艰难困苦，同时也有对幸福的回忆。所有的家具都是我用自己的积蓄一点点置办起来的，通常都是减价的家具。那个时候，我的外甥女格利陪伴着我，这也是我的心依然留在那里的最大的理由之一。”
希特勒喜欢孩子。在他上台后的头几年，他的口袋里总是装满了巧克力，他兴致勃勃地把巧克力分发给那些跑过来看“希特勒先生”的孩子们。我不能说这样分发糖果在多大程度上是受一种廉价宣传的启发，而是认为这部分地说明他对年轻一代的关爱。正如希特勒所做的一切，必须承认其中有两种倾向。善与恶，真与假，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在他的身上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真的很难说是好还是坏。唯独那些熟悉内情的人才能洞悉他那恶魔般的游戏，他懂得通过这个游戏在最会使人名誉受损的时候把自己隐藏起来，他的喜剧知识得到了完美的运用。
希特勒是个非常拙劣的心理学家。正如一个女人的漂亮外表能把他迷住一样，一副修长的身材，一袭漂亮的裙子，男人的一丝坚毅刚强的神色，士兵的步伐神态都会使他敬服。即使是对于孩子，他的判断也经常出错。
我想举小贝纳蒂的例子来说明希特勒奇怪而不幸的遭遇。贝纳蒂是一个5岁的小女孩，长着一双蓝色的大眼睛和一大蓬金色的头发。有一天，希特勒在一群到伯格霍夫来向他致意的孩子中注意到了这个小女孩。他非常喜欢这个小女孩，鼓励她一有机会就来看他。3年时间里，小女孩的母亲在各种场合把自己的小女孩介绍给希特勒，出尽了风头。希特勒总是以一种父亲的柔情对待小女孩，多次跟她合影。一天，一封匿名信突然打断了这些愉快的相聚。这封匿名信揭发小女孩的母亲是半个犹太人。希特勒特别郁闷，叫人通知她不要再企图接近他，并让人销毁了所有他和小贝纳蒂一起玩耍的合影。这件事使他深受震惊，也使他再次深陷于他所处的孤独之中，这孤独可怕地压迫着他，破坏了在他身上根深蒂固的自然感情。
在为政权而征战的年代，希特勒满足于在圣诞节点亮一棵冷杉上的蜡烛。家庭生活的温馨快乐对他来说，就像是一种肉体需要一样。然而，他永远也不可能通过婚姻来实现孩子绕膝的天伦之乐。家庭生活中的真正的快乐对他来说是陌生的。对于女人，除了几次短暂的艳史以及他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外，他的了解仅限于其他男人的配偶。他只是在孩子们（别人的孩子们）天真的热情中才会接近他们。希特勒是一个压抑爱、压抑家庭快乐、压抑所有能给社会的自然细胞、亦即家庭带来幸福的人，并为此饱受折磨。这种禁止自己享受自然朴素的幸福的心灵，这种没有得到满足的心灵，常常在寻找着自己的平衡。他在孤独中为自己创建了一个梦幻世界，它蔑视人类的一切高贵感情。这种持续的忧虑和不稳定的感情很快就演变成冷漠，然后是藐视道德，到最后，希特勒就只能是一个残忍而专制的恶魔了。
第八章 人有一种自然的忘恩负义的倾向（2）
他毫无家庭观和孝心，冷酷地把几百万年轻人送去当炮灰，只是为了让他们——为他自以为已经投入了全部精力的使命而牺牲生命，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一个人的死活，对他来说是绝对无所谓的。他看人类，是把他们放在一长串人群中来看的，而他本人则是队伍中最开始的那个环。在他的眼里，孩子们不是别的东西，只是一个有可能为纳粹德国获得或多或少拓宽了的生存空间的要素。抛开关于地狱的所有哲学概念，他觉得把集中营里焚化的骨灰用来做蔬菜肥料是非常正常的，而这些蔬菜可以为党卫军的乌合之众提供粮食。
然而，希特勒并不总能控制他的自然冲动。有的时候，他焦虑地想抓住能给他内心带来安宁的某种东西，没有这种东西，任何人都不会觉得幸福。
我们坐在炉火边没完没了地交谈的时候，他经常涉及到的话题是童年。当他回想起自己的童年时，我感觉到他身上有一根幸福的心弦在颤动，那是他在那个充满母爱的朴实家庭里感受到的全部幸福。孤单寂寞的时候，他总是沉浸在童年的回忆之中。
他一生的另一段快乐时光，是在他夺取政权之前的战斗岁月。那个时期，他根本没有时间去想什么别的。他以一种空前绝后的顽强，追寻着自己的最高目标，全神贯注于自己的使命。那时他还没有寻找心理平衡的需要。但在那些经受考验的年代，他的身边有忠诚的战友，有真正的朋友，而不是一群盲从的人，不是一帮唯利是图的人，他们总在伺机攫取有利的时机。那个时候，追随他的人全身心地追求着同一个理想，一起分担他所有的痛苦，分担他的挫折，分享他的欢乐。
希特勒对他最初的那些战友们长久地保持着异乎寻常的忠诚友谊。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一些粗人，但他们在颠覆性的政治运动中接受过残酷的训练和洗礼。在他们中间，希特勒能找到一个精神上的庇护所。他们之中某些人已经被非凡的成功冲昏了头脑，而其他一些人却又不懂得与时俱进或者承担落到他们身上的重大责任。另外，还有一些人背叛了他，成了他的反对者。但每当人们发现，簇拥在希特勒身边的那帮人都是中等以下的文化水平时，他们都非常吃惊。
这并不妨碍韦伯、格拉夫甚至莫里斯与他以你我相称，哈曼和霍夫曼非常随意地叫他“希特勒先生”。在他处于神经病的焦虑之中以及情绪极不稳定时，这些人出现在他面前，就像是他在沮丧的时刻能够抓住的救生圈一样。他最初的那批战友的忠诚和同志情谊，对他来说就是一副滋补剂。这些受希特勒保护的人即使犯下最严重的掠夺罪行，希特勒都会宽恕他们。
试举斯特莱彻的例子为证，当希特勒得知这个家伙用收集到的准备用来充实德国战争国库的戒指，为自己的女友打了一个实心金箱子时，希特勒不得不把他撵走了，但又为自己采取的处罚措施感到苦恼。几年之后，他打算一笔勾销旧账，为斯特莱彻彻底恢复名誉。
对副官绍布也一样。多亏鲍曼，绍布成了希特勒的副官，之前，鲍曼曾成功地使布鲁克纳失宠。
绍布是纳粹运动的始作俑者之一。希特勒常跟我们说，他刚开始鼓吹他的思想时，有一个人总是忠实地参加他所有的会议，并且微跛着脚，参加所有的游行，他为此非常吃惊。这最初的接触就应该可以酝酿真诚的友谊，况且绍布还与希特勒一起蹲过兰茨堡监狱。一出狱，绍布就成了希特勒的家务总监，不只是负责处理元首纯属个人的事情，不久还变成了他掌管最机密的国家事务的亲信。绍布的工作任务是让希特勒了解电影院和剧院的节目单，安排他的私访，用他的支票簿为他付账，整理他的私人文件，保管放在保险箱里的所有国际和约和希特勒起草的重要备忘录，为希特勒从事最机密的活动。
可以说，绍布在他主子的眼里享有无限的信任。他性格多变，极爱玩弄阴谋，常常不正当地利用特权策划阴谋、发泄私愤。他知道希特勒爱听参谋部的“小丑闻”，就义务地把牵涉到希特勒部下人员的所有的小事故都向他通报。希特勒饶有兴致地听着这些事情，常常对手下采取一些惩戒措施，而这些惩戒措施与其犯下的过失绝对的不相称。
第八章 人有一种自然的忘恩负义的倾向（3）
由于这些原因，绍布遭到众人一致的讨厌，但谁也不敢公开与他发生冲突，因为他会对元首施加对自己不利的影响。希特勒并不是不知道绍布有酗酒的小毛病，可是，比方说，如果绍布和一个经常在柏林街头出现的女子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