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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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希特勒身边12年--希特勒贴身女秘书回忆录- 第1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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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此,赫威尔所做的一切都是错的。从前他起草的报告因为逻辑清晰而使希特勒兴奋,现在却成了一堆不连贯的“破句子”。希特勒还不敢把他撵走,但他用诡计使赫威尔在周围人的眼里已经一钱不值了。在晚上的茶会上,他会含沙射影地说,他的这位同事只不过是个跑嫁妆的人。他从来也没有说出赫威尔失宠的真正原因。他太虚伪了,不会轻易暴露他过于敏感的神经和狭窄的心胸。
  当党的领导人之间发生摩擦或争斗时,希特勒从不偏袒其中的某一方。他对斗争的双方持和事佬般的中立态度,近距离观察阴谋的发展态势。我常常觉得,赫斯和戈林,戈林和希姆莱,戈培尔和戈林,戈培尔和里宾特洛甫这些势力的争斗总是让他高兴。但是,当他发现国家事务因为这些争斗受损失时,他便会发泄自己的不满,用激烈的言辞斥责这些幕僚的言行。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对这些争斗做出仲裁,以便把它们消灭在萌芽状态。他含糊其词地回答说:“让这些先生们自己去解决吧。我最好不去管他们的闲事。我要从更高的层次来控制这一切。”
  事实上,他只是用他的高姿态来挑拨争斗的双方,其不可告人的目的是,阻止那些可能会反抗他的专制统治的副手们结盟。
  当你成功地接近希特勒,希望他能从轻发落时,你会吃惊地发现,他是多么善于推卸责任。希特勒是一个承认法律无情的人,然而面对受害者,希特勒却往往妥协。他没有勇气维护自己亲手制定的法律,经常答应进行干预,在许多情况下,他也的确纠正过一些司法错误或者滥用法律的状况。
  他的这些行为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德国人民纷纷传说,希特勒根本就不知道德国有这种残暴的司法制度。
  屠杀人民应由他本人负责。
  有一天,在谈话的时候,我对他说,那些受冤被拷打的人经常绝望地哀号:“如果元首知道这样不公正,他也不会原谅。”希特勒用冷冷的目光盯着我,丢下这样一句话:“这都是蠢话。我什么都知道。”
  这说明他介入某些事情,为某些人网开一面,并不是由于他宽宏大量,而是为了掩盖其残忍的本性。
  由于希特勒缺乏诚意,所以生活变得特别复杂。我再列举一个例子:1943年,莫雷尔雇了一个助理厨师为希特勒做素食,素食后来成了元首的专用食品。在半年时间里,希特勒总是滔滔不绝地夸赞这位新厨师的烹调技术好,甚至时不时地邀请她过来跟我们一道喝茶。
  有一天,盖世太保发现这个厨师的血统不符合纯种亚利安法律。让一个有“四分之一犹太血统的人”为希特勒准备饮食,这也太不可思议了!但希特勒不敢贸然把她打发走。他按照自己的习惯,首先给她上演了一出可怕的闹剧。他宣称自己的胃痛,基本上吃不了这个厨师准备的食物。这个手艺高明的厨师绝望了,不明白这种突然没胃口是怎么回事。希特勒沉默不语,直到1944年2月才最终把这个故事画上了句号。他延长了在贝希特斯加登逗留的时间,给厨师也放同样长时间的假,但他不敢承认他的这种奇怪态度的真正原因。鲍曼通过信函告诉厨师,解雇她的是希特勒的人事处,原因是她的祖先血统不纯。但这件事远没有了结,女厨师成功地再次见到了希特勒,抱怨自己成了一桩可耻的阴谋的牺牲品。希特勒感到非常尴尬,答应她把事情查个水落石出。当天晚上,他重复了他的这位女职员的理由,当着我们的面说,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前任厨师的祖母是犹太人,可能是由于她那源自土耳其的名字导致情报部门出了错。但情报部门并没有因为他的话而局促不安,这个可怜的女人最终还是被希特勒从他的厨房里驱逐出去了,而厨房的锅里还炖着德国最大的伪君子的素食呢!
   。。

第九章 从崇高到可笑,只有一步之遥(4)
我想再说一说希特勒和他的宣传部长戈培尔一家的恩怨来结束这一章。
  论智力,戈培尔无可争议地要超出希特勒身边所有的人。无论是作为天才的宣传家,还是最亲密的战友,希特勒都能恰如其分地评价他。他经常说戈培尔是柏林的征服者,喜欢这位跛脚的部长陪在他身边。每次他那狡猾的面孔一出现,我就感觉到希特勒脸上流露出真正的喜悦。他们的对话总是生动活泼,妙趣横生。在餐桌上,戈培尔卓越的智慧和咄咄逼人的雄辩总是压倒所有的宾客。他习惯选一个人作为他嘲笑的对象,对他进行玩世不恭的冷嘲热讽。取笑一个人的时候,他的才能会发挥到极致。他能惟妙惟肖地模仿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或绘声绘色地讲述他的逸闻趣事,真实得让人吃惊。戈培尔是一个天才的辩论家,一个可怕的对手,诡计多端。
  一直到1939年,希特勒还经常去戈培尔家,他对戈培尔夫人非常友好。戈培尔夫人感情丰富,有时非常矜持,有时又很冷淡。她的才情和天生丽质在所有那些接近她的人看来,都有着无可争辩的魅力。希特勒特别喜爱戈培尔的6个孩子,他们非常有教养,显示出早熟的聪明。在说到这些孩子的时候,我看见他的眼里闪着泪光。希特勒也乐于接受戈培尔一家的邀请,因为这样就有机会见到一些艺术家,和他们在一起,他总是很快乐。
  还应该注意到,戈培尔享有别人没有的特权,即给希特勒讲述政治笑话。他能从中体会到戈培尔的心灵与故事本身的尖刻与辛辣。我经常听见希特勒把戈培尔称作“机灵的狗”,“狡猾的狐狸”等等,他通过这些话来表扬他的宣传部长的聪明和狡猾。
  戈培尔远远不是苦行僧,但也不是享乐主义者。在他的眼里,唯有聪明和才智才有价值。他自命不凡,自以为很了不起,但与他发自内心讨厌的戈林相比,他还是有分寸的。在行使宣传部长职权的时候,他采用一些非常得体的方法来控制所有的人,但这些方法因为使用过多而渐渐失去了效力。然而,戈培尔是一个顽强的斗士,知道如何付出努力。
  1940年,戈培尔和希特勒的私人关系明显地冷淡下来了。这位宣传部长因为数不清的私情而变得令人讨厌,而这些私情又是尽人皆知的。他与电影演员利达·巴洛娃闹出那么一大单丑闻,致使太太决意和他离婚。希特勒出于国内外政治因素的考虑,反对他们离婚,那6个孩子的命运也牵动着他的心。戈培尔和他的妻子被叫到贝希特斯加登,最终,他们达成和解,答应希特勒,他们将重新在一起生活。戈培尔全家拍了一张照片,登在报纸上,在人们当中流传的使人不愉快的流言蜚语到此结束了。
  在调解过程中,希特勒对戈培尔夫人的强硬态度非常失望。他指责她夸大了事情的严重性,尤其是散发了许多与公众无关的夫妻争吵方面的事情。那时戈培尔夫人与某大区党支部书记卡尔·汉克也发生了一段私情,所以,她的固执更让希特勒失望。希特勒永远也不能原谅戈培尔夫人的轻浮行为。从此,他对她的态度变得非常冷淡,使她在参加招待酒会时,不再呆到结束。
  然而我觉得,爱娃·布劳恩应当对希特勒的这种怀恨负大部分责任。有戈培尔夫人在场,爱娃总会产生深深的自卑情结,并为此饱受折磨,因为戈培尔夫人无论是从才情上还是在魅力上看都压倒爱娃,爱娃于戈培尔夫人的恶毒评语显然影响了希特勒。
  希特勒曾偷偷地跟我说,他真的非常遗憾不能再去戈培尔家。他习惯在那里见到的那个令人愉快的群体再也见不到了,那桩丑闻闹得太大了,他不可能走回头路。戈培尔去总理府的次数也少了。但随着对柏林空袭的增加,戈培尔在防空组织和灾民救助中表现得无比忠诚,希特勒终于把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重新寻求戈培尔的帮助。
  

第十章 军队的首领必须和他手下的人同甘共苦(1)
——希特勒
  希特勒喜欢在他的周围挂满艺术作品。他声称,这样的装饰对于他那些受苦受难的神经来说,具有一种抚慰的力量。他住在伯格霍夫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他站在那间装饰得富丽堂皇的大厅里,久久地凝视着挂在墙上的画。他的两眼紧盯着一幅画,向前跨几步,或者向后退几步,或者向侧面移动,为的是抓住那幅画某一个局部的全部精华所在,或者从一个新的角度一览无余地欣赏它。他手贴在眉弓上,以便把目光更好地凝聚起来,还邀请身边的人分享他的狂热。
  他还常常叫人把二楼的这个房间或那个房间里的画搬下来放在大厅里。他本人也经常更换画的位置,让它们处在不同的光照下面。他可以一连数小时忙于做这样的事情:这是他最喜欢的消遣。
  他崇尚社交,但这是以一个演讲者的方式深入其中的。完成办公室的工作后,他需要放松。刚开始,他还时不时地跑去看戏,然后去一家啤酒屋,在艺术家中间度过几小时。东扯西拉的闲谈对他来说,是增强力量的强壮剂。
  有的时候,他也去拜访朋友。他经常去戈培尔和雷伊家,从不间断,在那里可以见到许多知名的艺术家。
  希特勒讨厌有钱人的社交圈,经常拒绝来自部队高级军官和贵族家庭的邀请。他觉得这些阶层太僵化,太传统,与他的活跃天性格格不入。而且,他担心这个圈子里的人对他太好奇,会在那里对他进行观察,就像观察一件艺术珍品一样。
  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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