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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草拟的柏林和汉堡的战后重建计划非常庞大。每次希特勒陈述自己的观点时，他都会重复这句话：“我将使柏林成为世界上最美的城市。”他以一种卓尔不群的姿势站着，声音斩钉截铁，他的手势扫除了一切的异议。
在最艰难的时期，重建德国的念头给了希特勒毋庸置疑的活力。他筋疲力尽地开完会回来时，已经疲劳不堪，眼圈发黑，这时，如果有专家建议他研究新的平面图或模型时，他就会快得惊人地恢复自己的活力。
1945年3月，我还看见希特勒长时间地呆在林茨市的木制模型前，他计划把它建成这个样子。在这样的时刻，希特勒忘记了战争，他不觉得疲劳，几小时地给我们讲解着他为改变家乡而构思的每个细节。
希特勒对音乐、戏剧和电影的兴趣相对要小些。他偏爱理查德·瓦格纳，认为他是使德国神秘主义再生的精灵。这位拜罗伊特音乐节大师的音乐语言在他听来就像是圣诗，瓦格纳的某些剧目的演出，他看了140场以上。留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尼伯龙根的指环》和《诸神的黄昏》。他在经济上资助拜罗伊特音乐节，并打算让所有德国人像全民朝圣那样去参加那里的音乐会；德国劳动阵线为此还专门组织了工人和职员们集体旅游。希特勒和他身边的人认为自己有义务向社会各阶层传播对瓦格纳作品的喜爱。瓦格纳之后，只有贝多芬和布鲁克纳对他来说有意义。勃拉姆斯的几支曲子和雨果·沃尔夫、理查德·斯特劳斯的某些段落也能受到他特别的青睐。
希特勒认为自己的乐感很好。当他在爱娃·布劳恩面前用口哨吹一首曲子，而她告诉他吹错了时，他以说教的神情回答她说：“不是我弄错，是作曲的人犯了一个错误。”
在一段时间内，希特勒对轻歌剧十分欣赏，比如《蝙蝠》和《快乐寡妇》。我记得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他都让人在大壁炉前放唱片。即使是在办公室里，有时他也会把工作放在一边，站在窗前吹这些曲子，手放在口袋里，目光投向无边的天际。希特勒是名演员和舞蹈明星忠实的仰慕者。他送给他们名贵的礼物，在战争期间，用包裹给他们邮寄咖啡和食品，愉快地读他们表示感谢的来信是他的一桩乐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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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不能让自己病倒（1）
——希特勒
这些话比长篇大论更能显示希特勒的性格。像所有认为天降大任于自身的人一样；希特勒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自己的大业而苦恼。所以，在他的亲自推动下，所有的重要方案都在匆忙之中酝酿和执行，这与德意志民族有条不紊的精神是大相径庭的。4年计划、军备重整以及各场战役的指挥，这一切的构思和行动都是在匆忙和慌乱中仓促制定出来并执行，以至于外人根本不明就里。德国人民惯于经过思考之后再有序地工作，所以对这种狂热和令人紧张的节奏惊讶不已。以这种节奏开展的事情和工作，一件一件接踵而至，令人应接不暇，但希特勒毫不松懈地亲自监管。我多少次听到德国工业界和政界的领导人发出这样的呼声：“德国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疯人院！大家急急忙忙地改这个变那个，哪有秩序可言，我们那里一切都乱七八糟。但愿这样的结果不要给我们带来灾难！”
希特勒要求他的属下以最高的效率工作。他自己就是个工作狂，以工作到筋疲力尽为乐事。所以他的健康问题以及在他的几个私人医生之间发生的咄咄怪事都闹得沸沸扬扬。人们不禁会问：希特勒的荒诞思想以及他在毫无理由的冲动状态下突然出现的失控反应，是否由于他虚弱的身体状况所致。而他的健康在他身处其中、还颇为满意的暖房般的环境中更加恶化。也许是他恶化的体质需要这种不自然的人造环境来酝酿他那些荒诞的思想。
事实上，在希特勒生命的后期，他已如行尸走肉，健康崩溃，思维退化。在他夺权后的头几年，他还不需要治疗内科疾病的专家。唯一负责他健康状况的人是卡尔·布兰特医生，希特勒把他当成朋友。在几年之中，布兰特求助于另外两个高级外科医生，冯·哈塞尔巴赫医生和维纳·哈斯教授，他们共同承担保障希特勒身体健康这个可怕的任务。但渐渐地，希特勒的身体情况开始恶化，不得不非常严格地按规定进食。希特勒从1931年开始已经成为素食者，但新规定使得他的厨师能够为他准备的食品种类大大减少。
根据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霍夫曼的建议，莫雷尔医生被介绍到了希特勒身边。他第一次诊查就查出希特勒的肠道疾病。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希特勒有规律地服用莫雷尔医生开的一种被称作“美多弗罗”的特效药。我不知道这种药是否能治愈肠道疾病，事实上，希特勒长期为之烦扰的大腿湿疹确实很快好了。这未曾预料到的结果，为莫雷尔医生赢得了元首莫大的信任。由于每天必须完成最高限度的工作，一些普通的感冒症状就会引起希特勒的焦虑不安。他讨厌卧床休息。莫雷尔医生不断打特殊的针剂把疾病扼杀在萌芽状态。
保健医生之间的明争暗斗，像阴云一样笼罩着希特勒甚为满意的莫雷尔医生。教授们和科学院院士们毫不掩饰地对莫雷尔医生表现出极大的轻视，甚至这样诋毁莫雷尔：他的人品令人不放心，举止丝毫不合礼节；他对事情追根究底，总担心别人忘记给自己颁发勋章；他有一种不文雅的东方式作派，甚至可能使用了不干净的医疗器械，他用在元首身上的药品可能有害等等。这一切都使莫雷尔长期成为大家严厉指责的对象。
然而，希特勒却不受这些攻击的影响，他说：“这些傻瓜（他指的是布兰特，冯·哈塞尔巴赫等人）没有能力减轻我的痛苦，或是给我另找一个内科专家，只会把莫雷尔当作江湖骗子。但莫雷尔治好了我的病，我的湿疹消失了，我又能随便吃了。他们忘了我没有时间躺在床上治感冒。从1920年开始，我就没有休过一天真正意义上的假。我什么都知道，我了解发生的一切。当我在亲爱的大山怀抱里休息时，柏林的工作仍在按我的指令进行，就像我在那里一样。我没有时间生病。那些先生们应该一次就弄明白这些事情。”
这种无间歇的工作和战争的坏消息让希特勒深感忧虑，使他的健康状况逐渐恶化。从1942年冬天开始，莫雷尔日夜监护着他，每三天给他做一次静脉注射和肌肉注射，最后几乎是每天给他注射这种神秘的东西。莫雷尔曾向我解释过，大家所怀疑的那些针剂是由葡萄糖、维生素A、B、C和激素组成的。在最后那些年里，每当希特勒狂怒不已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就是胃痉挛。这种时候，莫雷尔医生会应召赶来，给希特勒用一种只有他一个人才知道的秘密药品。这是一种对病人有镇静作用的药，希特勒认为这种药的作用绝对是一个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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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我不能让自己病倒（2）
1944年初，希特勒的健康情况急剧恶化，右腿和左手总在神经质地颤抖。右腿应该说是轻微瘫痪了，因为走路时甚至要拖着它走。希特勒每次躺下来的时候，他的贴身仆人就把这条腿放在一个特制的垫子上。我从希特勒的目光中看出，他恼怒地想制止仆人这么做，但这样做应该能缓和疼痛，因此与恼人的痛苦相比，他宁愿接受自尊的屈辱。
1944年4月20日的行刺事件之后，吉辛医生负责治疗希特勒被爆炸声震出毛病的耳朵。有一天，他在希特勒的桌子上发现了“昂地卡斯”这种药片。医生问他用量，希特勒回答说：“每天最多17片。”得知莫雷尔医生让希特勒服用这么大的药量，吉辛医生惊慌失措，向负责元首疾病诊疗的医生们提出警告。在召开过紧急会议之后，医生们决定正式向元首报告，这种药会对他的肌体造成灾难性的影响。他们断言他手脚的颤抖以及视力的持续下降，主要原因就是大剂量服用了这种药。在此期间，秘书长鲍曼让人分析了希特勒服用的备受争议的药，结果证明它绝对无害，可以服用这么大的药量。鲍曼毫不费力地使希特勒相信了莫雷尔的赤胆忠心，这一事件导致布兰特医生和冯·哈塞尔巴赫医生立即被调走。
但也不能据此判断希特勒对莫雷尔绝对信任，完全相反。希特勒对他的怀疑与日俱增，莫雷尔建议的每种药都被希特勒小心地研究过。他非常仔细地阅读使用说明和药品分析。哪怕装药的容器刚好有一点点改变，希特勒也要知道其中的原由。他要了解哪怕是很小的原因。这时候，他的记忆力又派上用场了，他可以轻易地记住与每种药有关的一切。他养成了习惯，长时间拖着莫雷尔讨论后者建议使用的药品的治疗作用，并常常故意让莫雷尔出错。莫雷尔由于记忆衰退，很难承受这种间接的审讯，按照希特勒的要求百分之百精确地回答他提出的吹毛求疵的问题。只要他出一点点小差错，希特勒便训斥他，重新开始对他不信任。
这样无休无止地纠缠别人，希特勒本人也感到痛苦，他曾经向我承认，他很想改掉这毛病，但没有用。
实际上，在历史上很难找到一个像希特勒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他生活在怀疑之中，偏执得让人害怕。在他统治的最后时期，盲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