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走后，林奇对斯特克说：“真想不到他们会这样做。他们的意思很清楚：‘我们要保护米尔肯。’”斯特克点了点头，疑惑地表示同意。他们知道米尔肯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是实权人物，但没想到其影响大到如此程度。
鉴于布斯基所供述情况的重要性，同时鉴于德莱克赛尔或米尔肯不准备与证交会合作，林奇和斯特克得出结论说，证交会可能要面对一场诉讼大战，这起诉讼案在规模上堪与曾导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分拆的政府反托拉斯案相提并论。因此，他们很快加强了这起案子上的人力，把律师人数从六人增至二十人。该证交会为诉讼大战秣马厉兵了。
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卡伯里正在运筹帷幄，确保对德莱克赛尔的指控不只建立在布斯基的证词上。他安排两名年轻有为的助理检察官约翰·卡洛尔和杰斯·法德拉加入这起案子。卡洛尔31岁，毕业于纽约大学法学院，当过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欧文的法务秘书；法德拉35岁，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生，曾在波士顿罗普斯和格雷律师事务所做过合伙人。
自从第一次审讯布斯基，卡伯里就发现，这起案子的许多情况有必要进一步从侧面证实。布斯基和米尔肯对他们的交易很注意保密，只限于他们自己知道，但他们依靠下属做那些他们认为平凡的工作，并做业务记录。卡伯里圈定了与布斯基违法活动有牵连的几个布斯基的雇员，特别是交易主管戴维多夫和主管会计穆拉迪安。
布斯基的那几个雇员很快就范了，其中级别最高的是戴维多夫。他同意与政府合作，并承认一项逃避净额资本管理规定的罪名。他向检察官们提供了许多布斯基与穆赫伦交易的证据：寄存交易，回报计划，以及他直接与穆赫伦联系的详情。戴维多夫的供词使政府发起了对穆赫伦的调查。（穆赫伦不是布斯基案价值预估中提及的五个目标人物之一。布斯基对他供述的有关穆赫伦的信息一直很低调。如果说布斯基在华尔街上有真正朋友的话，穆赫伦是与他最铁的。）戴维多夫在布斯基与米尔肯非法活动的取证上没有多大价值，因为他对他所负责交易以外的布斯基的秘密活动一无所知。
而另一方面，穆拉迪安却很有价值。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宣布之后的那个星期一，他像往常一样到百老汇大街11号去上班。办公室里来了许多证交会的调查人员，他们把布斯基公司的文件从柜子里拿出来，装到硬纸箱里，并盖上章，贴上封条。穆拉迪安对公司的命运本来还抱有一丝希望，觉得公司会躲过这场劫难，但现在看到公司要彻底完蛋了。他对同事说：“我们要成为历史了。”
那天临近中午时，穆拉迪安接到皮特一个电话。皮特问他：“你找律师了吗？”皮特这样的人物给他打电话使他感到心烦意乱，问这个问题也让他很不悦。对他来说，这些都意味着坏消息。
“没有。”穆拉迪安回答，“我为什么要找律师？我什么都不知道。”
早些时候，皮特跟罗伯特·罗曼诺联系过。罗曼诺是美林公司的律师，曾参与处理来自加拉加斯的那封匿名信。在那之后，他离开了美林公司，进行私人执业。皮特对罗曼诺说要推荐他当穆拉迪安的律师。皮特认为布斯基有四名雇员需要找律师，穆拉迪安是其中之一。
“你最好找个律师。”皮特对穆拉迪安说，并向他推荐了罗曼诺，建议他给罗曼诺打个电话。穆拉迪安照皮特的话做了，接着给他妻子打电话说了这事。
“这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可以完。”他预言道，“我对内幕交易的事一无所知。”
那天下午，罗曼诺来到穆拉迪安的办公室。“你认为政府会向你谈什么？”罗曼诺问。穆拉迪安尽管声称对布斯基的事一无所知，却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
“你可能知道，我以前出过事。”穆拉迪安开始道，解释说他以前受过证交会的处罚。他接着说：“我卷入了布斯基与德莱克赛尔的事。”他叙述了他为布斯基保存交易记录、冲兑账目和贝弗利山之行的情况。他把那530万美元支付款一情也都详细地对罗曼诺说了，包括3月21日那天发生的事，当时布斯基劈头盖脸地臭骂他，说他差点毁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给布斯基公司的融资。穆拉迪安还说到布斯基后来命令他销毁用于计算那笔款子的文件。
“你把它们销毁了吗？”罗曼诺问。
“是的。”穆拉迪安说。罗曼诺看到一个很好的佐证布斯基与米尔肯非法关系的机会消失了。
第二天，罗曼诺找卡伯里面谈。卡伯里像以往那样直奔主题，指出穆拉迪安在篡改布斯基与米尔肯非法活动记录一事上被牵连。罗曼诺发现自己没有新东西可提供，穆拉迪安前一天告诉他的那些情况大部分卡伯里已经从布斯基那里知道了。“穆拉迪安怎样能对你有用？”罗曼诺问。
卡伯里写了个名单：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基德尔和皮博迪公司、西里格曼·哈里斯（布斯基的伦敦经纪人）和穆赫伦。
罗曼诺返回穆拉迪安的办公室，他们要尽最大努力找到对政府有用的东西。穆拉迪安绞尽脑汁地回忆，记起了布斯基如何命令他销毁文件的细节。他们仔细在穆拉迪安的文件夹中搜寻，穆拉迪安给罗曼诺看他按布斯基指示重做的与德莱克赛尔交易的对账表。但是，对于卡伯里开列的其他目标，穆拉迪安没什么可提供的。
当穆拉迪安与卡伯里见面时，穆拉迪安说他是两手空空而来。卡伯里告诉他，检察官办事处想要他承认一项重罪。穆拉迪安听到这话十分恼怒。
“我不是重罪犯。”他激辩道，“我没有在这上面拿过钱。”他认为，自己只是执行布斯基的命令，他所做的每件事在华尔街上都是常规事务。
穆拉迪安不想做他所谓的“告密者”。但是，罗曼诺与卡伯里达成了一项协议，大意是，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把对穆拉迪安的指控或抗辩要求推迟到他与政府合作之后，这样他们可以评估他在合作中的表现，如果届时仍然觉得他该受重罪处罚，那时再让他接受这项罪名。
穆拉迪安作为合作证人第一次接受卡伯里和其他政府律师的问讯时很紧张。一开始，他随意地称卡伯里为“查利”，卡伯里打断了他。“我们在这里要用姓称呼，穆拉迪安先生。”卡伯里说。这次问讯会的阵容对穆拉迪安来说比较大：美国检察官办事处来了五位律师，证交会来了八位律师。然而，渐渐地，穆拉迪安对配合工作产生了兴趣，向这些律师们讲述了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协议以及他在里面的角色。当讲到3月21日那天的事时，他支吾着不愿说，接着，当被问到在他因揭出那530万美元一事而差点毁了与德莱克赛尔的交易后布斯基对他说了什么时，他完全停了下来。
“布斯基对你说什么了？”一个律师问他。穆拉迪安心有顾虑地看看房间里的两位女律师。
“他说‘球’了吗？”那个律师继续问道。
“你们真地想知道吗？”穆拉迪安不安地问，生怕他说出来冒犯别人。
“他说：‘你这个傻球！’说了一遍又一遍。”穆拉迪安陈述道。
穆拉迪安按照布斯基的命令销毁了有关那笔530万美元款子的详细对账表，这份材料正在成为这起调查中惟一最重要的文件。但是，他继续努力把那些底账重新做出来，当布斯基改变主意后这项工作就开始了，是与玛丽亚·特迈因一起做的。穆拉迪安结合特迈因保留的一些资料和他在文件夹中找到的零碎记录，设法把原账表复原。
穆拉迪安很快成了本案律师们的非正式顾问。这些律师大多数对金融市场和证券运作几乎一无所知，他们甚至连最基础的买空卖空或选择权和购买权这些名词都不懂，更不用说布斯基和米尔肯在非法活动中采用的深奥、复杂的策略了。这些律师对会计工作也知之甚少。穆拉迪安用几个小时向他们讲授这些知识，然后仔细研究交易记录，这些记录显示出数据是如何与各种策略相吻合的。他在这些律师们中间成了一个极受欢迎的人，很讲求实际，极力取悦别人。穆拉迪安自己逐渐明白并理解了布斯基为什么做出合作的决定。他认识到，当你自己处于危险时，你对合作会有与众不同的看法。他发现，如果布斯基不与政府合作，不老实坦白，那是没有作用的，因为有太多的其他可能证人（包括穆拉迪安）知道真相。
在穆拉迪安供述的作用下，政府不久获得了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会计查尔斯·瑟内尔和普通职员唐纳德·巴尔萨的合作。这两个人的辩护律师是西摩 ·格兰泽尔，格兰泽尔是华盛顿的一位刑事律师，由彼得·弗莱明和亚瑟·利曼推荐担任瑟内尔和巴尔萨的代理。一开始，格兰泽尔指示他的当事人，如果被讯问，就引用《第五修正案》拒绝回答。
瑟内尔是一个受到专门培训的会计，可能因在米尔肯非法活动中的作用面临指控。然而，他对政府更有价值，因为他与米尔肯没有私人情结，对米尔肯无所谓忠诚不忠诚，他可以对布斯基的供词提供印证。瑟内尔在工作中只是执行米尔肯的命令。巴尔萨对米尔肯活动的参与是最小的，他不过是一个旁观者。当时，米尔肯授意洛厄尔起草一封声称那530万美元是咨询费的信函，洛厄尔起草完毕后，强行拉当时碰巧在旁边的巴尔萨一起在这封信上签了个名。
卡伯里觉得可以给瑟内尔和巴尔萨豁免。他必须想办法让他们开口，给予他们豁免就要求他们诚实回答问题。既然他们的供述不会被用来起诉他们，他们就不会再引用《第五修正案》闭口不语。
不过，把这个过程称为合作是言过其实。格兰泽尔在与米尔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