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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红旗坚持他的看法。即使当初几乎活不下去时,他也一直在心里大声地赞美北京。第二天他总算找到了亲戚,拖着一大包行李挤进了亲戚的小屋里。出乎他的意料,他的亲戚混的实在不怎么好,完全不是他在小镇上天真地想像的那样,到了北京狗也是个人物了,现在看来,狗还是狗。亲戚正在煮面,小桌子上摆着三四个馒头和一碟咸菜。亲戚三下五除二吃了半锅面,抓起外套就走了。临走的时候让他先好好睡一觉,养好精神了好找活儿干。然后他就看到亲戚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出去了。他们住在巴沟村的一户小院里,租人家的平房。
养好精神了他独自出门找工作,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干什么,不过还比较自信,找个记者、编辑之类的活儿干干总还是可以的吧。一路上见到报纸就买,专门找过去从来不看的夹缝里的广告,挑好的工作,谦恭地把电话打过去。那一天他用了两张手机卡,一个也没成,直到最后口袋里只剩下坐车回家的钱时,才想起亲戚告诫,别挑挑拣拣的,不管什么活儿,能找到一个填饱肚子的就不错了。边红旗不服气,好歹也是个中学教师,还写诗呢。电话里的人为什么总是问他的生活和居住情况呢?这跟工作有个鸟关系!第二天他接着找,他觉得自己不应该和亲戚一样,亲戚是个大老粗,靠力气吃饭是正常的,他不是。怎么说也是个知识分子。这一天他学乖了,不用手机打电话了,用公用电话,省了不少钱。但是这一天的运气也不比前一天好。晚上他垂头丧气地回到巴沟,像从滑铁卢归来的拿破仑。亲戚已经躺下了,他说今天被警察追着跑了很远,累坏了,原因是他的三轮车没有牌照。亲戚没有问他成功了没有,都摆在脸上,哪还要问。边红旗很悲伤,把亲戚从床上拖起来,两人瓶碰瓶地喝了五瓶啤酒。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啊,北京(9)
他在海淀附近转了好几天,连公交车站牌上贴的广告都看了,都联系了,还是不行。整个世界都跟他对着干,真是没办法。边红旗还是不怀疑,一千多万人都活下来了,凭什么我边红旗活不下来,没道理嘛。我们的边红旗找呀找,又找了两天还是没找到。不是一个都找不到,而是他想找的那种看起来体面、干起来轻闲的没找到。他只好去了中关村人才市场,周三周六才开放的地方。排了半个下午的队,轮到了,把身份证交上去。玻璃窗里的女人问,证呢?边红旗说,不是交给你了吗?那女人心情很糟,大概中午和丈夫吵架了,什么证都不知道还找什么工作!下一个!话音还没落他的身份就被扔出来了,搞得边红旗半天没回过神来。
“她要什么证?”他问旁边的人。
“暂住证。”
“什么暂住证?”
“老兄,”那个用安徽口音和普通话杂交出来的声音说话的小伙子说。“这东西都没有,可要小心点,别让警察给揪到了。”
“下一个!”窗口里面的女人气急败坏地敲着玻璃,边红旗只好让出了位置,他排了半个下午就等来了这几句训斥。
眼看着一天一天地晃下去,快坐吃山空了,最要命的是,没法向家里交代。老婆担那个心,每天都要打电话问他有没有着落,打得他心疼,他快光了。我不知道边红旗是怎么克服心里障碍的,反正最后他是和亲戚一块儿出去骑三轮车了,到巴沟的一个土著家里租了一辆没有牌照的三轮,见缝插针地跑到硅谷那儿揽生意,帮别人运电脑。边红旗讲到这些时一点也不伤感,相反,这段三轮车夫的生活他还相当满意,觉得自己很像电影《有话好好说》里的张艺谋,整天骑着三轮车到处跑。他说,人一旦降低了自己,就无所谓了,就像妓女,卖一次就想着卖第二次,然后第三次,这东西搞不清楚,它一定是有快感的。他在那段时间甚至还经常跑到北大听讲座,隔三差五还进课堂,以便瞻仰那些久闻其名的学术界大师。他和我住一块儿后,我们聊天,我发现他对北大的老师,尤其是中文系的老师,了解的不比我少。
边红旗在蹬三轮期间没有告诉家人他在靠什么吃饭,他的亲戚也同样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他们只说是一项工作,不好也不坏。他更不可能告诉他老婆,他最倒霉的时候,一个星期被警察追过四次,好在都逃脱了。他都没想到自己还有骑三轮车的天赋,能在到处是汽车和人的马路上跑得飞快。这个新工作对他是个刺激,所以这个时候他还坚持写诗。据他自己说,在他密不示人的诗歌生涯中,这是一个创作的高峰。坐在三轮车上满脑子都是诗,他由衷地觉得北京就是好,你看看,蹬三轮也照样诗兴盎然。
接下来生活就有了变故,亲戚家里出了点事,他要回去了。回去之前他把能带走的东西都收拾好了,不想再在北京混下去了,他觉得蹬三轮,即使在北京也不是件值得称道的事,还是回家干点正事。他在北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尽管他走得不免伤感,还是义无反顾地走了。临走的时候他终于说实话了,待在北京几年了,他一直都不服气,希望能有所起色,心里恐惧着,希望着,但是现在,他语重心长地说,他服了。就这样。他把房子留给边红旗,自己组装的那辆破三轮也给了他,希望他不要一直把这个破三轮蹬下去,也蹬到他离开的北京的那一天。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啊,北京(10)
现在边红旗独自奋战了,骑着三轮回到家,自己跟自己喝酒。左手一杯,右手一杯,相互致意,互相祝福。这样的日子没过多久,出事了,他的三轮在人民大学西门那儿被警察扣住了,他一不小心闯了红灯。警察发现竟然还是个没户口的黑车,立马扔进了立交桥底下的仓库里,那里面已经堆了很多黑车。边红旗想花几块钱赎出来,警察不让,随口出了一个买一辆新车也绰绰有余的价。边红旗没辙了,恨得门牙都痒痒。当时还只是觉得难堪,后来突然有了恐惧,那种一下子失去依靠的恐惧。他一直以为他在北京就是光溜溜的一个人,十三不靠的主,现在才发现,他还是有所依靠的,就是那辆破三轮车。它是他和北京的大地发生联系的唯一中介,现在没有了,他觉得脚底下空了,整个人悬浮在了北京的半空里,上不能顶天,下不能立地。唯一能和北京发生关系的凭证丢了,他第一次发现北京实际上一直都不认识自己,他是北京的陌生人,局外人。除了那个警察,谁会知道他失去了那辆三轮车?说不定那个警察转身也忘了这事。他悲哀地蹲在桥底下的柱子旁,有那么一会儿想到,即使他死了也没人会知道,别人凭什么知道?你边红旗算是哪根葱哪根蒜?他觉得自己蹲在那儿像个委琐的农民,哼哧哼哧干了这么多天,一辆破三轮一下子就把他送回了苏北的一个小镇上。
他想拿回那辆三轮车,其后的几天他一直在算计这事。吃过早饭他就出了门,像往常一样,步行到人大西门,为了省下坐车的钱。到了北京边红旗发现自己的一个变化,就是对钱斤斤计较了,外出的时候他都要考虑坐不坐车,坐公交车还是打的。在老家是从来不把钱放在心上的,不是他腰包鼓,而是那地方的生活开支永远也不会超出他的想像力。北京不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要花钱,花多少心里也没个底,所以出门前他总忘不了看看钱包。他来到立交桥底下,冷着眼看在红绿灯底下指手画脚的警察。早已经不是那天找他麻烦的那个了。他盯着他们,因为他们手里有开仓库门的钥匙。那个仓库其实只是一个铁栅栏围起来的一块场地,栅栏太高,要想把车子弄出来必须经过铁门。他希望警察能把铁门打开,然后忘掉这回事,他就可以偷偷地进去,把车子推出来。边红旗想好了,他只要自己的那辆破三轮,不要别的,尽管里面新车子也不乏其数。
这种守候相当辛苦,几乎无机可乘。要么是铁门不开,要么是警察不来,要么是门开了,警察却站在门边上,或者是隔三差五地回头。真要命,边红旗都守了好几天了,他像中了魔一样,非要把车子给弄出来。有一次几乎成功了,他趁警察盘查另一辆三轮车的空挡溜进了仓库,刚从乱七八糟的车子堆里找到他的破三轮,还没来得及拽出来,就听到警察对他大喊:
“你,就你,干什么的?!”
他慌忙撤回手,装作找东西的样子,对向仓库跑来的警察说:“我找我的打火机。”
“打火机怎么会跑到这里来?”
“我走路时扔着玩,不小心扔到这里了。”
“出去出去,”警察说,顺手锁上了门。“超市里多的是,到那里找去!”
边红旗对我说,当时他突然产生一种要和警察拼命的冲动,他觉得那家伙很讨厌。当然没动手,动了手他恐怕就不会安安稳稳地过到现在了。他拳头都攥起来了又松开,还是有点怕,毕竟是警察。他无望而又顽强地守在桥底下,车子最终也没能再回来,却撞上了现在的这种办假证的生活。 。 想看书来
啊,北京(11)
那天和往日没有什么不同,他蹲在桥底下,看着车子和行人水一样从眼前流过。他都快睡着了,似乎已经忘了来这个地方是干什么的。一个大男孩拼命地向这边跑来,后面二十米远追上来一个警察,喊着让他站住。大男孩的惊慌显而易见,完全是捞不到救命稻草的模样,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