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尼夫妇开始进入富裕和奢侈的生活圈。他们买了一辆捷豹汽车和一条小船，雇用了一个名叫乔治的司机和好几个佣人。他们流连俱乐部，举行舞会。在那段日子，菲尼有两套晚礼服。他们光顾香港市区中段的妇女游乐会——香港最高级、最负盛名的俱乐部之一，到了星期天，大人们去那儿打网球，孩子们则在水池中嬉戏。丹妮尔发现，在香港过奢侈的生活是件很容易的事。当地的佣人、房子和食物都很便宜，她大肆购买珠宝和古董，并把住宅布置成了饰品和美丽物件的展览馆。
丹妮尔并非出生于富有家庭。在此之前，她的家人从阿尔及利亚搬到巴黎，熬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直到她父亲后来成为一位颇有声望的精神科医生。她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艰苦环境，多年来也跟着查克走南闯北，而如今在香港，她觉得钱就是用来享受的。她热爱在香港的生活，尽管她非常清楚这种生活的碌碌无为。
查克·菲尼体格健壮，皮肤黝黑，留着清爽的发型和干练的鬓角，浑身上下流露出一种代表战后美国商界新秀的自信与活力，是个很正派的美国人，慷慨大方、踏实肯干，而且很顾家。菲尼很喜欢自己的工作，对自己在商业上取得的成就很满意，而且他似乎很享受目前的舒适生活。DFS的人们都很拥戴他。他付出了忠诚，也渴望得到忠诚。他知道每一个销售员的名字，而且乐于了解她们的家庭，他总是帮助员工渡过难关，因此深得人心。当约翰·蒙蒂罗8岁的儿子迈克尔，把一根点燃的火柴丢进摩托车的汽油缸而被严重烧伤时，菲尼把这个孩子送到纽约的一家顶级医院进行多次手术，并支付了所有的账单。
在香港，菲尼关注着那些贫穷孩子的生活，这也将贯穿他的一生。他在维勒弗朗什海滩就曾热心照管孩子们，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商业作秀。他努力为一个名叫苏珊娜的失聪女孩争取最好的治疗，苏珊娜是他们在香港的邻居。他看到一些孩子乘坐小巴去一所美国学校，司机允许他们把头伸出车窗，菲尼为他们担心不已。“如果司机踩刹车或者发生其他意外，他们就会受伤！”他说。他给那位女司机的单位打电话，表达自己的担心，得到的回答却是：“去死吧！”最后他找到每一个孩子的家长，终于制止了这种行为。
DFS的业务在香港发展得如此迅猛，而且很有希望扩展到太平洋周边地区，因此菲尼在1969年劝说鲍勃·米勒回归公司。“坦率地说，我在香港应付不过来了，”菲尼回忆道，“我说：‘鲍勃，大家都应当回来，我们的前景一片大好。’”他密切关注着，打算伺机扩张，在阿拉斯加和太平洋群岛开设第一家DFS。“好吧，我回去。”米勒说。他携爱妻和*从伦敦来到香港，从此永久定居在这里。艾伦·帕克负责夏威夷，米勒则照看香港，现在菲尼可以到香港以外的地方寻求新的良机了。
8 香港大鳄（5）
菲尼夫妇和米勒夫妇都是香港名流交际圈的成员，可是他们很少一起出席社交活动。丹妮尔喜欢鲍勃，因此跟米勒夫妇关系很好。不过，查克记得米勒夫妇只来过他们家一次，他也只去过米勒家一次。在人生抱负方面的差异，更加剧了两位创业*之间的冷漠。鲍勃·米勒和钱特尔·米勒憧憬着高档消费，向往跻身于优雅的上层社会，钱特尔曾向丹妮尔倾诉道：“我的女儿们要嫁给王子。”（其中的两个后来真的做到了。）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菲尼开始反思自己对待目前生活的态度，他已经离往日的生活太远了——他的家人和朋友还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区继续过着这种生活。对于丹妮尔来说，她只是越来越清楚地觉察到，丈夫认为自己不属于这个充斥着正装晚宴和休闲游艇的世界，觉察到他变得如何痛恨香港的虚荣浮夸，如何鄙视这里的繁华生活。
DFS的两位创业*在公司的慈善捐赠方面也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当他们开始赢利时，菲尼建议把税前利润的5％捐赠给慈善事业。这么大份额的捐赠是有悖于当时的公司道义的——1970年，米尔顿·弗里德曼在《纽约时代杂志》（New York Times Magazing）上发表了他的著名言论：“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是创造利润。”——大约只有10家香港公司对慈善事业有所贡献。米勒认为捐赠的太多了，可菲尼不为所动。查克在公司成立了一个慈善信托基金，由蒙蒂罗负责，吸收了一些名人作为顾问团，包括香港政府高官（后来的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前政府官员钟逸杰爵士和前政务司司长丹尼斯·布雷迪爵士。公司的慈善信托基金主要捐助无家可归的人、盲人和老人，这也提升了DFS的声望。
至于谁对公司发展的贡献最多，在这个问题上，查克和鲍勃的个人关系进一步恶化。在知情人看来，是菲尼在独撑大局。不过，从另一方面说，在公司刚开始起步的时候，是米勒为公司拿下了夏威夷和香港的两个关键性的DFS经营权。“鲍勃是出于乐趣，而查克则是想要取得商业上的成功。”一位DFS经理说，他记得菲尼说过，再也不会与米勒进行第二次合作了。“不能否认，鲍勃是个机敏而精明的商人，只不过查克付出了更多的心血。”鲍勃·马托塞克印象中的米勒“时尚而健谈”，而且善于尽情享受生活。艾伦·帕克认为，菲尼作为公司的领袖和几乎所有创意的贡献者，应该在DFS拥有独揽大局的发言权。
也许在人们意料之中，菲尼开始独自争取一些商业主动权。他发现可以顺便向亚洲各国代理销售卡慕干邑和阿马尼亚克，并在这些地区代理香奈尔香水。他没有告诉合伙搭档，就于1970年4月1日在巴哈马注册了一家独立的公司。他劝琼·根茨伯格来全职帮他，开出的条件是给他分红。为了让这个法国人相信这是一笔好买卖，他从业务手册上撕下一页方格纸，大致写出了预期中的月成交量，并表明除去运转开销之外，50％的利润属于根茨伯格，另外的50％属于菲尼。他们都签了名，并握手相庆。他们将以“机场零售集团公司”的名义进行交易，这是为了与DFS4位股东的机场零售股份有限公司相区别。两个月后，根茨伯格带着他的牙科医生妻子艾琳从法国来到香港，开始了这里的事业。
后来，菲尼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说，他只是看到了一个无人涉足的好机会，才成立了独立的卡慕经销处。他说，卡慕“如果只在DFS销售，而不进军整个亚洲，注定只是一个二流品牌”。实际上，对于他的搭档们来说，这是合情合理的一步。卡慕公司在全亚洲的姿态越高，在DFS的销量就越高。
托尼·皮拉罗说，一年后他在东京遇到根茨伯格时才发现了这件事。他问根茨伯格：“你到底在这儿干什么？”当他和其他几位DFS合伙人发现菲尼已经独立开了公司之后，有一种蒙辱的感觉。在艾伦·帕克看来，菲尼与卡慕的关系是由DFS与干邑制造商的关系延伸出来的，如果说它属于谁的话，就应该属于他们几个的全体。“查克不这么认为，”他说，“他的眼睛被蒙住了，也许直到今天他也不这么认为。”
据皮拉罗回忆，他们一起找到菲尼，菲尼痛快地答应把自己需要纳税的卡慕经销处合并到机场零售股份有限公司。“他就这么妥协了，”米勒说，“我觉得他一直把这件事闷在心里，事实确实如此。”他们付给琼·根茨伯格万美元——让他狂喜的一大笔钱——让他出局。整合后的公司重新取名为“卡慕海外股份有限公司”，后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卡慕干邑经销商，为4位合伙人带来了丰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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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包围日本（1）
1969年，约翰·蒙蒂罗开始准备离开香港，移居火奴鲁鲁。他提醒查克·菲尼，当年他们签的合同中有一条是他们会帮他移民夏威夷。可这确实很困难，DFS必须在火奴鲁鲁请律师向美国移民局表明，他们真的需要一个能说葡萄牙语、粤语、英语和一点日语的管理人才，而约翰·蒙蒂罗正是最合适的人选。
“最终我获得了去美国的许可，于是，我把所有的行李都打包、送上船，然后自己买了票，”蒙蒂罗说，“这时，查克·菲尼给我打电话，说：‘公司确实需要你去阿拉斯加，而不是夏威夷，希望你能谅解。’”
蒙蒂罗和妻子卡罗尔一直居住在香港的湿润气候中。现在，他们却按照菲尼的指令来到了安克雷奇，这里的冬天冷得出奇，覆盖着平均深度为60英寸的积雪。那时，只有10万多人口的安克雷奇很有边境城市的气氛，犯罪频仍，它还正在从1964年大地震带来的灾害中复苏，它是蒙蒂罗在地球上最不愿意去的地方。他们带着年仅1岁的儿子，卡罗尔还怀着身孕。在香港的寓所里，她有两名女仆伺候，可如今在阿拉斯加，到处都是积雪，无法开车，她丈夫又没日没夜地忙于工作。菲尼答应他们，只要在这里坚持一年，就可以去夏威夷。
菲尼在阿拉斯加需要蒙蒂罗的干劲和经验，是因为1969年他向美国政府争取到了在安克雷奇机场开设DFS的经营权。荷包鼓鼓的日本游客不仅大批涌向夏威夷和香港，而且开始进军欧洲和美国本土。随着波音747时代的到来，世界正越来越像一个地球村。途经北极点往来东亚的飞机都要在安克雷奇中转加油，因为它们不能进入前苏联领空。在飞机加油的空当，乘客们必须到地面上，在古老的航站楼周围闲逛。
“是谁想着去阿拉斯加这样一个中转加油站开DFS？”鲍勃·马托塞克说，“是查克，他就是要冒这个风险。他有着离奇的天分、知觉和能力，总能发现别人看不到的商机。波音747飞机拓宽了公司的业务，打开了潮水之门。”
这个以大腹便便的北极熊为标志的阿拉斯加店铺迅速获得了成功。每天上午都有五六架从日本飞往伦敦或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