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老师监堂，气氛紧张得就差没搜身了。我当时特希望忽然停电，或者有坏人想控制我们的计算机系统，把电脑都弄瘫痪了。在这些想法都没有实现后，我只能装作胸有成竹地坐在那儿答题，我不表现得特紧张是怕哪个好心的老师过来宽慰我，再占用我本就不够的答题时间。我抽到的题，都不难，有一半左右是我复习过的，另一半和我素不相识的被我蒙得驴唇不对马嘴，反正是电脑判卷，不会有老师在卷面上看出我是个蒙混过关的投机分子，而发狠地给我多扣分。考完试，我潇洒地走出考场，反正成绩要五月份才出来。我就先当自己通过了，到时候再说了。
提到大学生打工，很多人会想起家教一类的工作。而播音系的学生都是靠专业赚钱的。大一刚进学校的时候，就听说有些师哥师姐在配音界已经小有名气了，一个月赚几千块钱似乎是轻松而正常的。而我们只是干一些展会、小记录片之类的零散活，偶尔获得几百块的收入。男生的情况可能稍好一些，有几个找到了长期兼职，一个月也能有对学生来说丰厚的收
入。上个学期，夕平就在老师的介绍下给一个公司做了三个月的配音，最后拿到了一万块的酬劳。我们自然是不会放过这样先富起来的人，威逼利诱她请我们吃了一顿好饭。
考完计算机没几天，就有人介绍我去配音。很长的一段稿子，尽是专业术语，一直念完我都没弄清楚自己说的到底是什么。配了五个小时，拿了六百块钱。高高兴兴地跟同学说拣了个便宜，却听说挣得并不算多。他们说，一个十几分钟的记录片，就得给二百块钱。依此类推，我应该是亏大了。不过，我心里还是觉得，不至于太亏。照他们的说法钱也太容易赚了，简直比冥币还好到手。
不管钱到底容不容易赚，赚钱总要依靠我们的专业。把专业学好，将来才有生活的依靠。这个学期，我们开始学习广播播音了，换了小课老师，也就是说，我不能在小课上看到我深深崇拜的王老师了。
广播播音的开始阶段是社教类节目。字面的含义是社会主义教育。具体地说，就是生活服务类、知识类的都算。我脑子里比较典型的社教节目就是“为您服务”和“今日说法”。凭心而论，我对社教节目真是没一点兴趣，平时看电视看到有主持人在那社教，我会毫不犹豫地换台，更何况是广播呢！而老师们却认为社教类节目很有生命力，有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
这或许是很有先见之明的看法，可我就不明白一辈子坐在话筒前告诉听众点小常识有什么意思。
很让我为难的是，每次小课，我们都要带着自己录好的社教类节目的带子去上课，老师和全组同学会听评。大家也都没什么新想法，无非是推荐几个旅游景点，介绍几条健康知识，我听了都觉得困。老师也觉得我们的节目毫无新意，让我们花更多的心思来思考。可是，下一次还是如此。我觉得广播里的社教节目本身就是个行将就木的东西，又没有图像，一点不直观，谁没事抱着个收音机听主持人在那老生常谈啊。
老师见我们每次的作业都是教人怎么吃吃喝喝，感到很是不满。
“你们不能把视野开阔一些吗？别总是介绍特色饮食、特色小店和健康常识。关注一下弱势群体，为他们做点实用的节目。”老师语重心长地说。
“弱势群体听广播吗？”一个男生问。
“他们不听，是因为没有为他们服务的节目。打开收音机，全是小资的内容，他们有心情听吗？”老师又说。
“我觉得给那些民工啊什么的做节目也会失去一些听众啊！而且，那些真正的弱势群体日子过得朝不保夕的，哪有心思听广播啊？”一女生说。
这样，原本关于如何改进节目的讨论，纠缠在了弱势群体到底听不听广播上。这是我们组一贯的风格，绕来绕去，最后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行了。我不管民工到底听不听收音机。你们就先当他听，为他们做一期节目吧！我们不考虑有没有人听，我们的目的是开阔大家的视野，提升大家的情怀。”老师到底是老师，在七嘴八舌的讨论中，率先清醒了过来。
要不是老师发话，我们肯定还为民工是否听广播争论得不可开交呢。
课下，我们各处去搜集与弱势群体有关的资料，却发现，与他们有关的东西真是少之又少。这个如今被叫嚣得很响的新词汇，仅仅是个时髦的词汇，仿佛说出这个词的人都有着悲悯情怀。而真正和它联系在一起的人们，还是一如往昔地在过自己的沉重日子。
网络、报纸、杂志，所有能找的资料都被我们翻了一遍，可能做节目的有效信息几乎是零。那些资料足以让我们做一万期社教节目，可它的受众，无一例外的是小资。一个同学想做一期帮助外地进城务工人员孩子入校的服务节目，却怎么也找不到相关资料。看着西街上那些脸蛋通红、跑来跑去的孩子，她只能欷不已地露出亏欠的表情。
我和陈睿也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内容，最终只能把目光聚集在了老年人身上。老年人，也该算是弱势的吧。最后，我们做了一期介绍老年大学的节目，她当主持人，我扮演老年大学的校长。勉强，算是对付出了一期节目，想想却发现，能上得起老年大学的，应该也不算是弱势群体了。
上课的时候，大家还是没交出合格的作业。几乎每个人的节目，都针对弱势群体中的贵族。悲天还算得上，离悯人还差得有点远。老师问为什么。我们只能诚实地说，找不到资料。然后，学生和老师一起陷入沉默，听那些勉强做出来的作业。
有一个同学的作业不符合要求，却打动了屋里的每个人。他没有找到合适的材料，就到一个专给外地农民工孩子上课的学校做了采访。他的作业严格地说不是社教节目，而更像新闻评论类或者谈话类。可当我们听到录音机里传出那些不同口音的孩子们不知生活艰辛的话语时，我们的心被刺痛了。在带子的最后，他问那些小朋友，“你们最喜欢唱什么歌啊？”
“《同一首歌》。”
“唱给我听好吗？”他问。
“好。”孩子们的回答带着乡下孩子的率真和质朴。
接着传来跑调跑得无法无天的歌声。那歌声一听就不是城里孩子的，纯真、奔放，又多少带着些蒙昧。
在听到“星光洒满了所有的童年”那句时，我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掉下来。
社教节目把大家折磨得都头昏眼花的，每天互相一见面就问“找到什么新素材了吗”，得到的回答多半是“还是那些剩饭，炒了二百多遍了”。我想当时要是有个社教类节目教大家怎么找素材，那一定会有很高的收听率。
我们宿舍的人都想得挺开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句话在我们这儿被认为是很愚昧的。我们宿舍的人都觉得山上有虎，就赶紧下山。对学习也是如此，觉得社教节目实在无聊后，就开始根本不理那茬了，我们在沈眉的带领下开始废寝忘食地看影碟。
当初大一说要买电视，大家都赞成，就沈眉非说不需要，最后她还是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才不情愿同意的。如今，谁离了电视都能活，就她不行。她通常是中午起床，什么都没干就打开电视，找到电视剧就看，跟没见过电视似的。当时电视里正热播的是大陆版的《射雕英雄传》，想起我小学五年级时对香港83版的《射雕》很是着迷，就满怀热情地打算看看这个大制作。看了几集就不忍心再看了。这个版本的杨康不仅让人恨不起来，还有些让人心疼，好歹也是个小王爷，导演非让他穿一身蓝褂子，跟退休老工人似的，比江南七怪还怪。那黄蓉的声音像极了蜡笔小新，闭上眼睛听觉得像是俩郭敬，没黄蓉。这样的电视剧，连沈眉都不愿意看。我们只能放弃电视，在影碟上寻求新出路了。
她有个同学在戏剧学院念书，很久都不联系了，她发现电视剧没意思，就把这个人想起来了。拿起电话没寒暄几句就直奔主题地跟人家借影碟，那老兄倒也爽快，竟然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沈眉跑了一趟他们学校，蹭了一顿饭，拎回来一大兜子影碟。我们的课余生活从此就不再百无聊赖了。不，应该说，这中间还有个小小的插曲。沈眉拿回来的都是DVD，而我们屋却只有一台VCD机，要想看这些碟片还要换机器。开始的几天，罗米把林也他们屋的DVD机抱来了，可林也不反对，不代表他们屋的人也要忍气吞声。没几天，机器又被要走了。后来，我们发挥了集体的智慧：靠小悠的美色引蛇出动去换机器。目标定在了一个外系的土款身上，这个人傻而有钱，喜欢美女，对我们班所有女生的背景都了如指掌，却常常被我们班女生戏弄。每次他见到小悠都眉开眼笑、百般热情，而小悠素来没正眼看过他。这次，小悠只满脸厌恶地喊了一声他的名字，他就快晕倒了。接着小悠像下命令一样地说了句“我们屋没有DVD机，把你的拿来用一阵”，那男生就骑了火箭一样上楼拿机器去了。我们的问题如此简单地迎刃而解，我也终于明白为什么会发生特洛伊战争了，美女的力量不可估量啊！拿下机器后，那男生洋溢着幸福的笑容问：“借多长时间啊？”“两年吧！”小悠干脆地回答。那男的压抑一下自己即将显现出的不舍，怯怯地说了声“好”就不敢再出声了。说了声“谢谢”，小悠就抱着机器转身而去，像个冷血的女军阀。那个刚刚经历了强取豪夺的男生却唯唯诺诺一脸陶醉地站在原地。我估计，他那晚失眠了。
借来机器之后，我们开始不分昼夜地让它工作。开始看的一些片子我和沈眉都看过。我就躺在床上翻杂志，而沈眉却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给大家讲解后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