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的压力，使孩子体重过重、血压偏高、胆固醇的指数也偏高。我同时怀疑，就是这些“隐藏性危险”使他们因“意外受伤”而突然死亡。
我还想补充一句：这些怀疑和假设，不应当视为对波格露沙研究的一种批评。专家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用的信息，他们说得非常清楚：冠心病的征候及症状可以在很小年纪就开始出现，并终将导致受害者过早死亡。
不幸的是，和扶兰明罕研究一样，这些与早发性心脏病形成有关的危险因子，在波格露沙的研究中，好像只是被专家摆在天平敏感的一端。似乎天平上多放上一些危险因子，早发性心脏病的危险性就会更高。
儿童时期的危险因子（2）
问题是全貌在哪里？真相是不是一座天平，在另一端还得摆上家庭破碎、社交孤立、求学失败、沟通型疾病和孤单寂寞这些隐藏着的危险因子？所有证据显示，我们只要把这些隐藏着的危险放进天平的一端，另一端的传统危险因子就会立刻增强重量。就是两端重量的累加，无情地摧毁人的心脏。
童年遭遇对精神和肉体的影响（1）
令人鼓舞的是，现在有些长期的心脏病研究已经延伸到了儿童期和婴儿期。自从20世纪初生理学和心理学奠基以来，幼年时期的生活经验对于进入成年后的人格形成的重要性，已经成了两门学科的核心信条，如此断言并不夸张。波格露沙这类前瞻性研究带给我们的希望是，到了最后就会出现一种资料的融合，累积在历史上平行发展的两门学科里。它必将促成医学上对于尚未注意的疾病成因的了解。
心理学文献指出，孩童时代的若干生活经验与嗣后出现的生理、情感困扰，关系十分重大。我在这里只能引述少数几项研究。列特·嘉登纳曾经提到，为数甚多的研究显示：儿童如果成长在情感遭受剥夺的环境里，他们的身心将遭到严重摧残，包括身体永久性的发育受阻。
在一份名为《 被人剥夺而成侏儒 》的报告里，嘉登纳再次提及13世纪时西西里国王斐特烈二世的故事。这位国王相信，所有的人一生下来就懂得一种共同的语言。他猜测，那一定是一种古代的语言，譬如希伯来语。为了证实这种理论，他从产妇怀里夺走新生婴儿，交给乳母代为抚育。他又命令乳母们只准在肉体上哺育新生儿，不能跟他们讲话。他以为这样做，便能知道孩子天生会讲的语言是什么。然而这项实验并没有成功，所有的孩子都死了。“因为孩子没有爱抚，看不到微笑的脸、听不到爱的语言，他们就活不下去。”
20世纪初叶，西格蒙·佛罗伊德极富雄辩地论述了童年经验的重要性。他详尽地描述，亲子互动是如何对成年人格的形成产生影响。在他开创性的研究之后，许多心理学研究相继跟进，完全证实了诸如父母离婚、骤然失去所爱、缺少关爱和长期寂寞等等童年时代的经验，都会对童年及成年产生重大的影响。
佛罗伊德之后的心理学家都承认，小时候失去父母，对于童年、青春期和成年后的心理问题都有直接的关联。这方面的科学进展，主要得归功于约翰·鲍尔比博士的经典研究。1950年，鲍尔比博士受世界卫生组织委托，调查父母之爱与心理健康的关系。他的报告指出，一个人若是很小的时候就与父母（ 特别是母亲 ）分开，所造成的生理、情感及智能上的伤害将会影响久远。如果这种分离发生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初几年，伤害程度尤其严重。
十年之后，瑞尼·史匹兹博士也指出婴儿骤然失去母亲之后，身体将迅速走向衰弱。史匹兹说，有些婴儿若是突然失去父母，他们会拒绝进食。即使强迫灌食也无济于事，他们最后还是悲惨地死亡。
在凯瑟琳·吴尔夫主持的一项研究里，史匹兹博士追踪观察了美国及加拿大孤儿院的91名婴儿。虽说他们在身体上得到细致的照顾，但大部分婴儿却显得十分沮丧而焦躁不安，发育速度也比不上正常婴儿。他们的体重不再增加，有些甚至反而下降。研究报告指出，91名婴儿虽然饮食良好，得到细心照顾，但仍有34名婴儿死亡。这种情况似乎在婴儿周岁之前的三个月里特别明显，大多数婴儿死亡事件都是在这期间发生。这种婴儿即便是幸存下来，也几乎都会出现各种程度上的身心发育迟滞现象。
幸运的是，观察发现，后来孤儿院对孩子的照顾方式有了重要的转变，慈善机构也渐渐开明起来。母亲探望生病的孩子不再被管理者视为麻烦，反倒在紧要关头里得到鼓励，住进孤儿院照顾孩子。所以孩子们一旦生病，就不会因情感困扰而加重病情。
俄克拉荷马大学的纳尔森·欧德威博士和他的研究伙伴也对因身缠多种疾病而住院的三名婴儿进行了反复观察。这三名婴儿都失去了亲情之爱，刚住院的时候全部停止发育，体重下降。后来医生给予他们亲情方面的支持，每名婴儿由一两名护士照顾，婴儿的健康状况因此发生戏剧性的改善。欧德威和他的伙伴指出，被剥夺亲情之爱的婴儿无法对别人产生强烈的情感，对于外界也缺乏兴趣——当某个人或某样玩具从眼前撤离，或者站在陌生人面前时，他们并不会流露出焦躁或沮丧的情绪。
童年遭遇对精神和肉体的影响（2）
不幸的是，这种社会剥夺的破坏性影响，太容易被我们忽略，总以为这些因素与人类大部分成员的境况无关。毕竟，在美国只有很少孩子在彻底孤独的环境中成长。史匹兹或欧德威所描述的案例太不寻常，甚至可以说是极端情况。但话说回来，他们暗示着一种微妙的社会剥夺暗流，似乎已经漫延到社会的各个角落。
越来越多的孩子在自己家里长大，但他们的家却往往成为社会剥夺的环境。现代家庭的孩子越来越少，兄弟姐妹沟通的机会越来越少，整个家庭成员的沟通也减少了好多。
先前讲过，过去二十年来单亲家庭的孩子数量迅速扩大，而越来越多单身母亲还被迫走出家庭寻找工作，使情况更加恶化。无疑的，单亲家庭里绝大多数成人被迫赚钱养家，即使不愿意让他人照顾孩子，但也别无选择。
于是，一种全新的孤单形态被嵌进“钥匙儿童”这个名词当中——有越来越多的孩子放学之后，面对的是一个空荡荡的家。大部分父母外头工作了一整天，最多是回家煮一餐饭，做一做家务，就已经身心俱疲。问题不在于父母是否关注自己的孩子，这毋宁是一种时间、个人和情感的消耗问题。于是，与孩子相处和沟通的功能，越来越多地推给学校、托儿所、保姆 、临时照顾者和电视，自己却不参与，但那些受托者完全可能是糟糕的代理父母。
现在有非常多的青少年及成人出现心理失调问题，与当事人婴儿时期欠缺亲子之间的接触有关。数以百计的研究显示，幼年时期若缺少亲子接触或失去父母，可能会严重破坏儿童心理的稳定。有些成年人严重的沮丧、依赖症、精神疾病、各种神经官能症以及自杀行为，从媒体报道可知，他们早年全都是失去了父母之爱。华尔研究过曾经在美国海军服过役的392名男性精神分裂症患者，其中有40％的人在15岁之前，因死亡、离婚或分居而失去双亲中的一位。相比之下，世界各国海军士兵就总体而言，只有11％是这种情况。
辛辛那提大学医学院的萝丝琳·莎莉格曼博士和伙伴针对85名青少年进行了研究，他们从该校附属医院住院的患者中筛检出需要做精神病评估的一批人。研究小组发现，这些患者中有364％幼年时失去了父亲或母亲，而失去父亲者的比率又是失去母亲的两倍。而在当时的美国，在学校就读的青少年里，失去父亲或母亲者的只占116％。
美国的古鲁埃克博士、澳洲的葛绿尔博士都曾提出证据说：成年之后不善社交，在早年失去父母的人身上最常见到。葛利戈里针对明尼苏达州不同区域和社会经济背景的近12万名九年级学生做了深度研究，结果发现：因为死亡或离婚而失去父亲或母亲的孩子，犯罪率和辍学率要比别的孩子高得多。
也许早年精神创伤（ 包括失去父母 ）和后来生理病痛最直接的关联，可以从成年后人际关系的严重问题上看出来。受过严重磨难或无法在成人之后建立亲密关系的人，非常可能就出现在前面所描述的那些死亡率统计数字中。也就是说，他们可能会沉没在单身和离婚的类别里头，一般都欠缺社会支持。
支持这项观点的证据可以从许多数据里获取。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的乔治·恩格尔、威廉·格林和阿瑟·西梅尔就发现，年幼时失去父母和其后罹患各种病症之间有着强烈的因果关系。例如西梅尔研究了分居、沮丧和罹患疾病（ 诸如心脏病 ）之间的关联性，他发现，住院的病人里面有非常多年幼时失去了父母。与刚刚失去父母或即将失去父母的成年人相比，前者往往非常沮丧，所得的病也是各式各样，当然少不了心脏病。
克劳斯·班森博士也做过同样的观察，他研究的是早年的亲子关系和嗣后冠心病、癌症的关系。他指出，许多冠心病患者的父亲年纪轻轻就已过世，他们死亡时孩子通常只有5岁到17岁。虽然这种情形经常被当做“遗传倾向”的证据，但班森说，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其实是情感打击本身，而不是遗传。
童年遭遇对精神和肉体的影响（3）
有个确认早年罹病原因和过早死亡的回溯研究，内容很不寻常。拉尔夫·潘芬巴格博士和他的同伴，对5万名1921年到1950年哈佛大学和宾州大学校友的纪录进行了研究。他们找出了最早因冠心病死亡的590名男性校友，将这些人的情况与随机选出的1180名年龄相仿但依然健在的校友进行比较。
通过九个致病因子就可把冠心病患者识别出来：烟瘾奇重、血压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