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吧，我说没事，伙计。”黑子大大咧咧地说，“我是说他那个领导，他是不会在乎你说了什么，他只在乎坐在他旁边的那位空姐。可惜呀，可惜！”
“你这话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我要是说出来，刘国全还不把我给宰了。”
“黑子，你在胡说什么了？”刘国全终于坐不住了，他大声声辨起来，“我和王挽鹭是朋友，这不错，也就仅此而已。我请她吃饭都有五个月了，而且就这一次。你想想，她在天上，我在水里，我们怎能交汇？”
就在这时汽车已经开出荷塘镇，在离这里几十米远的一个十字路口，车辆堵塞，黑子并没有减速，从停着的车辆旁边开过，以每小时90公里的车速从加油站的车道上冲了过去，把一张张目瞪口呆的脸庞远远抛在车后。“嗨，这可不是在海上啊，你得—”刘国全还没有来得及说完，一个警察开着警车，正呜笛向我们追赶过来。“停车！下来！”那警察是个高个子，身材结实，肌肉发达，标准的警察小平头，颈部上的青筋绷得紧紧的，面无表情。他冲着我们又吼又叫，“开这么快！这路是你家的啊？”那儿还有另一名警察，看起来神色严峻，一见黑子就很反感。
“把驾照拿出来。”
“噢，驾照在这。”
“你是军人？”他一边看着黑子部队的驾照，一边狐疑地盯着他问。
“不像吗？”
警察笑着说：“我怎么知道。你超速了，要罚款500。”
我们说，我们总共有300元，只够到都昌一路上用；他们说，500，一分也不能少。黑子大声抗议，那警察威胁说要刑事拘留他。我们只好交出500元。我要他出具罚款票据，那警察气急败坏，他指着我说，“你们再不走，我要把你们的车也扣下来。听见没有？”黑子的脸顿时变得通红，“你简直是他妈的在抢劫啊！”还没有等那警察反应过来，黑子把车加速到100公里，不仅如此，他居然从一个三岔路口冲了过去。令人吃惊的是：这次那些警察并没有开车追赶我们。
黑子将车速减慢，从车窗往回看了看，那警察的身影显得那样渺小、滑稽。
“嗬嗬，真是个不错的地方嘛！”他忿恨地挖苦道，“把我们的钱全抢去，还要拘留我。他妈的这些警察，干这种事可是轻车熟路。”我们可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还是开心些，别想算了。
我们现在还剩下200元，一直要用到都昌，只好搭上些要赶车的人。在快到湖口渡口时，我们突然见到一个男人正在公路上行走。黑子把车开到他前面停下。我对他说，“伙计，别浪费时间了，他要是有钱还会走路？”
“搭上他开开心！”黑子笑着说。那家伙衣着褴褛，蓬头垢面，两眼茫然，仿佛经历了一场磨难似的。他说他名叫吴正官，把中国都走遍了，总是踹酒店的门，有时索性踢开门去讨钱：“我家在红安革命老区，给我点钱吃饭。”他说，这方法很管用，从没遇上麻烦，真是走运。我们问他不怕被酒店保安赶出门？他说，敢！如果他胆敢赶我出门，我们大军一到，他们就得跪下来求我们。“哈哈！你瞧瞧，我说吧，”黑子放声大笑，“我告诉过你会很开心，伙计，这种人真是很有意思！你肯定想像不出来，当你受到饥饿的威胁时那会是什么样的情景？”那时在越南战场，他也这么干过。他于是给我们讲起他第一次上战场的那些往事—
“1979年2月19日，越南人炸掉班翁水库后，将我们运输粮食的车队所经过的公路全部给冲毁了，粮食无法运到。我们出发时带的三天量的干粮已经没有了。我还记得那天早晨大地突然霜冻。这在与越南接攘的中国南部边境地区是罕见的。当时第43军129师把387团和一些先头部队的战友安顿在一座靠松山高地边缘的草地里。我趴下的那个地方，头碰别人的脚一行行排好躺着，像摆在纸盒里的香烟。在我们刚到来时，这草场还没有被践踏过，还干干净净。我一到就躺倒地上，饥饿难忍。我一直在想起那只野狗在啃吃烂泥，吞食一种有血、肉、骨骼的东西。在打扫战场，把地方腾清。我为什么不行？我努力想像，使自己相信自己是一匹狗，就在壕沟深处躺着死了，正在被蚂蚁啃吃着。我的全身由于无数细微的变化慢慢地变为一种无知觉的物质。在这种情况下，我想也许自己已成为草的养料了，我的血肉一定能够使土地肥沃起来。青草很高兴地继续地生长，爬地龙的根，就在我躺着的地方，它使我们布满水珠的身体冒气，使四处散发出草根的，艾蒿草的强烈呛人的气味。我尝试咀嚼草根，希望能稍减饥饿之苦，同时还想着：这像生菜，苦涩的绿汁使我的牙齿象粗齿锉似的，一条细长的根象剃刀般割伤了我的舌头，痛得像大烧。
在灰蒙蒙的拂晓中，粘湿露水的草呈灰色。我吮啜着青草，把它全吸了，使它全部进入我的体内。
天亮以后，我们在山下碰到一位越南‘农民’，起初，我想用越币跟他买粮食，可是这‘农民’就是不肯卖，也不愿意要钱。没办法，我们只好用枪顶着他脑袋，强行将粮食拉走，当然，不忘甩给他一叠人民币。奇怪的是一见到人民币，那越南‘农民’可高兴了。原来他就是广西龙州县人，他越境到越南承租了30亩田，已种了四、五年。中越边境形势紧张后，他也回不了国，而我们部队买粮食的越币早已在越南作废了（现在越南人用的都是苏联版越币，而我们当时拿的越币还是中国版的），所以他不收，他只收人民币。我敢说那顿早饭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吃得最香的，同时也是吃得最受罪的一顿早饭—”
黑子讲起这些住事非常激动，脸上都冒汗了。汽车来到湖口渡口。由渡船把我们载到鄱阳湖对岸。“下车吧，伙计们！我们得要好好瞧一瞧这清浊分明的鄱阳湖的水，听听微风鼓浪，水石相搏的石钟山美妙音乐。”
黑子戴着太阳镜，叼着香烟，从车上跳了下来。我们也跟着爬下车，靠在船栏杆上，望着这条犹如一只巨大的宝葫芦系在长江腰带上、被称为众河之母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的伟大湖泊。绿幽幽的波浪落魄似的向北奔腾咆哮，白鹤和红雁在蓝色的晴空中盘旋、飞翔。武宁的杉木、井冈山的翠竹、丰城的煤块、都昌的硅沙、星子的云母石，还有长江的浮物，以及在其三条支流上沉浮的杂物都一齐顺流而下。烟雾缭绕的九江炼油厂在河岸一旁渐渐远去；河的另一岸，昏昏欲睡的湖口县城弯弯曲曲的树丛离我们越来越近。在晴阳高照的春日午后，轮船扯起一缕青烟，发出突突突的轰鸣声。黑子正向最上层的船桥奔去。我听见他在喊：“石钟山，嗨，我看到石钟山了。”刘国全同他并肩站在一起。我在想，玉皇大帝当时真不该把两口玉石神钟脱落在这里。
我们的车开下渡船，在狭窄的缝隙中超了两三辆车，驶出湖口渡口。我们一直把吴正官带到湖口县城。
吴正官说：“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讨些钱，给你们加油，同你们一起到都昌。”黑子和我们真是喜出望外。他和我下车跑去买茶叶蛋和矿泉水，打算就在车上吃午饭。刘国全留在车上。
我们在湖口等了一小时，等吴正官上车；他不知道到城里什么地方混饭钱去了，我们一直没见他露面。
吴正官再也没有回来，我们便开车离开湖口。汽车继续往南行驶，我们又搭上了另一个人。这是一个女孩，看上去长得还挺漂亮。她的毛线衣衫口开得很低，乳房丰满高耸，十分勾人。可这女孩傻乎乎的。她说她有一个姑妈，在蔡岭开着一家杂货店，只要我们到了那里，就有钱给我们。黑子笑得嘴都合不拢，就差一点没从驾驶座上滚了下来。这使他想起了在新港我们搭的那个家伙，说的话简直一模一样。“好啊！好啊！”他大声说。“咱们大家都有姑妈，听见没有，咱们上路，一路上去看姑妈、姑父，还有杂货店！”我问她这次要去那里？她说去中馆。我问他干吗到中馆，她说回家。“那你来湖口干什么？”刘国全笑着问她。“我姑父在这，他说替我在一家餐馆找了一份服务员的活干。可结果那服务员没有走，我只好回家。”我问她农村的夜晚都干什么，她说没干什么，在门廊上用麦杆编织草帽。“除此之外还干过什么有趣好玩的事吗？”我试图暗示她讲一些男女之间诸如谈情说爱之类的事。她脸一下红了起来，黑黑的眸子扫了我一眼，有点敏感、懊恼。她一片茫然，不知道渴求什么。她只是不停地唠叨什么洗衣服啦，喂猪啦，打柴啦，割稻子啦，去外婆家过生日啦，想到县城去看场电影啦，什么衣服穿起来最好看啦—她去年春节穿的那件最满意，红色尼绒外套，水晶扣子。“星期日下午你干吗？”我问她。她说，坐在门口看日落。她喜欢坐摇摇椅。“夏天晚上，你干吗？”又是坐在门口，看庐山上的车灯，只有萤火虫那么大，同她母亲一道剁猪草。“夏天睌上你父亲干吗？”他总是干活，在稻田里，看水库放进来的水灌进田里没有。“你哥哥在夏天睌上干吗？”，他打牌赌钱，整夜不回家。她问我们要去哪，我说去都昌。她说，都昌她去过。她有一个叔叔在都昌民政局当退伍安置办主任。
“我有一个兄弟，打算今年退伍，找你叔叔是不是有用啊？”我说。
“这我可不知道，但我可以给你他家的住址，你们可以上他家找他。”
“唔，太好了！”黑子转过头，“你说的可是真的？”
“他叫卢平，我把他的电话和地址写给你，你可以去问好了。”她说，看起来很难受，那说话的口气和模样儿挺逗人喜爱。
我问她都去过什么地方，她说，她只到过县城，但想去九江。
“九江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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