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另一幢房子的楼梯口处,黑子发现了一个牌位,黄纸红字,木刻印刷,细看时,让人意外的是除了那些如道士画符一般的符咒,更有熟悉亲切的方块汉字,如“大神力金刚”、“定除灾金刚”、“鬼镇”等。“真没想到,在这里还能碰到这样的一张黄纸,没有一个罗马字母,除亲切之外,几乎有一股浓重的乡愁立刻扑面而来。”
黄新友说,“这不足为怪。因为在越南,无论城市还是乡村,家家户户都有神龛敬奉祖先与神灵。与祭祀有关的几乎都用汉字,还有贴汉字对联的,如‘祖宗功德千年盛,子孝孙贤万代昌’、‘福生礼仪家堂盛,禄发荣华福贵春’等。”
后来,黑子还了解到,中国所尊崇的儒家思想对越南人来说十分熟悉,因为几乎每个人都在“三纲五常”、“忠孝节义”、“以和为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思想的熏陶中长大。不懂汉字的老百姓通过汉越词能流畅地运用汉语成语,比如“安居乐业”、“三从四德”、“温故知新”、“洞房花烛”等。
他们一连找了几幢房子都不太合适。“但黄新友不知到哪去了,两个多小时后才现身,我从没见过像他这么差劲的抢劫犯。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电熨斗,以至于越军穿的军装、被服、急救包,还有我们吃的大米,见到什么他就抢什么。这似乎已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对此,黄新友的理由是:非常时期,这些事本来就无可避免。自秦汉以来的征服军都这么干。宋朝时,越南人不是也制造过邕州屠城么?毫无例外。更何况这些都是中国援助的。
话是这么说,但黑子完全不赞成他的作法。他认为从越军手上抢是正大光明的事,从平民那里抢就有些说不过去了,不管怎样,这样的事也发生了。
其实,越南也并没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东西。他们缴获的越币、有关文件,都依数上缴了。汽车、拖拉机、商品等是由专门的车来清缴。其它如手表、收音机等物资、商品也全都如数上交了。所以大家基本上是空手而归。不过越南人的坤表到是不错,最小的直径大约只有十二毫米。说不上好看,但比较新奇,因为那时国内也没有这种小坤表。缝纫机基本上都是上海产的蜜蜂牌和飞人牌,自行车有凤凰、永久和飞鸽三种牌子,而且都是彩车。
黄新友从高平市百货商店找到了一个象保险柜一样的长方形箱子,他想用枪托把它砸开,场面很是热闹。不过打开一看,里面什么也没有,因为那只是一个冰箱。但他从来没有见过,仍以为是保险柜。
有一件小东西却使黑子感到十分新奇。一个小磁带芯挂满在商店的柜台和零乱的物件上,他拿起磁带盒纳闷,“烟盒吧,这儿为什么要两个小柱,怎么装烟?把带芯与盒联在一起,我才突然想起这是一台盒式录音机。那磁带真精巧,就那么小!”他觉得这录音机与他的人一样伟大。他就把它拿走了。不过,这台录音机当天就被团长收缴了。后来,他还知道越南连以上的军官都配备照像机、录音机、刮胡刀……比中国军队的待遇要高得多。
在越南,黑子只能根据自己的喜好来选择一些可留作纪念的东西。他捡到一把匕首,大概是美军的简易匕首,外形有点象《第一滴血》中的兰博用的那种,但要简单的多。刀柄很粗,刀尖弯的,刀背是锯。在排除爆炸装置时它可起到了很大作用。
官兵们还强占了各式各样的军用车和民用车。黑子记得,有一天,他们来到一个可能是卖拖拉机的商店,整齐的小型拖拉机排列在院子里。一个战士拿着枪托,挨个砸拖拉机的玻璃。一边砸一边骂越南人背信弃义。他赶紧上前去制止了他。因为这些拖拉机都要拉回国内。
黑子挑选了一个旅馆作为连部,这所房子建在高平市一个陡峭的河岸边。才刚建不久,设计得相当现代,铺设了管道,有冷热水供应,内部也装修过。四连都住上了豪华的、可以俯瞰整个高平市的房间。
到达后的首项任务是搞个人卫生。进入越南后,他们的衣服已经脏得不成样子了,可根本没时间洗换,其实也没有可洗换的。也没时间洗脸,脸上汗水、灰尘、甘蔗水混成一片,还带点粘性,粘着灰,结果是:人,一个个基本花脸;衣服,个个脏兮兮的。驻地有淋浴,虽然水充其量只是温热,但对于一周前离开夏石后就没有正经洗过澡的他们来说,已经是天大的乐事。他们打上香皂,使劲揉搓,冲去泡沬后再打上香皂,再揉搓,再冲洗,如此反复数次。洗完澡,他们换上了新衣服。但仍然没有防寒服。
实际上越南的天气昼夜温差很大。白天中午时热得衬衣都被汗湿透了,夜晚却冷得够呛。四连的号兵、卫生员、通讯员等因为个子小,找了件女人毛衣就穿上了。黑子穿不上,只好找床毯子披着。就这样,晚上还是挺冷的。
部队进入高平的第三天,四连的着装也起了变化。连队小战士们衣领处都露着越南姑娘穿的花毛衣。
肖保国制定的管理制度加深了他们的不满。新兵已经补充进来,为了将他们融入连队,肖保国制定了严格的训练计划。这等于全面重新进行一轮基础训练,大家都很气愤。黑子烦透了这种训练:“有时候,我简直宁愿回到相对自由的战斗中。”
肖保国在旅馆周围还设置了警卫,由各班轮流站岗,他担心越南人继续抵抗或开展游击战。
黑子当时住在一楼,他用大衣柜把通往江边的门堵住。然后用汽车座垫铺在地上。把AK47冲锋枪架好对准门口,他迷迷糊糊的睡了一夜。
后来的事实证明,肖保国的判断是正确的。在高平市区,除第42军指挥部外,还驻有124师医院和第43军129师的一个师野战医院。
那段时间,由于作战部队都不在市区,师医院的防卫全靠他们自己了。当时,124师医院把警卫排放在最外层担任警戒,依次向里担任警戒的是:民工、男医生、女医生,整整四层警戒线,几乎二分之一的人都担任着警戒任务,在防卫圈最里面的才是伤员。
在高平的几天里,越军特工队几乎天天晚上都想偷袭师医院。不仅没有成功,反而被124师医院抓了好几名俘虏。相比而言,129师医院就不太顺利。据说越军偷袭了该医院,抓了几个女兵,押解到河内,扒光衣服,让她们头戴无沿帽,五花大绑在河内游街。
有一次,四连路过一个地方时,就看到一个女兵遗体,她是被越军俘虏后,扒光衣服吊在树上,下身插入木棍,惨不忍睹。
越南人对被俘人员的暴行,绝不是一句“惨无人道”就能解释的。
其实,整个对越作战中,中国军队参战的女军人并不少,但真正出境到越南作战的却不多见。在广西方向,由于其它方向上作战地点距国境线很近,有的只有几公里,远的也不到20公里,只有在高平方向,作战区域距国境线有100多公里。因而,也只有这个方向有女兵出境作战。
在陆军师,那时只有师电影队、师医院有女兵,其他单位是绝对没有女兵的。由于1976年底来了许多女兵,129师医院放不下,所以每个团的卫生队增加了一个女兵班。即1977、1978两年中,387团开始有女兵。
从387团的情况看,自从团卫生队来了个女兵班,卫生队的菜地评比终于榜上有名了。过去他们从来都是最末一个。为此,女兵们抽回师医院时,团卫生队长直觉得惋惜。
可能是考虑到女兵在团里太危险,所以战前各团的女兵班都收回师医院了。刚到广西前线还未出境时,129师医院给女兵发枪,谁都不想要,都嫌枪太重,想要手枪。因为当时发的都是冲锋枪。这点其实比班排战士强多了,战士们还是56式半自动呢。
387团进入高平地区后,牺牲的第一个女兵是师电影队的,叫郭蓉蓉。是一个著名作曲家的妹妹。当时,她从山东当兵,几年后,部队准备让她复员。但由于手续不全,地方上不承认她这些年是当兵了。部队干脆就把她提干了,安排在电影队。
郭蓉蓉当时的任务是在收容队参加收容,收容队长是387团三营九连副指导员临时调去的。她们每天的任务就是负责用卡车把伤员和烈士的遗体拉回国。客观上,每天她们都奔波在战场与后方之间的公路上,而每天她们都要面临越军在沿线公路上的阻击和冷枪冷炮。
有一天傍晚,郭蓉蓉从国内空车回来,途中遇到越军阻击,当时她在后车厢中,一颗子弹打在颈动脉上,当场就牺牲了。同车的另一个姓赵的女兵,当时只有十七岁,也被这突然的情况惊愣了,由于黑夜看不清,她还上去抱着她,寻找伤口,想为她包扎。前面驾驶室里,司机的腿被打断了。副驾驶座上的九连副指导员赶紧下车,把后车厢的小赵抱下来(天黑,她个子小,怕她摔了),然后九连副指导员背着司机,小赵拿着手枪警戒,他们迅速隐蔽到路边的山上。这时,越军下来包围了汽车,看到车上没人,就一把火把车给点着了,而郭蓉蓉的遗体,当时还在车上。第二天,九连副指导员又去那里把郭蓉蓉的遗体烧完,把骨灰带回来了。这是129师唯一牺牲且遗体未能运回国的女兵。
黑子回忆说,“在越南的日子里,女兵们和我们一样,上山,过江、渡河,没时间洗澡,可能脸也不天天洗了,一切从战争需要出发。在战场上,她们需要比男人更多的勇气。因为我们是战斗部队,我们人多势众,武器装备齐全。所比我们是强者,我们主动寻找越军作战,而她们是后勤,没有多少武器装备,没有多少部队担任护卫,她们是军队体系中的弱点,也是敌人攻击的重点目标之一。我似乎能想象到,她们心中那份掩藏的胆怯,因为她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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