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十分高兴赵玉杰竟然还活着。他披上衣服，到走廊去抽烟。值班护士脸贴在办公桌上睡觉。他再次回到房间，钻进了被子，没有什么办法能够使他睡着。后来，天色开始明亮了，黎明的光波抹红了窗外青黛的山峦，微薄透明的轻纱样的雾气，氤氩在灰白色的屋檐、深黛的芭蕉和树丛里。空气湿润清新，吸一口满含着冬青树醉人的温馨。他甚至听见了夹杂着春天气息的风，轻柔但惶惶不安地猛烈吹入病房，刮起一阵起伏的狂风。
这样，一连几天，黑子始终感到坐立不安，似乎有一种不幸的预感在折磨着他。这或者是因为他突然发现依桑长时间没来过病房了。她到底去哪了？他什么都不明白。后来，他从赵玉杰那里打听到依桑去参加文艺演出节目排练了。
这样，当依桑及其伙伴突然抱着吉它出现在他面前时，他心里十分高兴。不用说，依桑使他们一双双沉浊无光的眼睛闪出光来；她在这里播种、培育和诱发出笑声来。他看见那个腹部受伤的炮手笑得轻轻地喘气。那个坦克团的伤员右手拍打着左手上的石膏鼓掌。有一回，笑声不绝，伤兵们没听完最后一句就大笑起来，因此他们只好重复这一句，让他们能再大笑一次。
最后该依桑唱了。黑子仿佛被什么吓着了，赶紧垂下了眼睛。他站在那里，越来越激动，感到自己脸上燃烧着什么。伤兵们点了一首《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人拔动了吉它的琴弦，依桑唱了起来。她的嗓间有点嘶哑和紧张。她演出得太辛苦，也太久了。她唱完一节，正进入中间部分，一个头部负伤的小伙子哭了起来。她顿了一下，又往下唱，可是嗓子再也不好使了，她轻声唱完这支歌就走了出去。她偷着痛哭了一场。病房里悄然无声，没有人鼓掌。—只有黑子静立不动站在窗前，这种被刮伤的轻柔的空气令人难以忍受。他仿佛看见依桑那娇嫩的脸过分美丽，悲惨，两行泪痕的面颊上闪闪发亮。
这样，她后来重新走进了病房，同其他人一道背着乐器走出去了。他听见吉它背带响接着是高跟鞋迅速穿过房间的震响。霎时间他借着走廊朦胧的夕阳的光看见了她，但没看到她的脸部：她的头发、背部呈现黑色剪影。后来房门重新关上，他听见她急促的脚步越去越远，渐渐微弱，最后全无声息。
后来，他终于有机会同依桑说话了。这大概是第二天下午六点，当时鸟已停止鸣叫，花草在阳光下卷缩，垂下，半萎，人们习惯到这时候已吃完晚饭，电视屏幕上开始转播“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节目。他和依桑就这样坐在走廊的窗台上。那时从外面突然传到走廊深处有时吼叫有时低沉发响的坦克声，上面坐着戴钢盔、挎冲锋枪、防毒面具，军装肮脏的士兵，那汽油的烟味在温热的黄昏中浮荡，春日令人昏头昏脑的气息围绕着他们。他们谈到战争、伤员、进攻谅山和苏联人在北部边界增派高空侦察机以及向河内派出军事顾问团和运送军援物资这类事情。
自然胜利是无可疑虑的。但在这前后周围却产生了一些隐匿神秘的同盟者，这当然是通过零星断续的枪声，吸引来一些边民、走私者，或大路上或者其周围地方偷抢的盗贼。这些携带着老式马刀和马虎地修理过的小手枪，颈上挂着一串圣牌和战争纪念品，还有那头部、眼睛、嘴脸、手爪象是么佬族或京族的越南士兵，化装成老百姓在撤离了高平市的大批越南难民队伍中趁火打劫。他叙述这些事时，是如此天真朴实。也许事实是如此，这使她十分激动。这不是什么似田园诗般的纯朴温柔的爱情，不是曲折的情节冗长地、有组织地、合乎习惯方式地展开，的确，这什么都不是，但她内心仍然激动不已。后来，她说到她是纳西族人时，他感到十分惊异；她说她出生在云南丽江，父母都在一所中学做教师。她是从一个战士考取广州军区护理学校，然后毕业了，被分配到这所前线医院，并比他小两岁。这使他变得更加自卑、神情消极被动。
这时，有一个护士推着送药车从走廊经过，看了他俩一眼。依桑从窗台前立即侧转身，背着走过去的护士。她与黑子的肩齐高，浓黑的秀发一直温顺地垂到腰际，他们穿过走廊，肩并肩地走进星光朦胧的夜色里。在他眼里，她是那样美丽。她穿着一身制服，没有戴军帽，这使她苗条的身材更加娇媚可爱。他抬头望着天空。繁星透过烟雾的隙缝在闪烁。
“你瞧，”过了一会儿他说，同时以一种无法形容的目光盯着她的眼睛，“这夜晚，有多美好！”
依桑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现，她无言地走在他的身边，宛如在梦中似的走着。他声音更低地向她倾诉了几天来压在心头的积郁。他什么也不曾隐瞒，甚至自己对战争的畏惧，对亲人的思念。依桑静静地站着，听他说完这些话，并轻轻地拉着他的手。
“黑子，”她嗓音温柔地哽咽地说，看得出她竭力想把这个名字念得清楚些，“你出院以后还会上前线吗？”
“当然要上前线，只要战争没有结束。”
“要是说你伤痛没有完全好，这样是不是有理由可以留下来？并且—”她咬着下唇，凝望着他说，“有人是这么做过。”
“这可不行。”他说着，停顿了一下，从站有哨兵的大院门朝外望了望。那密布在零公里处的几乎完全静止不动的草叶只是有时微微地颤动，高大的植物的强劲枝干动也不动，巨大的叶子懒洋洋地在宁静的空气中抖动。
“不过，你也知道我们连队现在仍然在前线与敌人作战，2月17日进攻的第一天，我就失去了很多战友。就算为他们报仇，我也非这样做不可。我没有选择。我讨厌那些自伤肢体，借以逃避战争的人。”
“我不知道你是这样想，”她生气地叫道，放开了他的手。
他没有说什么，站住了身，点上一支烟，深深喷了一口，用手指不断翻转火柴盒。“我只是个战士，只能这么做。我渴望战斗。”
“还是这样做好，”依桑声音颤抖地说，“假如你是喝过混合着自己血液的我主耶稣的宝贵鲜血，我想你是应该有一个更好的命运的。”
“这是你对我的祝福吗？”
“是的，”依桑竭力克制着内心的忧伤，“你什么时候离开这里？”
“快了，我想这一两天吧。”
“你要学会好好爱惜自己。”
“我是爱惜自己的，”他说，“依桑，我不会在越南被子弹击中。我回来再看你。”
这时，他们已经走出了院门外，从公路上继续不断地传来杂乱的巨响，那不是来自炮声。现在只是在那平静明洁的夜色中零星地遥远的传来，像战争最后姗姗来迟，毫不认真例行公事般的跳动。
依桑突然冷静地说：“我得回去了。”她转身看看背后医院阑珊的灯火。“我得赶回去值晚班。”她紧紧拉着他的手，起身往回走。那浓荫遮盖的山，那黑漆漆的宽大的停机场，那坦荡如砥的草坪，那楼房，看来整齐划一，由同样的单一的绿、蓝或淡紫色的物质组成，最后整个世界和谐一致。他俩从巨大的野栗树下走过。那时野栗树正在开花，在暮色中那繁茂的白花球串像磷光微闪的枝形大烛台。黑得发蓝的浓影落在他们身上，像一层浓黑单色的油漆覆盖了他们。
在黑子决定要出院的前一天晚上，依桑仍然跑来找他。他俩一前一后地走出了医院的长廊。他随即追赶上去，快赶上时，依桑正好站住了。“咱们从小门走出去。”她低声说，眼睛并没有看他，“那边没有哨兵，跟我走吧。”
这样，他俩一同穿过了灯火管制的街道。街道两旁军用卡车和重武器排成一行，朝友谊关疾驶。从那里去越南。俩人与这些车辆背道而行，爬上小山，翻过山脊，走进那一面的溪谷里。这里曾经有一片菠萝地和一些小农舍。然而，现在它是一个炮弹，卡车和坦克的巨大的堆场，堆积着、排列着、停放着，等着上车去越南。月光照射着这一堆堆准备投入战争的物资。
“我们这是去哪？”黑子说。
“你一会儿就会明白。”
他们停在一堵墙下，雪白的墙向远处延伸，隐没在珍珠般光泽的朦胧月色里。墙上开着钉了铁条和长钉的高大的门。依桑在上面轻轻敲响了一下。不一会儿，一个穿黑袍的人出现在门边，这是一个胡须又长又黑，60多岁的高个儿男人。“有事吗？”这人低声问。
“我们能进去吗？”她说，“能进去做晚祷吗？”
“能，当然能，”这人用白话味很浓的普通话说。他拉动一扇门。门上的铰链有点叽嘎作响。
墙内是一个月光下的美丽的花坛。一点作战的物资也没有。除了花、淙淙的流水声和月光映衬下挺拔的浓重的黑影，没有别的。他说：“您讲出的白话，不像本地人口音。”
“我当然不是这里人。”这人说，“我生在台山，十二岁跟父亲去了西贡，七八年越南排华，重新回国。”
“您原来是广东人。”依桑愉快地说。
“我们这里有金田人、四川人，甚至有一个外国人，还有几个越南人，现在都在天西华侨农场。”
他们缓步走上小径，来到一个小喷泉边，那喷泉发出丁咚之声，在烦闷的春日的夜晚，令人觉得格外凉爽。“晚祷歌已经开始唱了，”这人说，“脚步轻一点。”
走过开着花的灌木丛墙，登上两级屋外台阶，进了一个黑暗的门厅，最后走进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栏杆上下是教堂的主体，只是你看不见，因为只燃着一支蜡烛，它只显出一个大小和高低。蜡烛照亮一个角落，一个拱顶和一个金尖，拱顶下面，勉强可以看见的，是一排站着的教徒。接着传来他们轻轻的声音，声音渐渐唱起来，唱的是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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