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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中午，为了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李娜开着她的悍马车把小雪和我带进拳击俱乐部附近的一家潮江春粤菜餐馆吃海鲜。她手腕撑在一张位置不错的餐桌边缘，我先前对她的保留态度、对她的经历和看法，在此刻通通都弃守了。她佩带珍珠项链，穿着一件像是绕着她的身体飘荡的轻巧黑色套装。服务员过来送上开胃菜，我们配着一瓶法国路易金尊红酒吃了澳洲大龙虾、鲍鱼、苏眉和砂锅皱纱小馄饨，主食则要了小笼包子。我早就听过这家酒店以鲍鱼著称，货品均来自南非。我们每个人面前那只精致的小盘里都盛着一只足有半斤的鲍鱼，上面浸着金色的酱汁，旁边则摆着一颗翠绿的芥兰。我从未吃过鲍鱼，不知从何下手。
我看了看旁边的李娜，她正用餐刀和叉子夹住鲍鱼，切下一小片，斯文地往嘴里送。我也学着做，但好像有些不对劲。我再看看小雪，她好像也不会。“我来帮你。”李娜伸过手来帮小雪一刀一刀地切着。小雪羞得满面绯红，她急忙将手收回来，“谢谢！谢谢李姐。”
而我正坐在她边上笑得合不拢嘴。接着，我们又喝了放在酒精炉上保温的鱼翅汤，吃了一只硕大的据说从澳洲坐飞机来的大龙虾，还有一条绿色的苏眉。刚出炉的竹蒸笼也放在我们面前，热气与香味便氤氲而来。姜丝切得极细，放在小碟的香醋里，我立即拿起筷子趁热咬下一口那带有浓郁汤汁的小笼包。
在用另一杯路易金尊红酒蘸湿双唇之前，李娜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淡淡的微笑。我们各自对彼此都有了基本了解。李娜的情形很简单，或者说她的描述很简单： 在都昌县城度过童年、小学就读完了中学所有课程，然后上了大学，在美国拿到了博士、荒废了爱情，过着实验室、图书馆、寝室三点一线的生活，以及专业领或里的小名气换来了收入和社会地位。至于她，对文学感到惊异，但自己从没动笔写过什么，语言和文字的功底还是在是大学那会看外国小说打下的。当时也很热衷，后来觉得把自己喜欢的都看完了。像米兰昆德拉的，村上春树的，杰克伦敦的，本科时候看的吧，好像是理解了，估计以后看会感觉不同吧，不过以后是什么时候还不知道呢。她学的是物理专业，在美国为东方服装设计师、时尚杂志搔首弄姿当过兼职平面模特，“我是独生女，家庭富裕，做兼职平面模特虽然能赚钱，但我没有责任也没有复杂的情结。我纯粹是个游走于真空中寻找固体、电磁波的旅人，而且乐在其中。”一个微笑将她话里的自负全部抹去。
我在读大学时，就经常看见有些大学的在校女生为了留美拿绿卡，不管人家是否有家室，老迈或者秃头，见到美国人都要想方设法主动粘上去，最后达到结婚的目的。这使我感到很惊讶，也让我觉得可悲又可恶的。李娜还在美国读博士时，就已经取得美国绿卡。她太优秀了！她完全有条件留下在美国工作以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或者说追求更美好的生活。但她最终还是选择回国。这倒不是她有多么爱国，其实，她回来的理由很简单：她太想家了。她记得有一年周末，她和一个来自上海的同学一起去了一趟Santa Cruz。那天人很少，天也不怎么晴朗，她们面对大海，那同学轻声说了一句：“海那边是中国”。“当时，我眼泪差点出来了。因为我想家，想父母亲人。”是啊，海那边是中国，可是，这海多么遥远。从旧金山飞到香港，逆风需要13个小时，再辗转坐大巴到广州，一天时间就没了。如果再回老家看望父母，还要再转机，其中的辛苦，只有经过长途跋涉的人才能体会。看似平静的生活里，其实暗藏急流，那就是她对亲人，朋友们的百倍，千倍的思念。后来，她就梦想要是自己能发明一种机器，能够超越时空，让她眯一会眼睛，就能回到她亲爱的父母和亲人身边该有多好啊。
不过，回到国内后她也经常怀念在美国的生活。她说，其实美国人也很勤劳，你早上早点起来就知道了。很多人都是选择4点起床，5点出发去上班的，为了避开6点的高峰。6点高速有多忙，反正假如你那个时候上高速，不管天还是黑色或是已经鱼肚白，那个车流都是浩大的。大概7点前后人有点少，但是到7点30分下一波的上班高峰又到了。
另外就是美国人疯狂的爱好运动，别看电视上都放胖子，但是一般美国人很多都不管室外的天气在外面锻炼。35度的高温也好，中午大太阳也好，下雨也ok，反正总看见人在那里长跑啦，打篮球或棒球啦，或者骑自行车什么的。
李娜说西方的herbs也很有意思。当然，比较有名的还是罗勒basil（九层塔），这个是台湾香港等地的人数年前已经开始用的了，迷迭香rosemary，牛至oregano，香葱chive，百里香thyme，鼠尾草sage，薄荷mint等等。自己感觉是西式菜肴配西式香料比较好，这个道理就好比每次做煎三文鱼和煎蛋的时候她都用butter代替菜油，拌色拉或者grill芦笋的时候用橄榄油取代菜油这样。关于herb，已经成了一个对她有一些帮助的词了。比如中国的herb，在她和别人说一些中国的菜肴的时候，常无法表达清楚里面的一些配料或香料，有时也会说一些中国的药，比如板兰根之类，她统统用chinese herb来代替。至于夏天的salad，就是用她最喜欢的番茄丁和*ocado丁凉拌，或者*ocado片和超市买的袋装熟虾拌，洒一些黑胡椒粉，一些橄榄油，一点盐就可以吃了。
就这样，我们一边吃着美味佳肴，一边开心地聊起往事，大家气氛融洽、心情愉快。直到下午一点半小雪和李娜开着她那辆悍马车回去上班。说实在的，和李娜一起聊天，每个表情、每个句子、每个眨眼都透着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她对待每一件事物都回以她那亲切又嘲讽的招牌笑容，表达意见时透露出机智又高雅的幽默，更具有完全不需退让、即可马上和任何对话者平起平坐的无穷能力。她温和的残酷，她太年轻又太漂亮，美得很不真实。
这个下午，我本想在九江旧市街教堂旁的露天咖啡座喝杯热咖啡，想做一个虚荣但又真正的过客。在这个人人为生计而忙碌的城市里，我却无所事事，整天在街上闲荡，面子上实在有点挂不住。在这里我不想遇见任何熟人，也更不去关心他们所说的未来，只想彻彻底底的放松一下自己。可结果我却选择了坐中巴车越过九江大桥，坐在湖北小镇小池口的公路边晒太阳。周围的草地芬芳四溢，有几只花蝴蝶一声不啍地在那里飞上飞下。我真希望我是一只蝴蝶，在我看来，蝴蝶是自由和快乐的，它们从来不为工作、不为房子发愁。可偏扁我是一个人，一个穷愁潦倒的绝望的被他们说成是未来国家栋梁的“大学生”。我仰躺在木头长椅上，看着蝴蝶翩翩起舞的倩影，聆听着卡车、小汽车来来往往、时高时低的轰鸣声，几乎要在五月的太阳下做起梦来。
那是我来九江最惬意的时刻，我伸展四肢，懒洋洋地躺在木椅上，表情与动作都格外放松，而背景则是青翠玉滴的稻田，和空气中飘散的新鲜肥料和暖暖流水的气息。
我抬起头，头顶上是五月的天空，蓝得极其纯粹也极其天真，高大的黄杨树影遮住了绵软的白云。只需要一秒钟，我就被这片天空，被这片蓝色击中，呆呆地看着，一时恍惚不知自己身在何处。
生活有时美好得可以让人悄悄地落下眼泪。但不是这个下午，这个下午我正在放肆地大笑，走在九江大桥上，跨过长江，从湖北回到江西。
这一刻，我什么都没有，只是单纯的孩子，只有现在。一个稍纵即逝却又因此而定格成为永恒的瞬间。记忆中始终回荡的，是我的大笑，声音朗朗，在长江南岸九江东郊的公共汽车站上，可以传出很远。
当我步行回到宿舍时，已经是傍晚时分。我满头大汗淋淋，这才发现，夏天已经真正到来了。
我的房间有一个小小的淋浴房，可以随时在自己家里享受沐浴的自由，这简直已是意想不到的奢侈了。黑子和冬梅也来了。“丁仆，我要回部队了，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还能再见面？”我们接着一起出门去找刘国全—可是去了好几处都没见到。我抬起头，望着天空，“这么说你真要走了，伙计。”
“是的。”黑子说。
“什么时候？”我问他。
“明天。”
我什么也没有说。我们漫步回到黑子的宿舍，冬梅告诉说她已经买好了菜，要我留下来一起吃晚饭，她站在没有开灯的房间里，目光那般纯洁、温柔、可爱。我和黑子坐在大厅里，冬梅去厨房炒菜。我讲了许多许多，突然，我注意到房间里格外宁静，环顾四周，只见桌上放着一本破旧的书。我知道那是黑子躺在医院病床上最喜欢读的一本金斯伯格的作品。仿佛做梦似的，我看见他踮着脚，只穿着拖鞋从黑乎乎的房间里走过来。他没说一句话，边走边笑，晃动着手，结结巴巴地说：“嘿—嘿—你听我说，伙计，”我没有做声，听他讲下去，可他竟然不知究竟要说什么。“真的—听我说，伙计—冬梅对我很好，她希望我能立即退伍—可我得回去—当然，并不是我渴望当英雄，没有谁想当英雄。是这么回事，怎么说呢，这有点像一种传染病，一种无法治愈的怪病。我想我是不是已经染上了战争病，或者战争病已经在我体内—而几天前，画家傅世林的那幅战争题材的版画只不过是触发的媒介。你带我去参观他的画室，我以为他战争题材的版画画得要比*伤痕题材的国画更加出色。因为没有人像他那样看待战争，也没有人像他那么接近人类的邪恶的本性，连最血淋淋的照片也无法超越他的境界。他的士兵看起来很像机器，你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