谡飧雒览龅纳酱澹裙擞淇斓氖惫猓哿松睢！ �
后来，她到干校劳动了四年。1974年，北京市人事局开始考虑她的工作分配问题。她的档案先后送到北京出版社（当时叫出版办公室）、市文化局，都被退回，接着是《北京文艺》、三废办公室、市区文教局、区文化馆……全都拒绝接受她。人事局的干部叹着气说：“女同志过了四十五岁就难分了。如果你恢复了党籍，也会好办……”杲向真当时心里非常难过，她从十七岁走上工作岗位，还从来没有在家里闲呆过。作为一个社会的人，“工作”就是幸福！但是，在“四人帮”暴虐的统治下，她“失去了”，竟找不到任何一个力所能及的工作，多么可怕！杲向真说：“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啊！我既不能使自己变得年轻，也没有能力使自己恢复党籍。但这样无所事事地闲散在家，混日子，真会把我逼疯。”好心的人事局干部总希望安排一个离家近、适合她的特长的工作，但在当时毫无希望。杲向真热烈地渴望着工作，她对人事局的干部说：“不管什么工作，什么单位，也不管多远，只要我能胜任，就可以，决不挑挑拣拣。”人事局的干部不以为然地反问：“石景山区倒是要人。那里离城里四五十里，谁都不愿去，你去吗？”“可以！”她欣然同意了。回到家里，她又给人事局的干部写了恳切的、充满了革命热情的信，讲革命不应怕艰苦，不能只在家门口干革命等道理。最后，她终于到了石景山古城二中。
1975年，刚刚进行大反师道尊严的运动，一般学校的纪律都不好，古城二中也不例外。开始，她在政治思想教育组，协助宣传队工作。宣传队的工作都是抓打群架、破坏公共财产、偷东西、要流氓的学生。她坐在办公室里，每天“接待”的都是被打得鼻青眼肿的学生，时时听到打碎玻璃的声音，或在楼道里大声喧嚷、奔跑的声音，她觉得神经紧张，心底惊慌。教学很难进行。所有的老师都为青少年担心，为国家的命运忧虑。在她上课时，只有少数学生认真听讲，不少学生睡觉、肆无忌惮地说话、打闹、吹口哨、乱扔纸团，教室活像茶馆和酒楼。她生气，心里恼火，但不会训斥学生，只会说：“青春是美丽的，应该珍惜！你们混，混吧，将来看谁倒霉！”
“四人帮”的时代，是产生小偷和小流氓的时代，青少年犯罪的情况十分严重。那时杲向真住校，在夜里，时常被隔壁派出所里传出的呵斥、撕打、哭喊声惊醒。这种生活，使她感到恐怖，又感到新奇。那年9月，学校派她和另外一位老师到这个派出所看管女流氓，组织她们读报或劳动，晚上也有人值班看守，以防逃跑。这些女流氓总是有说有笑，快活之至。她厌恶她们，也怕她们。在看守期间，她总是躲开她们，坐在远远的地方看书，避免同她们说话。后来，这些女流氓给她起了个别致的外号叫“大学生”，大概她们认为她的书生气太足了吧！杲向真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现在想起来，真有点懊悔。一个作家应该熟悉各种生活，为什么当时不和她们交‘朋友’呢？了解她们的身世、思想感情以及怎样跌进罪恶的泥坑，这些无疑会丰富我的‘生活仓库’。”
她在学校呆了三年，教了两年高中语文，尝到当教师的辛苦，积累了一些生活素材。
“四人帮”的覆灭，使她又获新生。她作为一个饱经风霜的园丁，又回到倍受摧残的儿童文学的园地，发表了童话《酒井》和儿童短篇小说《风雨中的小鹰》等，再版了《小胖和小松》（1960年，作家出版社；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集子收有《小胖和小松》、《春天》、《节日的礼物》、《向日葵是怎样变成大蘑菇的》、《妈妈割麦子去了》、《太阳的翅膀》等九篇小说，其中大部分从不同角度刻画了新中国孩子们的可爱形象，表现了他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通过这些小主人公的活动和形象的塑造，反映了我们的时代，说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孩子是幸福的，只有在这样的时代里，孩子们的生命才能获得社会的真正关怀、爱护和培育，孩子们才能成为具有崇高道德品质的革命接班人。解放前写的《三颗流星》，揭露了旧社会对孩子们的摧残和迫害。她的其他作品还有童话（快乐的小鸡》（1963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小说《金桂》（1965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等。
杲向真的儿童文学创作，并没有轰轰烈烈的大题材，主要素材都是来源于平凡生活中的见闻和感受。她所写的虽然都是生活的“小事”，但却写得深刻、细腻，富有生活气息，能够以小见大，反映出时代的一角。
她的作品故事生动，语言流畅、自然；所写的小主人公，“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写得恰如其分和恰到好处；把幼年儿童外观的面貌眼饰和内在的精神世界，如实的描写出来，使一个个“小人物’的艺术形象，栩栩如生地跃然纸上。”陈伯吹赞扬她用轻松活泼、明朗朴素、适合于儿童的风格、笔调，在描绘儿童生活、塑造儿童形象上获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杲向真一直是业余创作，而且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进行的。早先，她爱在荒野无人的小道上徘徊构思作品，可是这样的地方不多了。由于居住条件差，人多，不安静，她往往早起躲在洗澡间，在水磨石洗澡盆边上进行写作。星期日，她也去北京图书馆，或到龙潭湖边写作。她，像一位远征的战士，总是不停地跋涉着。
杲向真没有长时间深入生活的机会。但零零星星的时间，对她来说也颇为宝贵。1957年，她到北京自新路少年犯管教所几个星期，当时还和小犯人交了朋友；1958年建设十三陵水库时，在工地生活过两周；1960年在昌平苗圃生活两个月；四清运动时到过北京市大兴县农村……她没有到过国外，在国内只是因为学习或工作的原因，曾涉足南京、长沙、桂林、重庆、成都、天津：杭州等地……她写作，全靠日常的生活积累。平时她看到的、想到的——孩子们的思想、动作，虽是零碎的，片断的，她都从不放过，总是把它们记录下来。她曾说：“深入儿童生活，从儿童的生活和想象中去发掘儿童文学创作的题材，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在这个问题上，必须付出巨大的劳动，必须经常地、细心地体察儿童的生活，并且随时加以记录（包括儿童的心理、语言、动作、偶然发生的事情等等）。有时候，儿童日常生活中的某些片断，并不能构成写作的题材，但是这些材料的积累，对于丰富儿童文学的创作，是很有意义的。我自己成为一个儿童文学的爱好者，也喜欢经常记下一些自己的见闻。”（《点滴体会》，1959年《文艺报》第十期）她讲她的孩子小林，经常把一块木片插在皮带上当做手枪。有一天，他推开房门，一只蹲在门口的大花猫突然跑开了，小林立刻回过头来激动地说：“妈妈，大花猫怕我，它当我是解放军叔叔呢！”杲向真觉得儿子的话很有意思，就记了下来。在《小胖和小松》里关于手枪的细节描写和对话，就是由此得到的启发。文艺创作离不开生活，就像庄稼离不开泥土一样。“文化大革命”的十余年，她没有动笔写一个字，但却习惯地积累了生活素材。
1979年2月，她从古城二中回到北京市文联，在《北京文艺》编辑部工作，恢复了党籍，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后，她担任全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1980年5月起，开始从事专业创作，她把心交给了孩子，楔而不舍地在创作的道路上探索、追求，用理想的光辉和生活的真谛编织动人的故事，先后发表了短篇小说《枫叶红似火》（1980年3月《北京文艺》）、《火牛儿打鼓）（1981年6月《人民文学》）、《第四个灾难》（1985年2月《十月》）、《山乡之恋》（1990年4月《小溪流》）、《老花匠和左邻右舍的孩子》（1992年7—8月《小溪流》合刊）等。1980年出版小说散文集《风雨中的小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她的中篇儿童小说《翠玉河传奇》。种子是不会辜负农人的赐予的，杲向真的播种也得到了可喜的收获。中篇儿童小说《喜梅和她的老师》1982年由《未来》发表，同年出版短篇小说集《宝井》（安徽人民出版社），小说、散文集《火牛儿打鼓》于1983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低幼读物《快乐的小鸡》的续篇《咯咯和妙鸣》（1985年，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小白兔上公园》（1985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小狐狸奇奇》（1987年，安徽人民出版社），也是她献给小读者的礼物。她也渴望安静，到西峰寺躲几天，完成她的长篇小说的构思。之后出版了长篇小说《啊，不是幻影》（1985年，江苏人民出版社）、《耗子精歪传》（1991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及小说散文童话集《采撷集》（1987年，新世纪出版社）和《幼儿文学选》（1989年，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篇小说《翠玉河传奇》，写与世远隔的小小山村的人性人情与道德的完善。那个风光、人情具美的玉确角角，民风承传，上一代陶冶下一代，使之愈加淳朴。那里也曾有过两千年前的将军到现代的红军留下的传奇。路娃、根寄、耕石和老魁叔叔等人是小说里的主要人物，是传奇的创造者。有了“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的老一辈教诲，便有了“桃花园”的永恒，便有了人性美、生命力和理想精神的伟大延伸，这就是传统。
长篇小说《啊，不是幻影》的故事发生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作者写的是人们每日进行着创造着的生活和随时可以遇到的人。一条普通的小街，一个普通的大院，孙大山和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