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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里成长起来的女作家中，不少人是从参加宣传工作、当演员开始起步的，贺抒玉就是其中的一个。
从小学到中学，她和姐姐都是唱歌跳舞的积极分子。1944年高中一年级，她俩一块调入刚刚成立的绥德分区文工团当演员。那时剧团所演的节目，除了历史剧、“鲁艺”创作的剧目之外，还配合形势靠自己现编现演各种秧歌剧，上山下乡，经常一天三上台，三天一换防。贺抒玉又瘦又小，除了演小女孩、小男孩，还兼管服装和道具。虽然她只是个中学生，但那时却算个知识分子，领导十分重视他们，不断在现实斗争的实践里培养、锻炼他们。她说：“我除了演戏和拉琴之外，主要工作便是和同学们一块写剧本。我们晚上演完戏，一回到住处，几个同志坐在炕上，便讨论起剧本来。小小的炕桌上，放着一盏麻油灯，把我们的身影和脑袋投射到圆形的窑顶上。尽管更深夜静，但我们年轻的肌体里，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我们把一天当两天从，心里倒挺快活。因为我们要从群众里涌现出来的先进分子，如抗属、基层干部、增产节约的模范、保卫边区的民兵等有意义的题材，一个个加工成小秧歌剧……”（1983年《飞天》第·8期《迷人而艰辛的事业》）“我是在对剧作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开始写剧本的。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先做社会调查，发现突出的人物和事件，就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提炼加工。”当时剧团里成立了一个调查组，“鲁艺”的岳瑟是组长，贺抒玉为组员。在调查和写剧本的过程中，岳瑟介绍她读了许多苏联卫国战争的作品及契诃夫的短篇小说，还教她背诵唐诗和宋词。那时，她和姐姐编写了小歌剧《喂鸡》，演出时姐姐演二媳妇，她演三媳妇，演出效果很好。她曾在子洲县周家圪崂深入生活，同乡下的大姑娘小媳妇拉家常，教她们文化。根据那里的生活，和创作组创作了歌剧《上冬学》，解放初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我的干姐妹》，实际上也是她那段生活的实录。贺抒玉说，干姐妹比许还要真挚的友谊永远激动着她的心。缺吃少穿而又总对生活和未来充满爱和理想的家乡人民，他们心里的诗情画意、能歌善舞代代相传的习俗，他们的真诚与纯洁，像一条长长的流水，在她心底的河床里，从过去一直流到今天，形成她对农民、对家乡爱的源泉、写作的源头。
他们自编自演的小戏，在各地受到欢迎，得到好评。1946年，周扬曾到绥德，看了《喂鸡》等剧目，还在剧团里讲了话，热情地鼓励大家。由于他的推荐，不久，《喂鸡》便在《解放日报》副刊上发表出来。
战争岁月考验着每一个人。她作为一名小战士，随军转战，日夜兼程，顶风冒雪、爬山过垠，每天百十里的急行军，一连几天不睡觉的生活是难忘的。她景仰的英雄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战士。行军休息时，她躺在山沟的土坡上，“枕着背包，望着一线蓝天，什么也不想，只盼望早日消灭敌人，建设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安居乐业的新中国。那时节，个人的兴趣爱好早已被挤到不显眼的角落，心中最强烈的感情和革命的需要是和谐一致的。”于是，少年人浪漫的文学梦，变成了艰苦的实际工作，但在胜利的向往里，依然奔腾着奇妙的浪花，闪耀着色彩，文学的种子却在生活里慢慢地承受着大地母亲爱的体温。他们集体创作了十几个剧本，凡演出有较好影响的，后来都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1951年，西北大区第一次文代会上，还演出了他们创作的大型歌剧《保卫村政权》，《陕西日报》连载后，也由西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战争，已经变为记忆，化为生活的诗情。
1948年，延安光复。贺抒玉随文工团调往延安，文工团被更名为西北文工团，她在创作组。不久，她作为女班的班长，跟随前总挺进新的解放区，进了城。
新的环境，新的生活，需要她去熟悉，去表现。没有广阔的视野，孤陋寡闻是写不出小说的。对工人，她不熟悉，对工矿企业不了解，于是她数次深入纺织厂和机器制造厂。1952年，秋风初起时，她从西安出发到玉门油矿深入生活。当时没有火车，她同浩荡的车队行进，一点不感到荒凉和寂寞，更没有“西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的心清。
祁连山下，灯火闪烁，这座雄伟的石油城，使她兴奋、迷惑。她怀着一颗好奇的心，闯入了这个陌生而神奇的环境。
“我到过采油厂、炼油厂，接触了不少采油工、炼油工，也访问过工程技术人员，还穿过大戈壁，去看望过野外勘探队的姑娘们……”戈壁滩无边无际，一望千里，令人胸广心宽；那美丽的夜色，林立的井架和钻塔，使人产生无限豪情。在那里，她觉得自己年轻，懂得太少，时刻告诫自己，老老实实和工人一块生活，向他们学习。在零下二三十度的酷寒里，她帮着师傅们搅拌泥浆、抬钻杆、拿工具、看报表，有时也上井架。在向大自然索取财富的斗争中，她也是一位战士。后来，她曾以谦虚朴实、吃苦肯干的铁人王进喜为模特，写过一个剧本。但这个剧本没有成功。她回忆说，那时“我自己太幼稚，虽然多次和王进喜同志谈话，但我不了解他，就像只看到矿区地面上的井架，而看不到蕴藏在地下的原油一样。”这个十分形象的比喻，对作家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
书，就是粮食。战争年代，贺抒玉主要读了几本苏联小说《毁灭》。《士敏土》、《日日夜夜》、《恐惧与无畏》及《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读其他的书，一是没有，二是没有机会；1953年秋，她有幸到北京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了近两年，这是个难得的机会。
第一次进北京的贺抒玉看到偌大的世界，那颐和园、故宫、天坛、万里长城——人类历史的灿烂明珠，强烈地吸引着她，激动着她，使她深深感到祖国的伟大。她兴奋地说：“那是令人向往的难忘的日子。我像饥饿的孩子，贪婪地读了些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面对人类知识的海洋，我感到自己的贫穷。”她深怕荒废了那段难得的宝贵时光，除了必要的参观和游览，她的脚步很少踏进行人拥挤的大街和商店，几乎整日都陶醉在读书的乐趣之中。
1955年，春风伴她回到古城西安，参加了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筹办《延河》文学月刊的工作，从此做了编辑，从小说组长、编委直到副主编，一干就是几十年，但编辑工作使她进一步接近了文学。她多次说：“编辑工作对我的启发是多方面的。每天，从许许多多的来稿中，不仅间接呼吸到了生活中的新鲜气息，而且认识了很多新的作者。”有的作者严肃认真，坚持不懈，有的出手不凡，才华横溢。每当她在初稿中发现新人或读到女作者的作品时，总是激动不已。她是一位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好编辑，其品德和责任感，使她在培养作者方面做出了贡献。尤其1977年后，陕北涌现一批有成就的青年作家，《延河》编辑部，在造就这些作家中是有成绩的，而这其中，也有贺抒玉的汗水。
“每当看到这些年轻的作者在创作上的突破和提高，我常常羡慕他们。”贺抒玉还说，在“读到作品中所描写的生活是自己熟悉的题材，便禁不住引起许多联想，按捺不住地也拿起笔来。”许多业余作者是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勤奋写作的，对此，她怀有极大的敬意，甚至视他们为自己的老师。
她迷恋文学，在创作上有欢乐，也有苦恼。
她在《我的路》里说：“热心的读者和周围的朋友们的鼓励，的北地区老作家们的关怀和期望，常常使我感到不能懈怠自己。他们热情的帮助和严格的要求，都变做鞭策我的力量。”她特别提到作家柳青、杜鹏程对她的关怀和鼓励，当然她爱人——作家李若冰对她的支持和影响也是促使她在创作上取得成绩的重要因素。柳青经常强调编辑部要多出人才，出成果，编辑在工作之余要勤于创作，多练笔，提高艺术鉴赏力；在他的支持下，《延河》编辑部实行了生活创作假制度，贺抒玉也由悄悄练笔，进而大胆地把小说拿出来发表。
人的一生，犹如漂流在长河里的小船，一帆风顺是不会有的，风浪、漩涡、暗礁、急流、险滩，不测风云也会突然袭来。贺抒玉正值创作激情高涨的时候，便遇上了谁也不能幸免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她挂着“黑《延河》黑副主编”的大牌子，被拉出去游街、挨斗。红彤彤的太阳底下，一切都是黑暗的，她也深沉在痛苦之中。1970年1月，大地在严寒封锁之下，爱人去了干校，贺抒玉带着孩子和全家的衣物、书籍，下放到陕西户县尖山脚下一个生产队，当了三年社员，还做了一些实际工作。之后，她回到古城西安，从此，断流了的《延河》又奔流了起来。
贺抒玉从事编辑工作后才正式发表小说、散文和报告文学。但其间贻误了最宝贵的十年。所以，直至1982年，她只编了短篇小说集《女友集》（1981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和短篇小说散文集《琴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