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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星期六，罗洪总想到桂林找朋友。那时风子在桂林排演欧阳予倩的剧本《青纱帐里》和阳翰笙的《前夜》。在凤子家里，他们受到过热情招待。暑假中，学校搬回桂林，他们遇到了为《新华日报》写通讯的白薇，以及阔别了六七年、随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来到广西的王莹。丰子恺有时约他们聊天，他一面喝着老糯米酒，一面说诗论画。在他后来印行的《教师日记》里，有两处提到与朱雯对酌的情况。一杯糯米酒下肚，他有了兴致，为罗洪和朱雯画了一幅屏条，两幅尺页。
欧阳予倩、艾青、欧阳凡海等人来到桂林。救亡演剧队演出了几天，各地文艺界的朋友陆续迁移到那里，桂林便热闹起来。夏衍、林林、巴金、鲁彦、杨朔也都来到桂林。为了领略山水甲天下的桂林美景，倾吐对祖国一片痴情，罗洪夫妇同巴金、鲁彦等人一起游览了月牙山、七星岩。
敌机开始狂轰滥炸后，很多人离开了桂林。罗洪一家老少，生活没有着落，也只得离开这座可爱的城市。他们搭乘路上几次抛锚的破汽车，用了五天的时间才到达广州湾。旅途的艰辛，给罗洪增添了不少生活经历。在那里等了三天才弄到船票。听着舱外海浪的咆哮，她做了两夜扰人的恶梦，最后来到香港。他们到《星岛日报》看了主编《星座》的编辑戴望舒，然后坐货轮到了“孤岛”上海。
罗洪夫妇过了一年半艰苦的流亡生活，又回到家乡附近的上海。看到光芒熠耀的霓虹灯广告和不分昼夜拥挤的人流，不免使她心潮起伏。在祖国的土地上，不论前方或是敌后，到处张着漫天的战幕，弥漫着不散的硝烟，同胞在流血、死亡，父兄在战斗、复仇！而上海，爵士音乐压倒了受难者的呻吟，色情的狂欢吞噬了多少人的意志！但地火在奔腾，潜流在澎湃！许多作家和文化人，积极开展抗日救亡、民族自卫的爱国运动。文学界的活动日益高涨。罗洪以笔为武器，继续投入这场民族存亡的生死搏斗。当时一个进步文艺刊物《文艺新潮》在连续发表朱雯翻译的德国H·列普曼的长篇报告文学《地下火》的同时，也连载了她的小说《后死者》。柯灵主编的《文汇报》副刊《世纪风》，发表她的《荒凉的城入《感伤的少尉》、《脆弱的生命》、《流亡者的悲哀》等作品。这些作品，连同在大后方发表的散文，编成《流浪的一年》，于1939年由上海宇宙风社出版。本集虽然不全是流亡岁月中的作品，但多数作品流露着忧郁、伤感和悲哀。另一部分小说和特写，编成《为了祖国的成长》，列入巴金主编的“烽火小丛书”，于1940年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时期，《文汇报》晚刊，连载了她的长篇小说《急流》；此外，她还创作了短篇小说《倪胡子》、《雪夜》等。
“孤岛”上海的进步作家，在敌人的屠刀下顽强地战斗着。郑振铎、王任叔、孔另境在编“大时代文艺丛书”，约罗洪为《十人集》撰稿。《十人集》辑集当时十位重要作家的创作，题材比较广泛。她为该集写了短篇小说《融》，是描写浙江一个地方两个村子里的人民消除行怨，联合抗敌的故事。
上海，这个特殊的环境，给罗洪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特殊的题材，她以后作品中的那些汉奸形象，多半是在这段生活中观察和概括出来的。1942年至1943年间，她在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上连载了另一部长篇小说《晨》。她认为，“这个长篇没有将人物和情节充分展开”，后来经过修改，改题为《孤岛时代》，于1945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对其占领区加强了法西斯控制和统治。”1943年5月，朱雯因“抗日罪”，被日本沪南宪兵队逮捕，关押了一个多月，经受了种种酷刑。宪兵队到罗洪家查抄，发现了她写长篇小说时拟的提纲中的人物姓名，竟以为是抗日组织的名单，如获至宝，于是也把她抓去审讯。朱雯出狱后，宪兵队还常到他们家侦伺，后因他患重病，得以回家乡松江疗养，于是才秘密潜赴安徽屯溪。罗洪跟两个孩子暂留上海，处理善后，并在上海报上登一讣告，声称朱雯已在松江因病逝世。等了一阵子，见没有什么动静，罗洪才带着孩子回到家乡。在那里，恐怖笼罩着一切，她只好也去屯溪。
1944年，朱雯在内迁屯溪的上海法学院教书，同时从事写作和翻译。上海孤岛时期那段生活，在罗洪的创作生涯中是很重要的，她把那些观察和感受，写成《友谊》、《践踏的喜悦》、《王伯炎和李四爷》等短篇小说，寄往浙江和福建的报刊发表。她这时期的作品与抗战初期的创作很有不同。这时期的作品比较深沉，在写作方法上更注意人物的刻画。在她谈到《践踏的喜悦》时曾说：“这里我想告诉读者们，上海在魔掌之下，是怎样的恐怖，而有些人是怎样的袖手旁观，惟恐不能好好地做个顺民；有些人又只想在别人的奋斗及牺牲上面，建筑他们的美梦。”还有《友谊》，它揭露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和刻薄是很深刻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是成功的。另一组小说，《后死者》、《我们十五个人》、《雪夜》等篇，着力写了青年人追求光明冲破黑暗的心情，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如何满腔热忱地通过人物的行动，来表达青年人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抗战胜利了，兴奋的浪花冲击着她，她觉得那希望之花已经开遍了原野，一个繁荣富强的祖国，将从战争的灰烬中诞生。但不久，她失望了，八年抗战之后的祖国又被拖进战争的火海。罗洪原来为上海《正言报》编文艺副刊《草原》，到1947年就辞去了这个工作。她把前一阶段发表的短篇小说编成两个集子：《这时代》和《鬼影》。这两本集子里所收的作品是抗战前后写的，虽然作品的分量有所差异，但背景是一个相同的时代，作者的爱憎和所刻画的各种人物形象，都是令人难忘的。罗洪在《鬼影·序》里说，在敌伪统治下，她是抱着极大的热情来写作的，“我要把这些幢幢的鬼影在读者面前指点出来……”
这时期，她参加了中华全国文艺协会，在清华同学会开展过几次活动。虽然也为《文艺复兴》、《文艺春秋》等刊物写过几篇小说，但创作热情远不及抗战期间旺盛。那时，朱雯正在翻译阿·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常常把俄国那时的情况同中国相比，罗洪觉得，中国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前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罗洪兴奋地迎接新社会的诞生。
那年秋天，辅仁大学的法国人善秉仁为编纂《中国现代小说和戏剧》及《中国当代小说和戏剧》两书，专程赴上海征求文艺界部分人士的意见，叶圣陶、徐调孚、赵景琛、臧克家、唐tao、梅林、孔另境及罗洪夫妇参加了在康乐酒家举行的茶话座谈。1950年，那两本书的中、英文本同时出版，在罗洪的著作目录里，只收了她的部分著作——《春王正月》、《儿童节》、《活路》和《这时代》四种，而对于她作品的评论也不甚恰当。
刚解放时，罗洪尚无具体的写作计划。那时，创造社成员洪为法和小说家马仲殊都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任教，洪邀她去那里任课，她答应了，同时也在徐汇女中教课。1950年，她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夏天，作协上海分会组织土地改革工作队，她利用暑假的机会参加了青浦县的土改，同年冬天，又利用寒假的机会到绍兴参加土改。1952年五反运动开始后，她参加上海文联与各单位抽调的人员混合编成的队伍，到工厂进行工作。接着，又去农村，参加民主改革。
罗洪对一切新事物，总是积极地用自己的行动去拥护。一个作家，像鱼离不开水一样，永远不可离开生活。罗洪不放过学习的机会，经常深入基层，熟悉、了解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这时她写了不少反映农村和工厂生活的散文和特写，编成《灯塔照耀着我们》（1954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
1953年，她作为作家协会的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二次文代会，同年开始，先后在《文艺月报》、《上海文学》、《收获》等文学刊物担任编辑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在编辑工作期间，她十分认真负责，看稿非常仔细。审读以后，对来稿不论用与不用，总要提出比较具体的意见，尤其对工人业余作者，她花的精力更多，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都给他们作详尽的指点。如果来稿有一点可取之处，她就更加热情地鼓励他们，一次又一次提出具体修改意见，务使作品提高到可以在刊物上发表的水平。后来已在文坛上做出成绩的中青年业余作家，他们的确也没有忘记在自己成长的道路上罗洪所洒下的心血。有位作者写信给她：“我调离上海，已十五六年。想到当年你热情关怀，具体指点，手把手的教导，使我在创作上有所前进，常常感动万分，思念不已……”在编辑工作繁忙的情况下，只要有机会，她总不忘到群众中去。1955年她到安徽省凤阳生活了一段时间。在旧社会，凤阳是个“十年倒有九年荒”的苦地方，解放后农民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社，但跟鱼米之乡的江南相比，农民生活仍然十分艰苦，劳力少的人家，只能以高粱为主食，终年吃不上几餐白面；炒菜时，用一根鸡毛在油罐里蘸一点油，然后在锅上一转，就算用油水了。她住在一家只有母女二人的农民家里，每天帮他们干点杂活，聊聊家常，她们把罗洪当成亲人。朴素的农民，特别是贫困地方的农民，言语不多，但情谊极深。罗洪说：“我临走那天，背上背包走了一里多路，回头一看，那妇女默默地还在后边送我，一直送到车站。这是我毕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