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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一个偶然的机遇，成了杨沫苦闷生活的转折，她终于把眼界从小家庭放进了大世界。
春节除夕夜晚，杨沫来到当了演员的小妹白杨的公寓。那里聚集着十几位东北流亡青年。他们都是大学生，共产党外围组织“剧联”成员，也有共产党员。杨沫与这么多的爱国青年相聚一堂，她的心第一次受到震动。“听到他们对于国内国际大事的精辟分析，使我这个正在寻求真理，徘徊歧途的青年猛醒过来——啊，人生并不都是黑暗的，生活并不都是死水一潭！原来，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为了一个美好的社会的诞生正在浴血奋战！”（《青春是美好的》）那除夕之夜是杨沫生活道路上新的里程碑。这里程碑式的一幕，在《青春之歌》第一部第十一章中艺术地再现了出来。
杨沫认识了宋之的等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他们宣传抗日，痛斥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向她介绍马列主义书籍。杨沫读的第一本理论书是《怎样研究新兴社会科学》，还读了高尔基的《母亲》等小说。她空虚的心灵逐渐充实起来，成长为有抱负、有理想的女孩子。她再也不能忍受小家庭的束缚，渴望到广阔天地里飞翔。可是玄是个“钻在故纸堆里的个人主义者，他想的只是个人怎么成名成家。”在小家庭里，共产主义的崇拜者和胡适的崇拜者闹起了矛盾。杨沫为了摆脱束缚，四处奔波寻找工作。从1931年到1936年，她当过三次小学教员，当过家庭教师和书店店员。她桀骛不驯，不会阿议奉承，结果经常碰壁。哪儿也呆不长，工作时断时续，生活时饱时饥。但那几年，她多是住在沙滩低矮潮湿的小公寓里，为的是便于到北京大学旁听，坚持学习。
此时的杨沫，一颗年轻的心全部被共产主义学说吸引去了。她寻找共产党寻找力量，寻找新的生活方向，甚至到狱中去看望被捕的同志，为他们做些事情。
这个不满二十岁的姑娘，开始拿起笔来参加斗争了。她的处女作《热南山地居民生活素描》在1934年3月15日东北救亡总会办的《黑白》半月刊上刊登出来，这是杨沫思想和感情升华的文字记录，是她创作生涯里第一个坚实的脚印。散文有条理而简要地记叙了热河南部山地人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揭露出地主欺压农民的事实，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劳动人民寄予同情。杨沫幼时跟父母去乡下收过租，那一桩桩农民交租卖地的惨剧撼动过她的心灵，因而当她有了阶级觉悟以后，她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便成了从心中迸发出的第一束明亮的火花。这篇短文虽然显得粗糙、简单，但感情是真挚的，显示了杨沫作品爱憎分明的特点。
这一时期她的创作热情很高。她说，我不知深浅，但勇气很足，得空就写，写散文、纪事、报道和短篇小说，用“小慧”的笔名，常向上海《中流》和《大晚报》副刊等报刊杂志投稿，杨沫发表于1937年的四个短篇小说都是这一时期的创作。杨沫最初的创作有个特点，她不像一般年轻作家善于描写身边琐事，抒发个人情感，她是一开笔就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和思想感情。有些是她熟悉的，也有些是不熟的，但她要努力地表现他们，替他们代言。《某家庭》、《死与逃》写了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两个普通家庭的悲剧，揭露日本侵略者倾销毒品、奴役劳苦大众的罪恶。前篇炳儿的爸被白面瘾缠身，日益堕落，丧失了人性；后篇小保妈被坏人勾引，抽起白面儿，不能自拔，结果家毁人亡。《浮尸》描写于老婆子的儿子上了汉奸的当，受他们招工的欺骗，丧失了生命，而于老婆子还在家里苦苦地盼着儿子归来，做着儿子发财、带回白花花的银元、花洋布还有几匣子点心的梦。这一个个辛酸的故事，有力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动势力摧残劳苦大众的罪行。
《怒涛》写的是女知识青年美真割舍小家庭的爱，为大众的幸福，牺牲个人感情投身火热斗争的故事。小说还集中描写了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农村宣传抗日的场景。美真是一个热情、诚挚的女大学生。在她十九岁上大学的那年，与青年昭相爱同居。慢慢地她对于安逸的生活，丈夫和儿子的爱不能满足了，她想着千万个饥寒交迫的人，再也不能安静地生活下去。但昭与她相反，他认为女人不应该离开家、丈夫和孩子去为什么远不可及的理想牺牲自己的幸福。冲突的结果，他们只有分手。美真投入了火热的斗争。主人公美真有作者自己生活遭遇的影子，也是《青春之歌》的主角林道静的雏型。这篇小说，是《青春之歌》最早的胚胎。
青少年时期读文学作品，很容易受影响，“包括那些作家的笔调和文风，也会像白纸染墨一样被吸收着。”杨沫承认：“鲁迅先生文字的简炼、凝重，无疑是会给我以影响的。”（《回忆我怎样发表第一篇作品》）她的四个短篇加起来不超过一万五千字，每篇都很短。她善于集中日常生活带典型意义的情节，从小处落笔渲染气氛，表现国家危亡的重大主题。前三篇情节较完整，后一篇只是一个生活断面，但都写出了人物性格、思想感情的变化。对这四篇作品，杨沫说：“为热爱文学，我就像唐·吉河德那样，骑着瘦马，精神抖擞地闯荡起来了……这四个短篇，今天看来，只能称为‘亭子间’文学。因为，我那时虽有满腔的爱国热情，虽有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的深深仇恨，但我缺乏生活。”杨沫认为她那时的作品“内容是空虚的、浮浅的，语言则充满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腔调。”（《红红的山丹花》后记）这四篇作品确有生活观察不深，细节描写不够，显得粗糙的毛病，但那时的杨沫，已能驾驭文学之笔，用短篇小说表现社会重大问题，塑造较鲜明的人物形象，这可喜的第一步，显示出她的创作才能；也表明，创作前她在思想和文学上的准备是充分的。
青春：在战火中度过
1936年，杨沫第二次到香河教书时，认识了逃避在这里的共产党员马建民。一个具有远大理想，渴望献身革命事业的女孩子，终于从马建民那里找到党，找到了亲人。她兴奋、激动，积极地按党的指示工作。五六年来，她与玄纠葛不和，两个青年人的思想境界相距愈来愈远，矛盾终于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杨沫挣脱了爱情的羁绊，断绝了与玄的关系，用实际行动清算了自身的弱点，飞向广阔天地。就在这年的12月由马建民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杨沫与马建民结合，开始了新生活。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即将陷落，杨沫带着新生几个月的女儿匆匆南下，来到上海住在白杨那里。不到一个月，战火又向上海烧来，“八·一三”抗战爆发。杨沫和妹妹参加了学习战场救护的训练班。炮声隆隆，决定民族存亡的大战开始后，她又抱着孩子登上北去的火车，一路艰辛，回到河北。本想转道去延安，但是11月，保定失守，接着石家庄失守，到延安的路断绝。她放下吃奶的孩子，与爱人一起参加了冀中抗日游击战争。从此杨沫又开始了戎马倥偬的战斗生活。
杨沫先是担任安国县妇救会主任，经常带领干部下乡宣传抗日。这年秋后，武汉、广州失守，日本侵略军回师敌后，向华北平原大“扫荡”，冀中硝烟弥漫，杨沫又丢下刚出生一个月的儿子，穿上八路军军装跟随贺龙的一二０师兼程行军，和敌人兜圈子，转战平原。第二年春天，由于产后虚弱，急行军中杨沫病倒，住在文安县王庄农民家里养病。5月来到大清河北的十分区，担任分区妇救会宣传部长。生活艰苦，战斗频繁，环境残酷，多病的女战士杨沫常常受到农民群众舍生忘死的掩护，精心的照料。1941年4—5月间，她曾到晋察冀边区的易县一带后方医院养病，并在从延安迁来的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学习过几个月。联合大学成立妇女文艺创作会，杨沫曾当过主任。1943年，杨沫又回到大清河北十分区，先是在分区抗联会担任宣传部长，还编过《黎明报》。以后又来到分区反攻建国同盟会从事上层统战工作直到1945年。
艰难困苦的生活，你死我活的战斗，英勇顽强的战友，纯朴善良的民众深深教育了在城市学校里长大的杨沫。在战斗空隙，杨沫不顾疲劳，用蘸着鲜血的笔写过不少反映战争生活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可惜发表的作品、手稿都在恶劣的环境中遗失了。关于那段战斗生活杨沫说：“这些生活给了我对人生比较深刻的‘理解’，给了我改造小资产阶级灵魂的机会，也给了我丰富的创作源泉……”（《我的生平》）
杨沫这个时期的创作，除了写于1942年的《在后方医院》外，迄今没有找到几篇，在她的创作年谱上成了一个遗憾的空白。但后来；解放战争中，全国胜利后，一直到八十年代，杨沫的作品，却大部分是以这个时期为背景的，这正如杨沫在长篇小说《东方欲晓》的前言中所说：“直到今天，引起我无限美好的、无限幸福的回忆的，不是大城市里和平安静的生活，不是个人的什么‘成就功名’，也不是饱览国外绮丽风光的愉快，更不是什么儿孙满堂的福气……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我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一段充满血和火的斗争生活。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日子。”
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后，杨沫离开了大清河来到张家口担任《晋察冀日报》的编辑，并主编过日报的文艺副刊。第三年夏，国民党反动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