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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这位朋友听他讲过事情的经过之后，建议他找机会对那位副院长谈一次心，以便消除误解。
朋友的建议虽好，但他想照办却不容易。副院长的批评虽是对他来的，但人家并没指名道姓，如自已主动找上门认这个账是否会越抹越黑？石国栋在处理与领导的关系方面远非有的人那样得心应手，平时找领导汇报工作或是请示个问题，总是谈完正题就走人，连一句题外的话几乎都不会说。而他对待下属，对待学生，平易近人却是有口皆碑的。
石国栋当时想，与其急于找上门去澄清自己，不如找一个适当的机会再解释清楚为好。但后来随着“大呜，大放”的深入发展，这位院领导的态度又变得谦恭了许多，对他也收起了冷眼。既然领导已淡忘了不愉快的往事，他又何必旧调重弹呢？他甚至于想自己当初说不定就是太多心了，一切全是没影的事。所以找领导交交心的想法也就随之抛在了脑后。
他记得很清楚，自人民日报发表了那篇《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之后，学院里冷冷静静的“大呜，大放”突然变得热烈起来，大字报，小字报成倍地贴了出来。其中不少是指向学院领导的，有些措辞还较为尖锐。在这段时间里，最活跃的要属张放和他的《庶民之声》了。
这期间，《庶民之声》几乎每周一期，每期的数量也由最开始的几十份增加到二百份。学院里到处全是这种油印的小册子，到处全是张放的文章。小册子上的社论几乎比人民日报还要多，什么《从乍暖乍寒的早春中走出来》，什么《“放”和“收”是怕不怕群众的分水岭》，小册子学着大报纸的口气说话，完全是一副领导运动的姿态。于是《庶民之声》开始有了对立面，几名别的系的学生署名“群言”接连贴出“一问庶民”，“二问庶民”的大字报，引发了论战。一时间，学院里好不热闹。
开始，两派的争论也就是为自己的观点引经据典，用大人物的话压对方，彼此之间还算客气。但很快就发展到相互漫骂，什么脏话几乎都用，火药味越来越浓。不少教授和讲师看到这样的争鸣都是紧锁眉头。
石国栋终于看不下去了，他署名“保中”贴出了一张题为“再说漫骂不是战斗”的大字报，其内容是希望双方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明眼人看得出，大字报的作者是以师长的身份说话。他之所以这样做，是觉得自己对双方学生都负有做师长的责任，况且自己还是张放所在系的党支部书记，即便张放不是党员，他同样肩负着一种责任。
但好心没得好报。《庶民之声》很快登出一篇抨击他的文章，题目是《我看“暖昧的中立”》署名就是张放。
文章的作者以讥诮的口吻说：“和事佬什么时候会跑出来，往往是双方打了一阵子，观双方难分高下的时候。这时候出来说几句和稀泥的话，让两方收兵，又都念他的好。如果是这样的和事佬，也要算作好人圈里的。但有另一类人，明明是拉偏手，实要助已见败势的一方一臂之力的，可偏又要充个和事佬跑出来说话，这种人实属是最无聊的。”
文章最后说，“念及‘保中’师长在，《庶民之声》的成长过程给予过的指导之情，笔者姑且称之为是“暧昧”的中立吧。”也正是张放文中的这句“念及‘保中’师长给予过的指导之情”这句话，在后来的反右中成了石国栋是反动地下刊物《庶民之声》黑后台的铁证。说骂他的人都提到了受过指导的情宜，你还能说不是！真是令他混身是口也说不清了。
张放是在反右运动的后期，学院召开的“声讨《庶民之声》反革命罪行”的大会后，宣布为极右分子被逮捕法办的。做为张放黑后台的下场就可想而知了，一夜之间，他便变成了学院的活靶子，声讨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
在张放刊登出《我看“暧昧”的中立》一文后，郑雅华曾力劝他反击，说既然张放不识好歹，就该借此将他不经人同意就封顾问的事捅出来，把事情说清楚，不能总为这种不懂事的孩子背黑锅。说眼下正是个机会。
妻子的用意很明确，是希望他能借此机会解开与那位院领导的疙瘩。石国栋却不以为然，觉得自己堂堂的一个师长不该为此与自己的学生打嘴架，显得太小家子气。况且对方是群众，党外人士，而自己是系党支部书记，眼下正是群众帮党整风的时候，他应该表现得有一定的气量。
郑雅华当时对他表现出的君子之风很生气，她不知从哪儿听来了小道消息，说上面很快就要“收”了，让他不要太书生气。石国栋却说什么也不信，还笑自己的妻子太神经过敏。还让她少打听小道消息，说小道消息害死人。
石国栋之所以如此自信自有他的道理，毛主席刚刚于这一年的“五一”节前，在天安门城楼与各党派民主人士座谈，恳请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
毛主席在座谈中讲：有人说民主党派没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一根头发罢了，一根头发有没有无关紧要。其实这大错特错。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是联系着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不是一根头发，是一把头发，后边还连着一片头皮呢，不可藐视哩！谈及当前的形势，毛主席又说，“现在是新时代和新任务，阶级斗争结束，向自然界宣战！”
正是根据毛主席的上述精神，中共中央几天后就发下了党内文件即《中央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和政府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学院党委很快就组织传达，做为系党支部书记，他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文件的全文，以便在自己所在的支部传达、学习。文件中讲道：
最近两个月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示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观点的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的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的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
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与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协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召开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
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外人士召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缺点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这份中央文件，石国栋视为及时雨，学习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认为切实领会了中央的精神为止。所以他不被妻子的劝告所动，他认为张放这些学生不过是思想简单，偏激而以，大不了运动的后期论到社会各界整风时是帮助的重点。他万没料到最后的结局会是那个样子，把他自己也搭了进去。
宣布为右派分子的人被一一押上了台，在全学院的教职员工与学生的面前亮相，接受批判，那是在张放被捕后的几天之后。会前他就有某种不祥的预感，他受到了特别的“关照”，被指定坐在了前排的一个角落里，自己的身边一左一右是两个高年级的学生，他叫不上他们的名字，但与其中的一个学生面熟，那是别的系的一名团干部，见面总跟他打招呼的。
宣布右派分子名单的人正是那位副院长，她是后来成立的反右运动领导小组的副组长。石国栋焦急地等待着什么，他注意到副院长冷竣的目光终于移向他坐的角落，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石国栋”这三个字从她的嘴里像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蹦了出来一样，他平生第一次听到别人用这种可怕的腔调喊自己的名字。他立即被紧随左右的两个学生推上了台。
被念到名字推上台的人很快排成长长的一溜，在离主席台不远的前面，一个个垂头站在那里。这里边既有他早就想到的人，也有不少出乎他意料的人。他想到了自己的妻子，他不知她是否能承受住这至命的打击。他抬起眼皮在向下面搜寻，他猛然间发现台下那一千多双眼睛如同是成千的问号，那么多的目光分明是疑问，迷茫，焦虑。而情绪激动的，眼神中闪动着胜利喜悦者可说是凤毛麟角。
他的目光终于捉住了那张最熟悉的脸，妻子的神情是木然，无奈的。在那四目相对的一瞬间，他懊悔起来，他不该不听妻子的劝告。他恨自己，自以为政治上非常的成熟，有着丰富对敌斗争经验的他，实则却远不如自己的妻子。他想不通，对党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理想深信不疑的他怎么反到成了革命的敌人！他更想不通的是，怎么形势说变就变了，比小孩子的脸变得还快？那感觉就如同一桌酒席正吃得好好的，突然有人变脸站起来掀了桌一样，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妻子对他并没有过多的埋怨，只是说这顶帽子是他自己从别人头上抢来的。
石国栋意识到自己这一身份会给妻子的前途造成不可小视的影响，曾主动提出分手。那是宣布了对他的处理决定后的一个晚上，石国栋利用获准回家写检查的机会，早早准备好晚饭，四样菜全是妻子爱吃的。他特意打开了一瓶珍藏多年的好酒。斟满了两杯酒，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