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那月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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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那月的事- 第7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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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国庆把自己在家里弄不明白的事对托儿所的阿姨说了,结果当成笑话很快传遍了全厂,有人开始开他们玩笑。范建国再不敢当着孩子乱叫了。
  邹晓风一家是十月三日上午搬的家。两间小屋的家具摆进了三居室显得空荡荡的。别人家乔迁新居喜气洋洋,唯独邹晓风两口子闹得别别扭扭,高娅慧的脸上就始终没见过什么笑模样。结果帮他们搬家的人连饭都没吃,都借故走了,邹晓风一个人没留住。他买的那些下酒的熟食全便宜了孩子。
  高娅慧不赞成往家属楼里搬,邹晓风带她看完房就明确表示反对,理由是她今后上班太远,更主要的是两个孩子都要转学,援朝上初一了,而离家属楼最近的中学也有七八里路远,况且这的中学教学质量不如城里,不利于孩子的学业。女儿爱华正在上高小,也即将面临一个升学问题。高娅慧力主在城里再要一处平房,有机会调到一起。但她最终没拗过邹晓风。
  邹晓风的理由似乎也很充足,他觉得爱人上班远将来可以调过来,不愿夫妇俩一个单位工作可以调附近其它单位,高娅慧是做财务工作的,不愁找不到需要的单位。至于两个孩子上学远的问题,他觉得可以给孩子买辆自行车,认为这也是个锻炼。最主要的一条理由是他答应过李宪平搬过来,两个老战友住得近了可以多陪陪他。两个早就说好了,再苦干几年让曙光厂再上一个台阶,这几年厂里的变化,使他觉得更有了奔头,也从工作中获得了最大的快乐。
  援朝似乎也不大高兴,远离了城区,自己从小熟悉的地方,远离了朋友和同学,他真的有些舍不得。唯一显得高兴的是爱华,她可以一个人有一间自己的屋了,一搬过来她便扎在自己的屋里,觉得这是最开心的事。
  草草吃过午饭,高娅慧连碗筷也没收拾便往床上一躺生开了闷气。家里的大事她拗不过邹晓风,只能事后生点闲气做给他看以表示自己不满,直到什么时候对方把自己哄乐了,消了气为止,多少年来一直是这样。
  邹晓风关上屋门往她身边一躺,半是玩笑,半是埋怨地说:“你瞧你刚才,脸拉得能拧出水来!肯定这回要传出去,人家不知道内情的,还以为书记家的女人是个不通人情的母老虎,准以为我平日里多受你的气呢!”
  高娅慧知道是想逗她说话,便故意扭过身去不理他。
  邹晓风故伎重施,又说:“你说搬到新楼里有什么不好?最起码到周末干点儿什么不用再担惊受怕,总怕孩子睡不实,七个提着心,八处留着神的。这儿多好,关上门想怎么折腾都行!你说是不是?”他说着,开始捅她的后背,嘻皮笑脸的逗她说,“乔迁之喜可是件大事,今儿晚上说什么也要庆祝一下啊!”
  这时就听门外一阵敲门声,老口子刚起身,援朝已把客人让进了门,进来的是李宪平和潘树仁,老潘人末到声先到,声挺大地说:“怎么两口子这种日子口儿还睡午觉?也不注意影响!”他上午干部值班,到点来家属楼转转,很快就听到邹晓风夫妇闹别扭的事,他找到李宪平一起来看看。
  老潘进屋没坐住便四处转,看过几个房间说豁亮,看过阳台说痛快,见到哪儿都说好。说好的时候他一定要冲高娅慧说,一口一个弟妹,一口一个好。李宪平觉得他的戏虽然演过了但也满有趣,坐在一边偷着乐。
  高娅慧又好笑,又好气地说,潘主席既然这么喜欢住新楼,你怎么不搬过来?偏偏要了一间城里的平房分两下住!喜欢新楼咱两家换换吧。
  潘树仁说,我喜欢管什么?我这人没出息,惧内!老伴不同意,说住高了晕。儿子,儿媳妇全听我老伴的,我是我们家户口本上第四篇,没地位。
  李宪平一旁搭话说,老潘说的是实情,他要做的了主,第一个搬来。嫂子,你要是嫌上班远,就调曙光来,老达的财务科还真缺一个成本会计。
  高娅慧说,我才不来呢!在家受他的管制还不够?还要来单位也受他的!
  几个人扯了一会儿闲话,说到要添几件家具,潘树仁建议他们到甘兴旺的家里去参观一下,说甘兴旺做了一套家具全是带洋味的,大方,好看不说,也比较实用。老潘尤其对其中的一件角柜赞不绝口,说既不占地方又美观实用。
  李宪平对甘兴旺还是比较了解的,目前厂里家具陈列室里摆的样品不少是经他的手组装的,那是全厂共认的技术尖子。六七年前厂里刚开始投产家具的时候,甘兴旺虽是本行出身,但并没显山露水,质量和数量全是随大流。自然灾害那几年闹了一阵浮肿,基本上是月月将能完成定额任务或超一点,处于中下流。他一度还因身体不好调到了零修班,为用户修理家具。零修班全是快退休的老人,唯独他是壮年。但实行计件工资之后,甘兴旺如同变了一个人,质量全优的是他,完成任务翻番的是他,每月工资最多的还是他。别人任务超额不少是靠超时加班,但却很少看他加班加点。
  那一阵部队搞大练兵,大比武,工厂也进行类似活动,组织大家向甘兴旺学习,取经,让厂里几个技术尖子当众进行操作表演,激发起技术练兵的热情。后来上边提出了“政治第一”的口号,阶级斗争更是要天天讲,这类活动不搞了,到最后连计件工资也取消了。但全厂职工的技术水平还是提高了一个台阶。
  李宪平一度想将甘兴旺调到技术科的,想让他专门参与家具设计做开发新产品的调研工作。但厂里的领导层有不同意见,认为甘兴旺平日好说怪话,思想觉悟不高,而且是典型的拜金主义,说提这种人等于树了一面白旗。后来连邹晓风也主张缓一缓,这事就这么放下了。
  搞了几年的计件工资,使甘兴旺的生活有了明显的改善,为解决上班路远的问题,他换了一辆带加快轴的英国产“三枪牌”自行车,一辆八成新的旧车花了三百出头,是两辆国产车的钱,那可是很多人想都不敢想的事。他想置办的东西很多,只是由于住房太小不能如愿。他女人想买个缝纫机想了几年了,去年单位发票轮到他爱人,但还是不得不让出去。
  他一儿一女四口人,住的只是一间十米开外的小西房。屋里摆不开那么多的床,他为两个孩子做了件双层床,就如同集体宿舍的那种床。几年前是儿子睡上铺,女儿睡下铺,如今女儿大些了,不大方便了,就掉了个,由女儿睡上铺,拉上一道帘。甘兴旺精于设计,他家里空间小,他便做了几个吊柜,能利用的空间全被他充分利用起来,东西虽多,但并不显乱。
  新房的家具他动手最早,厂里的家属楼一开工,他便开始动手准备新家具。因为他认定自己的条件能分到新房。他利用厂休,节假日在院子里干起来,每件家具的部件准备好后不组装,而是捆好放在一个干松的地方存起来,所有的家具都是如此。等到他拿到新房钥匙后,再将全部的部件拉到新楼里组装。他请来了一个班组的张槐,只花了一个厂休日几个晚上的时间便全部完成。这套家具样式新颖别致,在市场上是见不到的,令张槐很是眼红,说师哥说什么也要帮我弄这么一套。
  经过计件工资时真刀真枪的一比试,张槐最终服气了。吃大锅饭时,张槐自执与甘兴旺技术不相上下,偶尔还能占个上风,一实行计件工资时,他傻了眼,他拼死拼活加班加点的干也追不上甘兴旺,手忙脚乱不说,还常常挂彩,手指头缠胶布是常有的事,他这才知道自己技不如人。他清楚嘴硬不行了,否则不但多拿不上工资,落在后面还常出丑,他开始和甘兴旺拉近乎,一口一个“师哥”地叫,想从对方身上学点真玩艺儿。甘兴旺见他学乖了,也真教他几手,能帮他就帮帮他。俩人一来二去的关系也拉近了许多。
  甘兴旺不用自己吹,张槐早满世界替他吹开了,弄得那些日子到他家参观的同事最多。有时一天就七八拨,不少来的人要画完草图才走。材料场的主任郭胖子来看过说,甘兴旺的家阔气得赛过厅局长的家。
  前些年,甘兴旺在零修班的时候去使馆修理过家具,捡回一本外文的旧画报,上面有几页全是家具的照片,他家的高低柜,组合柜,包箱床,沙发,角柜全是照画报上来的,有些他做了改动。美中不足的是组合柜当中书柜里放的全是用过的中小学课本,显得寒酸了一些。那时候普通家庭哪有沙发、组合柜啊!即便有的话,家具也不会像他家里这么讲究。 
 
  2.风流事引来了中学红卫兵,曙光厂一下子闹翻了天
  
  谷玉森一年前正式主管曙光厂的宣传工作,除此之外仍负责保卫工作,厂里成立了劳动人事科,由支部书记邹晓风主管,谷玉森不再兼管人事工作。厂党支部改选后,已提升为副厂长的孙长喜接替吴素梅进了支部。
  不到半年的功夫,谷玉森就组建起一支颇有实力的宣传队伍,将板报,广播搞得有声有色。厂里的宣传工作之所以如此得心应手,得力于那近百名新分配来的青工,里边涌现出不少的笔杆子。像辛春妮、张玉玲,还有机加工车间的韩京生和杨茹都是他手下的宣传骨干。谷玉森经常召集这些人开会学习,布置任务。
  跨入1966年后,各报纸对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司》的讨论越发热闹了,但在曙光厂的板报,广播宣传中并没什么反映。谷玉森早就发过话,说那是学术界的事,什么清官,脏官的全是扯淡!几百年前的陈芝麻滥谷子翻出来干什么?他不感兴趣的就不让搞。海瑞是谁他也不大清楚,他对历史一贯兴趣不大。
  反之,倒是经常能在厂里板报看到的是对一些电影的批判,谷玉森对这些感兴趣。报上刚批《早春二月》是毒草,他就说早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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