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对。我想的是我和里昂究竟谁主动伸出手的。……不不不，我没有想这个。我什么都不敢想。里昂没有给我机会、理由去想。
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发现到美国来之后，绝大部分想法都是稍纵即逝。如同盛大酒会上的客人们，从你眼前一闪，首饰珠宝蓝眼红唇葡萄美酒夜光杯云想霓裳花想容，随即便消失了。人家从你面前闪过，你也从人家面前闪过，人家说：你好吗？你回答：好极了，谢谢，你怎么样？来不及了，那人绝对不给你时间把话说到此处；你把一个问候做圆满就有点死追硬赶、死乞白赖的意思了。你不可以追随一个话题、一个谈话对象就像你不可以追踪一缕思维，一片想法一样；追踪下去，结果是你自己的迷失。这是此社会在动乱中保持死水一潭的物理奇象。你必须跟所有人在错过中保持静峙，在冲突中保持协调一致。
我想起米莉告诉我她最后一次参加盛大酒会的情形。六十多岁的米莉对已开始加速的世界完全懵懂。她走进白宫大门，走进人群，发现人们表面上看着谈话对象其实目光远远穿过了谈话对象不知在看着什么。女人们被自己的高跟鞋很危险、悬然地举起，晃来晃去像她们手里随时可能溢出杯沿的香槟酒。米莉走啊走啊，怎么也找不到一块地方让自己站定下来，定定神。米莉也成了高脚杯里细碎起泡的香槟酒、岌岌可危，随时要溢出杯沿，要不就是脆弱的玻璃杯猝然迸裂。这时她得救一般看见一个熟人，一个四十多岁、像米莉一样阔的贵妇。米莉问她：哈罗，你可好啊？贵妇说：见到你真好！你这一向怎样？米莉说：还行，只是我母亲上半年去世了。贵妇说：那就好，那就好，见到你真是太好了！米莉被她得罪得脸绯红，但一看，原来贵妇不是针对她母亲去世的事件，而是已进入了同下一个人的新一轮周旋。米莉从此后不再去任何盛会。捐掉了所有夜礼服。
这时我听见海青说：里昂，说真的，你得干点什么活儿，不管那些活儿多愚蠢，不管你得和多少笨蛋相处。你好歹得干点什么。看在我们都是男人的分上，我这样跟你推心置腹。
这声音有一种威慑。我去看海青的脸。他的脸比他的话要百倍的推心置腹。
里昂没有说话。他在认真地把这些话听进去。他在认真体味这话的严肃。
王阿花脸上出现一点儿不安。她的膝盖轻而狠地磕了一下海青的腿。
海青如同毫无察觉，更加中肯沉痛：记住你怎么失去了阿花。
闭嘴，海青。王阿花悄声说。
海青大概在来之前就打算豁出去了。他说：除非你不打算去爱一个女人，不打算跟她。
我感到里昂覆盖在我手上的掌心正僵冷下去。
便衣福茨在海地事端最吃紧的时候跟我疏远了两礼拜。大概他是位天才便衣，他的上司意识到让他在我这个案子上瞎耽误工夫不上算，把他紧急派遣出去，增援机场的“反恐怖活动”去了。
审讯我的又换成了大块头。他显然是理查·福茨的B角。他的大脸蛋因感恩节的肥大火鸡和圣诞节将再次出现的肥大火鸡而更加红亮。像他这样正常健全的美国家庭，一只节日火鸡可以吃许多天：节日当天是主菜，鸡胸脯和大腿外围的白肉红肉被消耗掉约百分之二十，余下的鸡胸和鸡腿肉可以做成一个礼拜至十天的午餐三明治，再余下的不成形状的碎肉可以做成晚餐的芹菜鸡肉沙拉，再余下的空骨架和火鸡头颅、脖颈、翅膀熬出够七至十天喝的汤，里面不断添进新鲜蔬菜。然后就是食品超市的火鸡大减价；冰冻货架上堆满肥硕庞大的火鸡尸体，标价签是金黄或橘红色，上面写：“三角五一磅”。
坐在我对过的大脸蛋不会放过三角五一磅的火鸡，他将它照上一只火鸡的殡葬法再来一次，光烤好三明治再熬汤，完成另一个以人类消化系统为流水线的殡葬流程，使人、火鸡、自然、宇宙形成一环扣一环的生态轮回。
大脸蛋的呼吸在这间不足六平方米的审讯室里气味浓重。没有窗子，我怀疑他是否嗅得到他自己的口腔气味。那是火鸡罐头的气味。若是打开一盒火鸡罐头狗食，跟这气味会比较接近。
第34节
“嗯，嗯，——这里：你十八岁被指定为特别记者……”
“对不起，是特邀记者。”
“有什么不同？”
“特邀记者是非本职记者。由于特殊需要，临时或者偶然地充当记者”你对中国行政编制的知识相当初级。我有闲工夫的话得从ABC给你补课。
“当时你是少尉军衔？”
“是的。”
“为什么会指派你做特邀记者？”
“中越一干起来记者不够。”我讲了你不会相信，我是主动申请得到这个职位的。
“你主要的功用——比方说，你专门做哪方面的报道？”
“这可没一定。见到什么就报道什么。”
“以什么方式把报道发回你们的总部？”
“嗯？”当然不会用谍报装置。
“我是问，你所做的报道，当然要以最快的通讯渠道送往总指挥部……”
“噢，你是这个意思。”你想打听我军的通讯系统？“我不属于报道战斗实况的记者。我主要的任务是撰写英雄人物。比如一篇两三万字的报告文学，写一个烈士的成长史，牺牲经过。你读《纽约人》杂志吗？”
“不读，很抱歉。”
“没什么……”
“我一直想订它，可是时间不够。”
“那是。这年头谁时间够？”大概你是词汇量不够，趣味也不够。你这样的人家里，在马桶旁边放个小杂志架，上面插着“MONEY”“Reader’sDigest”，“PeopleMagazine”还有专门抓拍名人们最丑恶一刹那的“NationalEnquirer”，大概也会有整天搬弄好莱坞是非的“VainityFair。”
“《纽约人》杂志上时常出现的人物专访，跟我当时写的报告文学比较接近。”
“我能想象，大概那类文章相当有民族主义情感。”他认为他捉住了一点佐证，眼睛里出现了孩子气的自以为是。
“我认为该叫它爱国主义。”
“但这两个主义是一个主义。”
“那么你把你们著名的肯尼迪总统演讲中，那些鼓舞人心、煽动情感的词句叫爱国主义呢，还是民族主义？”你们的肯尼迪总统简直就是滥情，美国硬汉颇酷的滥情。
“我觉得你在这一点上有些糊涂。”
“是吗？”你这肥大火鸡似的糊涂蛋。你该去专职扮演圣诞老爹。满大街的圣诞老爹没一个有你形象好的。你那两个大红脸蛋若去摇一只铜铃，为“救世军”搜集人们口袋里的硬币，一天的铃摇下来，你准拎不动那只盛硬币的铅桶。
他在婆婆妈妈给我指出，我糊涂在哪里。
“你看，这是两个社会性质的分歧：共产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有制国家，如果以爱国名义启发国民的民族意识，跟一个私有制国家以爱国主义对国民的召唤，是性质不同的。难道你看不出这是两种性质？”
“我看不出，对不起。”
“没关系……”
“不过我想我们时间都有限——我的期终作业交不出来会有严重后果。”
“什么后果？”
“非常严重的后果。”你反正不担当我的任何后果。包括我去做“教堂耗子”、喝西北风，没有奖学金，抑或像里昂那样去卖肾脏等等后果。此类后果离我目前生活已非常近。
“我希望我能帮助你。”
“谢谢，不过你帮不了。”
“你确定？”
“我确定。”
“那我很遗憾。”
“我也是。”
沉默了一分钟，他又说：“你刚才说的严重后果……”
“没错。”
“能再讲得具体些吗？”
“对不起，今天我只能和你谈到这里。”你还要怎样具体呢？！别装着你不知道做个留学生是怎么回事：她交不出好的学期终结作业，就拿不到“A”，如果不是门门课拿“A”，哪个教授推荐也没用。我即便有天大魅力，从系里教授一路腐蚀上去，把当权人物一个不剩地腐蚀掉，我也不能保证他们敢给一个把期终作业写成糟粕的女留学生九千块奖学金。
他清了清喉咙，同时把领带松了松。松开的领口露出他粗壮的脖子，一早用刮脸刀刮过的脖颈上一片密集的鸡皮疙瘩。它们颗粒饱满，每一颗都大得惊人。这是火鸡的脖子。
“那么，你当时被指派为战场特别记者时，心情是？……”
“是特邀记者。”
“对不起。”
“没关系。”
他婴孩般纯真的眼睛飞快眨动几下。他心想，这女人真能瞎插嘴；这下好，我忘了我刚才说到哪了。
“你刚才问我，在当战场特邀记者时的心情。”
“对对对。”
“我心情很激动。”就跟当年你们敬爱的肯尼迪总统向他的祖国人民说：“别问你的祖国给了你什么，问一问你给了你的祖国什么”，我全身血液里也流窜着一股特殊的生物化学。那种生物化学可以使血液迅速升高温度，迅速达到沸点。这种“咕嘟嘟”沸腾的血液使人放弃个人准则的道义和是非，背负起他人的（他父亲他兄长他亲族他部落他种族他国家，总之，由无数他人组成的集体）道义和是非。你们敬爱的肯尼迪总统还要去裁决全人类的是非，干涉全人类的道义取向，在他进行这种他自认为崇高的裁决和干涉时，“我们可以背负起任何负担，跨越无论多遥远的距离”，他在这时赢得的拥戴是你们给予一位民族英雄的——那种坚信自己民族正义的民族意志的化身。我跟你们一样，听任浑身血液“咕嘟嘟”地开锅。坚信自己肩上背的不是被子褥子军用雨衣，而是民族的意志、民族的期望。民族已高于正义和非正义，敬爱的肯尼迪总统让你们别跟自己的政府过意不去，别去理论自己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