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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怀尧：如果现在回头来盘点一番，你觉得此生最欣慰的是什么？
沙叶新：就是我这一生做了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写作，这是我最欣慰的。一个人一生能从事他最喜欢的工作，不是那么容易的。我年轻的时候就想当一个作家，但是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现在基本还算一个吧，不是很有成就。另外，我每次转型都不错，先是戏剧创作，后来当院长，当院长至少没有成一个贪官，清清白白上台，不带污点下台。
吴怀尧：在祝您早如康复的同时，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您有没有孤独的时候？
沙叶新：我觉得社会越进步，社会越文明，应该孤独者越来越少，解决孤独的方法，包括药物也越多。我之所以持这样的看法，可能是因为我这个人就不孤独。我有三不，一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睡不着觉，看到枕头就打呼；二是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胃口不好，精饲料、粗饲料都能吃；三是不知道什么叫生气，但总是惹别人生气。不生气的人一般不太会孤独，他的人际关系好呀。我因为从小受宠爱，我的家庭也很和美，而且我的基因不是孤独型的，所以我不孤独。这真的和基因有关系。有一次，我参加一个研究孤独的座谈会，主持人在采访我的时候说，她不信我不孤独，硬追着我问：沙先生，您想想看，您一定会有孤独的时候。我想了半天，我说：有了，有了，我想起来了她很高兴：什么时候？我说1939年。啊？在什么地方？我说在妈妈的子宫里。在妈妈的肚子里那多孤独啊，关在里面十个月，没电灯，没电话，漆黑一片；养出来了，谁都不愿再回去，可见那是孤独之处，你说是不是？
采访手记：
秋天的晚些时候，黄浦江的流水已经很凉了，哗啦啦倒着走。
经过邮件和电话沟通，沙叶新先生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于是，我们知道，2008年4月1日，愚人节那天，他被查出患有胃癌。四天后，他住进医院。4月10日开刀，24日回到家中休息调养了11天，5月5号回到医院做化疗。“我当初之所以没说我患癌，绝对不是因为我担心让大家知道了，我会自卑，我会变成需要眷顾和同情的‘弱者’，从而我会在正常、健康的群体中被疏离。不，我是怕人麻烦，怕人为我担忧，我不愿意别人为我忧心忡忡。”他说。
我问，生理上的变化是否给你带来心理上的影响？生完病的状态跟以往不太一样；他说，消极的不是没有，总觉得有阴影，也不知什么时候会复发和转移，这是自己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十年以前还可以说来日方长，现在不知道来日到什么时候，好像我就真的总是喜欢去想象，可能人离死亡越近离世俗越远。”
他靠着椅子上，拿着一个按摩仪在身上来来回回，若有所思地说，“如果获得第二次生命，就觉得打了胜仗，会更积极工作，更热爱生活，更热爱生命，更热爱我的朋友，更热爱我的家人。”访谈的过程中，沙先生热情的招呼我们喝茶，配合我们拍照，回答我们的提问，让孙女“乖，把门带上，出去玩哈！”
两个多小时不停歇的谈话，让我们见识了一个剧作家顽童般的幽默、令人敬佩的乐观和不摧不折的良知。天黑的时候，他有些累了。我们随之停止了这次谈话，并约定通过电子邮件完成余下的采访。不久后，当我们再次短信联系沙先生的时候，获悉他身体不适。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让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坐在电脑前回答我们的提问是不合适的。为此，我们通读了沙先生的个人博客，希望能有所收获。
幸运的是，我们的不少问题，沙先生在以前的文章中或多或少有过阐述（这也说明我们的采访还有待进一步深入）。于是，我们有针对性的采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将之和此前的采访融为一体并请沙先生过目后发表。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有读者据此认定这个访谈“偷工减料”， 那么我们对此表示歉意。当然，我们最想说的还是祝福沙先生，身体好，心无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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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丹青 多面陈丹青（1）
【人物志】陈丹青，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画家。1953年出生于上海，17岁到农村插队，期间开始自习油画。1978年被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录取。1980年毕业留校，任教于油画系；同年以油画《西藏组画》一举成名。1982年移居美国纽约，为职业画家。2000年回国任教于清华大学，后因不满招生制度而辞职。近年来在绘画之外，陆续推出多部著作，均一纸风行。
2001年，有人看过一次讲演，坐在最中间的是个光头，大大的眼睛很明亮。据说整场他讲了不少话，但让人印象最深的一句是：“我们小时候在弄堂口，要是看见如今长得像谢霆锋这样的小白脸，二话不说过去就是几个嘴巴，不为别的，谁叫他看上去那么小资产阶级呢。”后来大家知道，原来他叫陈丹青。
这个机智而敏锐的人，在繁杂和喧嚣中，时常一针见血的指出问题所在。近年来，他的观点和判断，往往起到石破天惊的效果，同样的原因，他成了很多人眼中的老愤青。近日，陈丹青接受了《怀尧访谈录》的独家专访，我们发现，在他的各种不同身份中，却有着始终如一的激愤、热诚和坦率，感性而不乏理性。
海归
1982年初，即将迎来而立之年的陈丹青移居纽约，在异国他乡度过了18年的“洋插队”生活。他曾表示，自己在国外的生活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我第一天到美国，就面临一个生计问题，我必须卖画讨生活。”
吴怀尧：1978年你考上中央美院油画系研究生，两年后毕业留校，工作一年。这是一部分知青的典型经历。这些人日后分成两拨，一拨留在本土，另一拨出国。你们这一代海归相比民国时期的留学生以及五十年代留苏学生，有哪些根本差异？对于现在大学生出国热怎么看？跨过门槛，意味着创造与超越。你的出国，是不是一次跨过门槛的过程？在国外，让你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陈丹青：我对出国热没有看法。一个现代国家的国民本该出入自由，改革开放只是将事物恢复应有的状况。在国外，最深的感触：我们都是奴才，望不到边的奴才。
吴怀尧：这种说法让人诧异，能否阐述一下？
陈丹青：中国有老百姓，但没有公民，有人口，但没有现代人的概念，此外，各阶层全是无比严密无比细腻的奴主关系：主子原先就是奴才，奴才则巴望有一天当主子，你仔细想想，不是这样么？
吴怀尧：我很好奇，为什么从纽约回来之后，你的胆子变得如此之大？是什么让你口无遮拦？你如何平衡艺术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
陈丹青：我少年时就口无遮栏。可那时没人找我说话，*时哪有媒体啊，即便有，凭什么找我？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胆子。和纽约市随便哪个说说写写的家伙比，全中国的人差不多都给摘除了胆囊。我从不自称艺术家，更不是知识分子，用不着“平衡”。中国连真的公共空间还没出现，哪里来“公共知识分子”？
陈丹青 多面陈丹青（2）
吴怀尧：那你对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陈丹青：我从没想过给自己定位。“定位”这俩字也是近年回国后才知道。为什么要定位？定了位，人生就安稳、就有价值了么？我听不少人动不动就说“我是作学问的”，“我研究这一行一辈子”，我就心里想：*！
吴怀尧：如果说你的愤怒是一种高兴，那么幸福是什么？
陈丹青：到我这年龄，活着，没病，就什么都好。我不会去想：啊！我的生活与精神最近怎样怎样……不会的。我只是活着。
吴怀尧：我注意到，五月汶川地震后，你为赈灾所绘的油画《中国的山川》在一场慈善竞拍中以165万元拍出。有媒体报道，这笔善款将全部捐助给汶川地震灾区，用于建立多所希望小学。这些小学，你会用自己的名字命名吗？
陈丹青：为什么要用我的名字？我从未想过。我也不知道这些钱会不会拿去盖小学，甚至不曾指望钱会用在灾民那里。只是我得做些什么，不是为了灾民，只为心安。
吴怀尧：一个人用什么名字，或者接受什么样的名字，自有其特殊含义。从字面意思来看，“丹青”是红色和青色的颜料，借指绘画。我很好奇，你的名字的来历——是父母取的吗？如果是，那他们太有先见之明了。
陈丹青：我的名字是父亲取的，弟弟名叫“丹心”。父亲是抗战那代过来人，相信“精忠报国”，信奉“留取丹心照汗青”，所以父亲给我们兄弟俩起这对名字，当时哪料到我喜欢画画。
吴怀尧：据我所知，你的父母经历过战争，逃难，你的祖父是黄埔军校的军官，打了半辈子仗，你的岳父也是军人，也打了半辈子仗。你虽然生在和平年代，但所受的教育都和战争有关。小时候看的电影都是战争，然后经历“*”，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对你性格的形成和人生道路，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陈丹青：我对苦难会敏感。但“苦难”这个词现在被说滥了，惹人讨厌。当我说对苦难敏感，意思是说：苦难是美的，假如进入艺术的话。我喜欢画悲剧主题。孟德斯鸠说过：人在苦难中才活得像个人。
吴怀尧：你是上海人，上海曾经经过很多年的殖民文化的熏陶，经过风月流水的涤汰，你觉得这样一座历经过苦难的城市会产生什么样的艺术？或者说，什么样的艺术会适合上海？
陈丹青：除了殖民时期的建筑，“殖民文化”对上海曾经有过的“熏陶”早已被淘洗干净了——不论这种熏陶是负面还是正面的。民国的上海艺术家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