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其实根本没有变，变的只是形式，中国人胸前永远会别着几支支撑门面的“钢笔”。
“如果还有人支持大连夺冠，他一定是大连人”，我知道，这个论断几乎可以导致到今年年底为止我不能去这个海滨城市，我怕冷，又不会游泳，冒犯一座城市的名声是相当危险的。
但我相信这个观点是有道理的，虽然整个大连城都在谈论勇夺第七个甲A冠军，都在憧憬胸前挂上第七枚冠军金牌的壮观景象，但我觉得那样子很傻，傻得就像一个人在上衣口袋上别了七支钢笔以示“知识分子”——累不累啊。当年乔丹在NBA拿冠军戒指如家常便饭，十根手指状如中国北方大娘纳鞋底的顶针，有人便从生理常识发出疑问：“要是乔丹再拿一次冠军戒指，是不是要脱下鞋来领奖？”
用脚趾来领奖的乔丹和佩戴七支钢笔的大连队都是不妥的，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个情景对于一个美女来说就是一种审美疲劳，对于一个英雄呢？你可以说他们是金枪不倒，也可以说他们是苟延残喘。
总该给生活中找点新鲜感，大连再夺甲A冠军是对新鲜感的破坏，北京国安、深圳平安无论谁最终称王称霸，至少都可以让2002甲A在这个俗得掉渣的连续剧剧情上有所发展。 很多年前，辽宁队十连冠对中国足球绝对是一种伤害，因为那是在低级别竞争中的冠军，很多年后，如果大连队继续上演着它那一骑绝尘式的俗套，对刚刚在世界杯上惨遭蹂躏的中国足球更是一种伤害，中国第一，世界第屁，中国足球应该结束这种自慰式的冠军纪录了。
我认为，生活的幸福感来源于世界的变幻多端，某一天这个变幻不存在了，幸福也就到头了。萧伯纳写过一本小说叫《英国人和那片岛屿》，那个人每天都面对着同样一片岛屿，面对岛屿上养的那群猪，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最后他就成了那片土地，就成了那群猪。我们都不想成为一群猪，所以盼望下一次不再是乔丹、不再是大连就是有道理的。
事实上我最希望深圳得冠军，倒不是为了帮朱广沪求证“土教练VS洋教练”的结果，也不是为了发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造反精神。我只是觉得这个结果一是最出人意料，最符合人们要求“新鲜”的趣向，二是这座“移民城市”在过去20年间制造出了很多“第一”，但在体育范畴还很荒漠，“深圳会议”取消了升降级，在取消了升降级的联赛里拿一回冠军，算是对深圳廉价的回报。
人过30总觉得生活开始平淡，面对中国足球面对中国联赛已有种精神上的“不应期”，那情形很像早上起来发现身边躺着个满脸褶子的黄脸婆，或者看一出根本就知道结局的侦探片，而大连队干的事情就是：从第一轮开始便举着刀子告诉你，我就是那个凶手我就是那个凶手。
当然，这样的观点会让一个叫“李承鹏”的家伙很危险，大连人民是如此的珍惜自己的面子，现在整座城市都在营造关于“七连冠”的英雄气氛，甚至有报纸声情并茂地做好了大标题：“大连——七星连珠”，对于这座城市而言，他们愿意生生世世无穷无尽揽走中国足球所有冠军，对于敢于冒犯尊严者一定毫不留情，而并不去管他们的郝董在世界杯上居然“270分钟不射”，几乎成为伟哥代言人。
我只想说一句：能不能给我们制造一点新鲜的东西，不过就是一中国甲A冠军吗，不过就是在胸前多别一支钢笔吗，七支——不成修钢笔的吗？
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痒痒病和“蚤药”
痒痒不是病，痒起来真要命。
马三立老先生还说过一个段子：某人奇痒难忍，吃不好睡不着，打针吃药没用，后踏破铁鞋找着一位高人，磕头作揖求得秘方，高人交给一白纸包，说“路上不许看，晚上睡觉前才能打开”，大喜过望，屁颠颠儿赶回家等到天黑上床。打开白纸包一看，里边是一黄纸包，打开黄纸包一看，是个绿纸包，再打开是个红纸包，再打开一看是个锡纸包……某人暗想，“高人就是高人，秘方就是秘方”，再打开一看——咦，里边是一张小纸条，上书两个蝇头小字：
——“挠挠”
痒痒不是病，痒起来真要命，里三层外三层的白纸包红纸包锡纸包后，答案就这么幽默的两个字。在我所经历过的中国足球大小事件中，属中国足协“选帅记”最为离奇，它会使我条件反射地联想起马三立先生的这个段子。我曾经说过，中国足协最大的能耐就是把简单的事情搞复杂把有趣的事情搞无趣。选帅很简单，不就是要找一个米卢的继任者吗？不就是要找一欧洲高手帮咱横扫中国队世界杯连吞九蛋的尴尬吗？为嘛弄得白纸包红纸包锡纸包的，凭中国足球这德性，再高的高手来也只是“挠挠”，米卢帮我们挠了挠“出线”的痒病，换个人不过再“挠”一把而已。治不了根本，有嘛神秘的。
朱和元同志是天津人，想必一定听过马三立“挠挠”的故事，所以我对他说：中国足协的问题不是秘密太少而是秘密太多，如果一个人或一个单位秘密太多，越是捂着盖着，证明越是没底。朱同志大义凛然地驳斥：“要不是你们媒体天天大炒特炒，我们和候选人谈判也没这么被动”，朱同志以及他的领导确实很被动，所以“选帅”现在已经4个月了还没了断，各种版本的挠痒秘方也流传坊间，比如说范亨根、比如说阿德里安塞、比如说米歇尔……幸好沿路有法国《队报》、德国《图片报》、荷兰《大众日报》一干仁兄仁弟的大力相助，我们才知道了一个叫“阿里汉”的名字，电影里说过——“不是我们愚蠢，而是八路太狡猾”，多么富有游击战争经验的足协同志啊。
阿里汉也就是一“挠挠”，我们最早知道他的名字是在遥远的1974年，那是一个古老得像骨灰一样的年代，但一个好的球员不见得就是一个好的教练，我的一个简单理论是——当一个教练曾九次被老板炒过鱿鱼，他一定有第十次。不过这样也挺好玩，中国足球之所以有这么多群众拥护，是因为它不像足球而更像娱乐。
比如那天在阿姆斯特丹的“海城”中餐馆，我们巧遇了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们甩掉的中国足协选帅组，然后我搞了一个没多少恶意的恶作剧，在离朱和元同志相隔20米的地方给他拨了一个手机，他之所以接听手机是因为“国际漫游”无法显示来电，之所以大呼“我听不见，信号不好……！”是因为听到记者的声音后怕泄密。然后我们看到他向另一官员指着手机做得意状，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后边几乎可以看清他们点的“麻婆豆腐”上面飘浮的花椒。
挠挠就挠挠吧，中国足协这次之所以这么神秘，是因为他们根本知道中国足球的药方只是“挠挠”，难言之隐，一挠了之，绝无真正的脱胎换骨希望，所谓选帅，不过是为了给上面的领导下面的群众一个交待，套用周星星的一句话：“我只是一个演员，配合一下而已”。
说起痒病，又想起一段河南段子：村里闹跳蚤闹得寝食难安，正逢大饥荒，人本来就面黄肌瘦，还得每日分血给跳蚤们食之，一日来一高人出售“蚤药”，村长拿出仅有的救济款买下所有的“蚤药”，以为天下从此太平，等高人走后才猛然想起，率众追到河边向已渡船而去的高人大声求救：“大哥，这‘蚤药’咋使哩？”高人朗声答曰：“你赶紧发动全村人抓跳蚤，抓住以后就掰开它的嘴，公跳蚤喂两粒，母跳蚤喂一粒，白天喂一次，夜里喂两次，一个疗程3个月……就好了”
真担心：阿里汉来到咱村就是喂跳蚤的干活，公跳蚤喂两粒；母跳蚤喂一粒；早一次晚两次。
谁拿走了我的盲肠
有一天早上起来，你突然发现自己的盲肠不见了。
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不在于少了一件器官，而在于这件器官是在你这完全不知情完全不可防范的情况下消失的，你既然可以不知不觉少一条盲肠，就可以不知不觉中少一条眉毛，甚至少一个胃，一个肝。总之，盲肠的消失是如此的不合法，也不合情理，虽然它们对人体作用不大。
导致我臆想出这样一个念头的原因在于：有一天早上起来，我们突然发现中国联赛没有升降级了。虽然水平低下的中国联赛对于中国人就像一段盲肠，但升降级的消失仍然很恐怖。今后除了看欧陆联赛，我们有完全充分的理由去斗地主、砸金花，或者参加“夕阳红骑乘”俱乐部。
没有升降级的中国联赛其实就是业余联赛，阎世铎像当年桃花大仙一样心念一动、掐指一变，便让它们从我们体内消失了，写进章程的具有一定合法性的联赛升降级被如此不合法、不合情理地拿掉了。一切是为了豪赌，为了让中国人能够举全国之力赌博一次世界杯出线，那根盲肠就成为阎世铎手中的一粒骰子。
中国足球是全中国最没有法律保障性的一个东西。在我们接受的教育中，我知道凡是没有法律保障的东西一定不会好玩，一时好玩也不会长久。舒桂林说过去一年的足球生涯就是“一地鸡毛”，他说得对，但我想讨论的是谁把鸡的毛拔光了，弄得一地鸡毛。为了一次豪赌，我们用了两个赛季去分期付款，好昂贵的按揭啊。
最最严重的不是明年将没有升降级，而是既然阎世铎能够大早上心血来潮就取消明年的升降级，就可以动不动就取消后年、再后年的升降级，包括那个被描绘成天堂一样的“中超”，未来的中国足球是这样一种情况——没有任何竞技水平的突破，没有任何精神上的提升，没有任何可以炫耀的荣雀，而且它甚至没有悬念，这是阎世铎走向疯狂的一个信号，它的疯狂意味着无论是官方还是老百姓似乎都不太需要足球了，大家只需要政治，它基本上和为了安定团结由工会组织的拔河赛一样无趣。
官方还是给了我们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