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后来还入了党。①
按照布鲁的说法，这个案例就是“反反侦察”。我方派出侦察的间谍，被敌方采取反侦察措施逆用，而后，我方再采取反反侦察措施……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双重间谍？”（1）
陕甘宁边区的保卫干部大多是工农出身，生活经历比较简单，抗日战争的来临，一下把空前复杂的谍报斗争摆在大家面前。
各根据地送来一些奇特人物。
四个白俄，从东北沦陷区辗转而来，莫名其妙地路过边区，被送到延安收审。
一个日本女人，汉话不懂几句，见人就鞠躬。不宜关押，留在保安处帮干部带孩子。
两个自称满清皇族后裔的人找到延安联络，这个“爱新觉罗博德”从藏氏帽子的缝口中撕出一封写在绸子上的介绍信，“北洋大臣内帘办事”。
一个东北汉子，关在边保还唱满洲国国歌，每天洗冷水澡。
全国抗战，搅动五湖四海，各党各派、三教九流，都在秘密活动，很难判定谁是敌特、谁是间谍。
就是边区当地，情况也不简单。
旬邑县职田镇位于边区与国统区交界地带，这里的杨家与肖家是冤家世仇，肖家人参加革命，被杨家人挤兑得无法立足。为了保全家族，肖某投降国民党借刀杀仇，但又不反对共产党，不时托人给新正县保安科捎情报。国民党那里有一个姓张的叛徒要肖某写情报，肖某不肯，那人就威胁要控告肖某私通共产党。肖某为了保住自己，就抢先控告姓张的私通边区。两人闹得连国特机关都不相信了。锄奸运动中，边保逮捕了肖某，肖某痛哭流涕地交待全部事实，表示自己叛变完全是为了家族利益，绝不危害边区。后来，这肖某也确实把家搬到边区，当个普通老百姓，再也不为国特工作。
边境地带敌我交错，兵、匪、谍、民，身份不时变换。情报、保卫干部必须具体了解社会情况，准确掌握政策。
白区的隐蔽斗争更为深入，来自那里的人物更是忠奸难辨。
一对风度翩翩的男女来到延安，男子叫做张醒，据说是托派中央委员，女人则是政治局委员项英的前妻，据说是个叛徒。中社部通知保安处，由陈复生将二人逮捕。
一个叫做王文元的人从上海来到延安。王明的夫人孟庆澍听到这个名字立即揭发：有个托派中央委员就叫王文元。中组部谈话后通知保安处，派秦平带人将其秘密逮捕。
上海的民族解放大同盟遭到国特破坏，林里夫在当地找不到组织辗转来到延安。有人说他曾经留学日本，可能是日本特务。于是也关在保安处。
白区党组织大多遭受严重破坏，有些人的真实面目就一时难以查清。
边保的干部开始接触一个复杂的题目：双重间谍。
所谓“双重间谍”（两面间谍、逆用间谍）有两种含义：
一个间谍同时为相互敌对的两个间谍机关服务，“脚踩两只船”！这种双重间谍最令间谍机关头痛，有奶就是娘，谁知他真心为谁？
通过为一方的假服务来达到为另一方真服务，“身在曹营心在汉”。这第二种间谍也令间谍机关警惕，不要被对方拉了过去。
无论哪种双重间谍，在间谍活动之中都属较高级别，较高难度。
边保也有了一个双重间谍。
在边区当小学教员的杨宏超，收到国统区寄来的策反信件向上汇报。边保关中外勤组乘机派这个杨宏超打入中统。为了使杨宏超赢得中统信任，外勤组还给杨宏超一些假情报、假特情。杨宏超果然被中统任命为“专任调工”，搞回不少情报。后来，中社部检查工作时批评边保，关中的假特情给高了，连县委书记都成了国特，这是壮大敌人力量，必须撤掉。关中地委和外勤组研究决定，由新正县委书记李科等人在报纸上发表声明辟谣。这下，杨宏超在中统那边就有些被动。不久，负责与杨宏超单线联系的外勤组长曲及先调回延安，由秦平接手工作。但是，杨宏超送来的情报越来越少，有时也就是些马路新闻。
就在这时，边区银行关中分行的行长周崇德，将一个叫文彬的人送到秦平这里审查。这个文彬过去是周崇德的下级，后来去了国统区，现在回来找周崇德求职。谈话中秦平很快发现疑点：文彬做周崇德下级是在陇东分行，而周崇德调来关中不久，文彬怎能很快知道？
经过审问，文彬交待内情。文彬回国统区老家结婚，本来准备很快回边区工作，却被国民党旬邑县党部秘密逮捕，中统特务蒲玉阶和杨宏超强迫文彬回边区策反周崇德。
杨宏超策反周崇德？
最近边界形势紧张，国民党随时可能发动军事进攻，有些动摇分子正在另找出路。这杨宏超本是关中外勤组派往中统的内线，近来却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报，现在又派人策反关中干部？叛徒何某那样的前车之鉴摆在那里，关中外勤组长秦平不得不怀疑杨宏超。
保安处一局局长师哲得知此事，率队来关中秘密逮捕杨宏超。后来，杨宏超案成为延安审干运动之中的典型案例，杨宏超的叔叔杨远耀是陕北的老党员，此案又牵扯到陕西党。
八十年代，杨宏超案件得到平反纠正。
但是，1991年出版的师哲回忆录专节介绍这段经过，依然将杨宏超作为中统特务。
1994年作者采访时，秦平对此案仍有自己的看法，其他反间谍专家有的也与秦平有同感。①
复杂的情况使作者警惕：这本书不好写！
谍报战是最为复杂的斗争，作为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作者，无权轻下判定。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双重间谍？”（2）
可是，正是因为谍报战是最为复杂的斗争，而且读者又没有身临其境的条件，所以，读者才对你的书感兴趣。
天下又有几个作者能够身临作品之境？作为一个为读者写作的作者，理应知难而进。
未能身临其境的作者，只得在想象中体味当时的情境。
杨宏超只是一个年轻的小学教员，偶遇国民党特务策反，又由自己的叔叔介绍给共产党，一下成了双重间谍！从一个进步青年一下变成间谍，显然缺乏训练过程。
再看当时的社会情况，边区里面共产党强国民党弱，边区外围国民党强共产党弱，当地人也要生存，除了少数坚定分子之外，芸芸众生怕是只能两面应付。
杨宏超这个双重间谍如何生存？起初身负共产党相送的假情报，当然赢得国特机关的信任；又带回国民党的真情报，当然赢得共产党的信任。两面受信任，这种双重间谍的日子好过。
可是中间有个转折。杨宏超带给国特的情报关系公开声明辟谣，那杨宏超还能继续受到国民党信任吗？不受信任的人还能得到机密情报吗？不能送回机密情报还能得到共产党的信任吗？两面不受信任的双重间谍心态如何？
从人性角度，应该理解杨宏超的艰难处境。从工作角度，杨宏超送回的情报质量下降也可以理解。但是，间谍战争又是铁硬的现实：敌对的双方迫使你二者择一！
本想左右逢源，反落两头受气。对于一个并非久经考验的嫩间谍，发生诸多情况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间谍道德坐标尺中，坚定、动摇、逃避、脚踩两只船、自首、叛变、投敌，各种选择都在诱惑。
杨宏超这个双重间谍到底忠于何方？
此案的关键在于派遣文彬到边区策反。如果瞒着边保，杨宏超就是叛变；如果报告边保，杨宏超就是可靠。
作者就此事询问李启明，得到明确回答：中统派遣文彬策反周崇德，杨宏超当时曾向边保报告，但是由于联络困难，情报没有及时送到秦平手中，所以引起误解。
作者又问：考察一个间谍到底忠于谁的标准是什么？这是一个相当难度的问题。中社部当年的文件曾经列举多项标准。
李启明回答得很明确：看他带回的情报质量。①
一语道破！
给谁的情报真实准确级别高，就是对谁忠心。其他的什么签字画押口头表态都是虚的。
这个案件令人感慨。
几十年后，当事人仍未掌握全部情况，还有不同看法。遥想当时，案情扑朔迷离，谁能判断清楚？
事后诸葛亮都不好做，事前谁敢称诸葛亮？
写出几个当事人对此案的不同看法和长期的认识过程，并非计较谁对谁错。而是试图证明——
反间谍，确实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
都知道派遣间谍打入敌特机关十分困难，其实，从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反间谍不比派间谍容易。
派遣间谍，我在暗处，敌在明处，我可设计骗诱敌人。
反间谍，敌在暗处，我在明处，难以识别对手的真实身份。
社会生活是复杂的，间谍战争更为复杂，谁的脑袋简单谁吃亏！
第六章 反间谍与反间计
反反间谍
连续用上两个“反”字，这种绕口令式的专业术语，仍然不足以描绘间谍战争的复杂程度。
1938年底，李启明到绥德从事外勤工作，在国民党驻军中发展了鲁南，鲁南又在专署发展龚震，在保安团发展崔际胜，从而形成一个情报网。这个情报网提供了国民党绥德专员何绍南反共活动和贪污赈款的内情，使得这个“磨擦专员”名誉扫地，悄悄逃出绥德。
从敌人内部拉出特情，利用情报取得斗争胜利，这已经是一次成功的谍报斗争。但是，边保并未就此停步。
1940年绥德解放，鲁南情报组并未暴露身份，崔际胜随同何绍南残部撤往榆林，鲁南和龚震则被八路军俘虏。边保精心设计，以遣送俘虏的方式，又将鲁南和龚震派往国统区。
让敌方带着间谍走。
鲁南情报组继续在敌方内部活动。3月，鲁南到绥远，打人国民党第一游击军张砺生部任一总队特务营书记，发展营副王致祥和军官张永昌。10月，鲁南发觉一总队司令冀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