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林彪主持军委扩大会议，提出了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要时时处处突出政治。可就在同一个月，康生却肯定了这部小资味儿很浓的小说。
原因何在？
可能是《青春之歌》的影响空前巨大，为建国后长篇小说所少见。多年来知识分子一直比较受压，《青春之歌》可能是第一部把知识分子当成主角加以肯定的大部头小说，引起了知识界，包括青年学生的热烈共鸣。再加上1959年10月电影《青春之歌》上演，谢芳的清纯形象，更推波助澜，加重了这本书的影响力和爆炸力，观众近千万之多。康生感到了这一点，因此做出的评价比较客观和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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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文革岁月（2）
文化革命开始后，眼看着文艺界的熟人纷纷打倒。母亲预感到自己也不能幸免，就把康生的这段批示当成了“救命稻草”。她让姐姐小胖给油印成传单，四处散发，想让红卫兵小将知道，中央领导是肯定《青春之歌》的。康生当时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绝对能代表中央。
我记得小胖除了油印之外，还用复写纸印了很多份，寄往各单位。用康生的批示保老妈，在运动初期，似乎确实起了一点作用。母亲还真没被当成反党分子给揪出来。当时北京市文联造反派的斗争矛头指向的是老舍、骆宾基、萧军等。
但到1967年3月之后，两报一刊公开点名批黑修养，矛头指向了刘少奇。文革前就批过《青春之歌》的郭开又开始上街贴大字报批判《青春之歌》，说这部书是替刘少奇和彭真树碑立传。
于是康生的这个护身符有了问题（批示中有一段肯定刘少奇的话）。母亲权衡了利弊之后，把肯定刘少奇的那句话删去，又重新刻蜡板，重新油印成传单，广为散发。
后来有人悄悄对母亲说，你这么宣传康生的批示，如果被知情人发现，会惹来麻烦，说你篡改康生同志的原话。康生本人要是知道了，也可能会生气。刘少奇打倒了之后，他肯定不喜欢人们老引用他当初含有吹捧刘少奇内容的批示。
母亲想了想，也有道理。以后，就再也不公开提康生的这段批示了。
因北影厂造反派勒令母亲前去接受批斗，母亲担心身体受不了，无奈中又想了一个办法，给康生和姚文元写信。
给康生的信底稿已找不见，但给姚文元的信底稿还在。
因姚文元在文革前曾写文章赞扬过《青春之歌》，母亲希望姚文元能给点面子，发句话，缓和一下自己的处境。姚文元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直接管文化战线。
然而这封信寄出后，渺无音信。母亲只好躲到朋友家，逃避了北影厂的那次批斗会。
母亲虽然恐慌，也没有束手就擒，她有她求生存的办法。
当北京电子管厂的造反派郭开召开17万人的大会批判大毒草《青春之歌》时，蒋南翔、陆平、杨述等同志都被拉上台批斗，而母亲这个作者，却逃之夭夭。
5月10日 北影召开万人大会批判毒草电影《青春之歌》时，导演崔嵬、演员谢芳等全都挨了斗，而母亲这个编剧又逃脱了。
当时不遵守造反派的命令，不参加批斗大会，擅自逃跑，是很招人恨，让人瞧不起的。但母亲觉得自己不是黑帮，她拿出了跟日本鬼子打游击的劲头，东躲西藏。
母亲原来的同事，香山的邻居王莹的日子就比母亲惨得多。江青在大会上点了她的名，说她坏得很，给扣上了“黑线人物”、“黑明星”、“老吸血鬼”、“美国特务”等罪名。她不得不每天到单位接受批判，终日被辱骂抽打。后逮捕入狱，于1974年3月3日含冤去世。
她想造反派不是批《青春之歌》吗？我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称赞话，来回敬造反派的批判，这一着肯定能让造反派哑口无言。
她记得姚文元的文章是收在《新松集》上的，就托助手小罗去找这本书。小罗骑着自行车，在北京城四处跑，终于给找到了。母亲让姐姐小胖把姚文元对《青春之歌》的赞美和郭开对《青春之歌》的批判做一对比，用姚文元的话来反击郭开对《青春之歌》的声讨。
姚文元同志与郭开同志对小说《青春之歌》的评论对比
（摘要）
姚文元同志的评论文章《一部闪烁着共产主义思想光辉的小说——评小说〈青春之歌〉》载于1962年5月出版的《姚文元论文集——新松集》第58页。
郭开同志的批判文章《揭穿一个极其险恶的大政治阴谋——坚决批判〈青春之歌〉及其黑后台》载于1967年4月15日北影批毒联络站主办的《工农兵电影》。
郭开批：《青春之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小说，是株大毒草。
姚文元评：小说有强烈的共产主义思想，创作出色彩鲜明的形象，在生活发展方向和人物性格的描写中渗透了共产主义思想，渗透了无产阶级党性，因而在艺术上有一种激动人心的美。
郭开批：《青春之歌》辩护士们都说，《青春之歌》是优秀的革命小说等等。《青春之歌》的辩护士、吹鼓手以及他们的黑后台，就是一群披着羊皮的狼，他们大肆吹捧的《青春之歌》，就是包着糖衣的毒药，他们想把我们毒死——使我们接受他们谬论，好跟他们搞修正主义。
姚文元评：我们读着这部小说，就会感到革命胜利是经过多么艰苦的斗争才得到的……让我们大家从这样的现实意义出发来读这部优秀小说吧！
郭开批：书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和色情描写……（没有举出例证）对青年起了极坏的腐蚀作用，诱惑年轻一代和平演变。
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和许多优秀的社会主义作品一样有一股强烈的鼓舞和教育力量……它鼓舞青年唾弃一切丑恶的个人主义打算，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向前，向前，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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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文革岁月（3）
郭开批：那种说《青春之歌》是学术问题，放在后期处理的论调是糊涂人的哲学。我们不能听。必须争朝夕马上干！过去几年没有批判，并不是群众不要求批判，而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王爷陆定一压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没有批判是被陶铸这个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压住了。今天难道我们还不批判吗？一定要批判。因为正像前面说过的那样，《青春之歌》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它和《海瑞罢官》一样，是一个政治案件。
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小说是沿着三条线索发展的。一条是敌我斗争，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一条是党内斗争，党内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党员和左倾教条主义分子的斗争；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化。这三条线索错综复杂地交织着，织出一幅鲜明的历史图画。
郭开批：《青春之歌》中有三个没有：一个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一个是没有阶级斗争，一个是没有人民战争。这都是我们事业的生命，革命的命脉，可它完全没有。
姚文元评：小说鲜明地反映了党内斗争的两条路线。一条是错误的左倾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青春之歌》还写出了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不管是牺牲的先烈，或继续战斗着的同志都引起了我们对他们的崇高敬意，激起向他们学习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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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始终没整海默（1）
海默1941年18岁时参加革命。延安鲁艺戏剧系毕业，当过中南文工团创作部主任，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他文思敏捷，北影厂像他那样多产的编剧还不多见。但他脾气不好，刚直敢言，所以1953年30岁时才入党。拍摄完《粮食》之后，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文化部长陈克寒批评这部电影问题严重，宣扬合法斗争时，他反驳说：陈部长是不是看错了，这戏明明写的是非法斗争，凡是有敌后斗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敌占区搞民兵小组本身就是非法的，何况这戏还给党的“七大”上演过……结果四座哑然，最后这部影片终获批准公映。
韦明同志初到北影任厂长，在谈创作时经常说总理的意见如何如何，对海默与成荫合写的《春城无处不飞花》提出了批评，说这剧本“歪曲复员军人形象”，甚至上纲到“修正主义”。海默不服，就和他争执起来，指出“你这意见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甚至还坦率地对韦明说：“你不要张口总理，闭口总理好不好！我们也没听总理说过，是否真是总理的意见也难断定……”
他感到对方是借用总理的意见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对领导这样的态度，自然没有好结果。1960年他被揪了出来，打成漏网右派，说他“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攻击党中央、毛主席，说大跃进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逼死了几十万人……”他所编剧的电影《洞箫横吹》也被批判，遭到禁演。他一直不服，后通过该片女主演王云霞把材料递给了陈毅，陈毅调来影片看后，认为没问题，就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最先提出海默的问题应该平反。海默得以死而复生。可到四清时北影厂又把矛头对准海默，要新帐老帐跟他一起算。由于周扬出面说大多数同志属于认识问题，结果又没得逞。文革开始后，北影厂的革命群众决心彻底收拾他——写了“黄歌”《敖包相会》，又死不低头认罪的家伙。海默第三次给揪出来，剃了光头，多次批斗、坐喷气式、挨打，他总一声不吭。
据谢添说，批斗时，我们都低着头，海默却不老实，头给按下，又抬起来，再按下又再抬起来。给关起来后，造反派进屋打他，他还敢还手，并把窗户玻璃打碎，大喊大叫：造反派打人了！
患难识人心。某天，海默发现有位挨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