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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十分钟,张问天和叶知秋来了,王步凡说先吃点饭,张问天却说先赶路,时间必须抓紧。于是四个人坐上车向天野市方向驶去。在车上,张问天说要赶在八点钟以前见到米良川,怕他白天有事,一旦出去就找不到了。他还说来之前已与赵云天通了电话,赵云天在市新华书店门口等着。乐思蜀加快了车速。
路上,王步凡有意无意地向张问天打听李二川他们天南之行的有关情况,张问天笑着说:“李二川他们那天来了七个人,到天南县之后正好门岗上没人,就直接到县委办公室找米良川,办公室的秘书还以为他们是上访告状的群众,推说米书记不在家,去天野市开会了,有事让他们到信访办去。当李二川说明他们是米良川的老师,从东南县芙蓉镇来,那个秘书才红着脸又倒茶又递烟,很是热情,然后说米书记正在开常委会,让他们等着。他们一直等到 十一点半钟,常委会才散会。秘书去向米良川通报之后他并没有出来接见,说是有点事情 要办,让秘书把他们直接带到县委招待所去先安排饭。他们坐着车出县委大门时正有一 农民要进去,门卫不让进,农民们就嚷着说,为什么刚才人家告状米书记接见,而我们上 访就不接待?县委书记也看人下菜?老百姓竟把李二川他们也当成了上访告状的农民了。”
王步凡接话说:“这年头上访告状的人特别多,平均每星期县委县政府门口都有告状的,已成家常便饭了,就连孔庙这个地方也不安宁。”说罢看着叶知秋笑了笑,叶知秋也报以微笑 。
张问天笑了笑并没有就这个话题深说,继续介绍李二川去天南的情况。“李二川他们在招待所一直 等到十二点多,米良川才坐着车来到招待所。吃饭时米良川很热情,说老师们难得来一次天 南一顿饭就花了两千多块钱,光茅台酒喝了五瓶。当李二川他们说明来意后,米良川显得有些漫不经心。也许人当了官就得有点官架子吧,在办公室那阵子他就应该出来见个面,可是他没有出来。他再忙也不会比毛泽东还忙吧,毛泽东还接见韶山老乡呢。他也许当着下属的面是故意摆谱的,年初我去找米良川说马风那个事时,他在组织部长面前就故意显得居高临下,很有官架子,似乎只有这样才显得他深沉,显得他像个书记。你说人这东西就是怪,当了官没有官架子,人们反而说你不像个当官的样子。中国几千年的官场文化是很微妙的,人们不也常说当官就得有个当官的样子嘛,这样子咋解释?大概就是官架子吧,人们已经习惯了。其实前些年米良川求我去找边际办事时一点架子也没有,叔长叔短地叫。在我看来米良川并不像我们这些人诚实直爽。”
张问天停了停又说:“李二川他们刚吃过饭,天南葡萄酒厂的下岗职工不知咋知道米良川在招待所吃饭,来了四五百人把大门堵住了,有人还在那里骂娘,说当官的一桌酒席花几千,下岗职工没人管,毛主席你快睁睁眼。真有意思。李二川他们都为米良川感到羞愧,而他却像没事人一样。分别时米良川不敢从正门走像贼一样从后门溜了,临走时丢下一句话,说能帮忙就尽量帮忙,可惜连你的名字也没有记一下。他的秘书坐车从正门走,走到门口就被告状的群众拦住车,从车上拽下来和他论理,他急忙亮明了身份。群众知道秘书不当家就放秘书走了,还傻乎乎地在等米良川,他们真是对当官的抱希望太大了。”
王步凡听了张问天的话心一下子掉进了冰窟窿里,希望也大打折扣,他觉得米良川的话等于和没说差不多,这一次去找他也不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心情一变,车窗外的景物也都阴暗起来,雨雾中的白杨和垂柳也是死气沉沉的样子,就像一个刚死了丈夫的女人那样憔悴哀伤。
王之道却满有信心,他知道当官的说话总是留有余地的,哪会像老百姓那样一拍胸脯说这事包在我身上啦!他认为米良川说出这样的话很正常,对这次天野之行仍充满信心。
王步凡从接触的那天起就觉得张问天的感情一直是压抑的,觉得他这一辈子肯定过得也不顺利,就岔开话题与张问天拉些家常。他问张问天这些年的经历,张问天就打开了话匣子,但话是对着王步凡的父亲王之道说的。“那天见王老师时,因为有正事我也没细说,我是四五 年日本投降后考上西南军政大学的,毕业时国民党已经被共产党打败逃到了台湾,共产党收容了我们那些学生,经过审查也都没啥历史问题,就分配到各条战线上参加了工作,其实许多学生在学校时已经加入了共产党,是党员的都得到了重用。我不是党员,被分配到水利部门去工作。五?年冬天傅作义来咱河东省考察水利工作,我就是五人考察小组成员之一,傅作义曾对我 说将来河东省的水利工作就交给我去办,言外之意咱省的水利工作准备让我负责。后来一念之差误了终生。我在外学习工作四年了,加上解放战争期间形势多变,与家中音讯隔断,既然到了家乡,一心想着回家看看父母,结果一回家就坏事了。日本投降后我二叔当了国民党的区长,四七年他杀害过三名地下共产党员,解放后我二叔被镇压了。我回家之后,当晚就被那时的村干部抓起来了,说我是反革命分子家属,要向我讨还血债,决不能让我混进革命队伍中去。第二天就把我送到县里审问。其实县里根本不问青红皂白,就给我戴了一顶历史反革命分子帽子,一戴就是几十年。在那几十年里,每次运动都挨批斗,六?年生活紧张时差点把我饿死。七九年开始落实政策时天野还是地委,我找到天野地委书记边际求他帮忙,他说我的事不归地区管,我的同学井然是省人事厅厅长,让我去找井然。边际赠给我一些路费,我就到了省城。找到井然后,井然说这事比较难办,因为我那时的工作单位不在省里在水利部,应该到中央去找人。落实政策必须由原单位落实,其他地方没法落实。我说要是傅作义活着还好说,他已经死了让我找谁去?井然告诉我,我们的同学已经当了副总理,对老同学老同事很关照。他给副总理写了一封信说明我的情况,让我直接去北京找副总理,让副总理与水利部联系落实我的工作问题。我就怀揣着井然的信进京了,又通过工作人员把信递到副总理办公室,之后秘书安排我在招待所里等候。他说副总理很忙,一有空就会来接见我。我只好住下耐心地等待。我等了一星期,星期天晚上刚睡下,服务员来敲门通知我,说十点钟首长来见我。我急忙穿好衣服心情很紧张地等着。十点钟副总理来了,几十年不见彼此都不认识了,我一说名字副总理还有印象。因事先 井然在信中已经说明我蒙冤几十年的情况,副总理首先表示同情,然后问我是想在北京工作还是想回老家工作。我说老婆死了,儿子一个人在老家,还是回老家吧。他说他已经让秘书到水利部落实了我的情况,那里只有我的名字没有联系地址,因此水利部在 落实政策时一直没法和我联系。副总理让水利部已经出具了落实政策的证明材料,他又给我写了封信,让河东省统战部安排我的工作。临走时他说材料邮寄太慢,也容易丢失,让我还是自己带上为好,不过路上要小心,别丢了。副总理很忙,他的接见前后只有十几分钟时间,却让我一夜没有合眼,想了很多很多。我的冤案如果不是副总理关照,很可能就没有平反的希望。第二天我坐火车回到省城去见井然,井然建议我留在水利厅工作,将来把儿子也安排在水利厅。我当时对前途已心灰意冷,省城又人生地不熟的就执意要回地方上工作。结 果一级一级往下安排,就把我安排在芙蓉镇水利站当了站长。人生也真短暂,耽误了那么多年,重新工作后只干了五年就该退休了,退休就退休罢,老伴因娘家是地主成份在‘ 文革’期间被批斗死了,儿子老大不小了还没有成家,就让儿子接了班,接班后才找了个媳妇成了家,也算了却了我作父亲的一桩心愿。”
王步凡听了张问天的经历,很有感慨地对张问天说:“你当年要是不回家恐怕最低也是水利厅的厅长,你的同学都当副总理了。”
张问天叹道说:“也许吧,可惜一步走错误了终生。不过还好,这条老命总算没被‘文 化大革命’夺去,在那种全国只有一种声音的年代,人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思想,你整我, 我整你,整来整去,说不清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早上还在革别人的命,晚上就被别人革自己 的命……,十年动乱那么多蒙冤而死的人结局还不如我,想到这些心理也就平衡了……”
这时小车进入市区,路上车水马龙,骑自行车的人特别多,为了不影响乐思蜀开车,大家都不再说话。到了市新华书店门口,张问天指着路边站着的一个人说:“赵云天已经在等咱们了。”
乐思蜀把车停住,大家下来与赵云天见面交谈,乐思蜀开车去买礼品。赵云天是个很精神的小老头儿,与王之道见面的情景与那天在芙蓉镇的情况一样,无非说些身体好,几十年没见面很想念的话。王之道问赵云天的情况,他习惯性地理一下大背头说过去一直在东南县剧团当团长,七九年调到市新华书店任副经理、经理,现在退休已经整整十年了,三个孩子两个已上班,一个上大学都不在家,没事就和老伴在家照看小孙子。闲扯了一会儿,乐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