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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棚的难友中，不乏知名之士与流亡的高级官员。最惨的是一位学问道德久为国人共仰的国民大会代表，他每晚睡在茶棚的右端一个角落，没有铺盖，身上是大衣，身下是稻草，一条黄狗整天到晚向他不带善意地吠叫，难友们感慨地说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后来经老板娘说明，大伙方才知道：那个角落的稻草堆原本是那条黄狗每天睡觉的地方，如今被人占去，难怪牠要抗议地吠叫不止了——大家一时啼笑皆非，那位代表先生只好幽默地拉过那条狗来，温存地抚了半天牠的头，并且抱歉地说：
“对不起呀，朋友——”
到达新津的第五天，美庄先行搭机飞台。
在这五天内，我们两人发挥了人类忍耐、抑制的最高极限。美庄吃了从未吃过的苦，发了从未发过的怒，也表现了从未表现过的爱。她时而破口大骂诅咒我要她跑到成都受这种“死不了活不成”的罪，又时而歉疚地请我宽恕她的暴躁，后悔不该不早日由重庆随我同去广州转往台湾。她时而指责自己父亲投靠的不义，又时而抱怨自己离家的不智。她时而恨我入骨，又时而爱我如命。她时而想返转重庆或回成都城内坐等“解放”，又时而对共产党感到极端的恐怖，一再对我喊叫她绝对不能忍受“铁幕”的统治。我知道，她矛盾极了，也痛苦极了！我一再警告自己，无论如何，我不能再有一点刺激美庄，我不能跟美庄再发生一点争吵，我对她的抛弃双亲随我出走，心中充满了感激，我对她给予我的爱与信赖，没有任何途径答报，唯有负起全责把她护送到台湾，使她在那儿自由愉快地生活下去。于是，当我们的机位一再拖延不能解决时，我决定了：如果先有一个机位，或到最后一架班机也仅只能获有一个机座时，我应该要美庄走。
我这一提议，一开始当然美庄不肯接纳，“要死死在一块儿”的心理，对于任何一个女人都不例外，其实对于任何一个男人，又何尝能够例外？在美庄哭得死去活来之后，我暂时答应了放弃要她先走的计划。可是，当我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向一位仁慈的飞机驾驶员交涉出一个机位时，我立即坚决地要求美庄登机离去。
“你一下飞机就去找慧亚表姊，她会好好地接待你，我顶多三、五天也就会赶到台北，万一搭不上飞机，我可以跟随国军退往西康，或是投入正在成都招兵买马的游击队之母赵老太太（赵恫将军的母亲）与准备在四川打游击的国大代表唐式遵将军麾下，等待机会离开大陆，转往台湾找你——如果，你不先走，而我先走，你就很难逃出铁幕了，那我们此生也就再无相会的机缘了——我是你的未婚夫，我是个男人，把你先送住平安地区这是我天经地义应该做的事；否则，我的罪过就太大了。答应我，美庄，答应我，好美庄——”我连拉带推地劝慰着美庄，强把她拖到了机舱门口。
美庄终于答应先走。不顾机场内那么多只眼睛的集中注视，她抓紧我的肩头，一面低泣，一面说个不停：
“醒亚，我真不知如何感激你，你对我这么好，这么爱，我多后悔已往对你的猜疑，我多后悔过去对你的争吵，我简直觉得没有一天好好地爱过你，你要快点到台湾来，让我们在台湾结婚，开始过幸福的生活，过一辈子幸福的生活——”
美庄进入机舱以后，又跳下来，拉我到一边，要把带在她手提包里的三十条黄金分给我一半。我坚决要她全部带走。我没有勇气告诉她：我如陷身铁幕或死在铁幕，腰缠黄金又有何用？她应该全数带走，万一我不能逃出，她在台湾不是更需要一笔生活费吗？我不敢想下去。我把美庄推回机舱。
美庄走后，我像自心头卸下了千斤重担，又像完成了一桩悠长岁月的宿愿。我感到心安与宁静。我更有一个虔教徒的心情，感到自己必可获救飞往台湾，因为我做了一件上帝希望世人做的事，上帝会赐福给我。
果然，美庄走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日，也就是我到达新津的第七天，我意外地发现到一架搭了许多新闻记者的飞机即将起飞，在机舱门口，我惊喜地遇见两位抗战期间与我同在重庆跑新闻的同业友人，经过了一波三折的交涉，我终于被加进了那个小小集团的名单，在当日下午两点钟，像梦幻般地，我被带上了天空，与危在旦夕的成都赋别。
气候恶劣，整个天空一片昏暗，愁云惨雾凄风苦雨一直紧紧包围着我们这架飞机。黄昏时分，突然看到了夕阳的余晖，天放晴了吗？啊，不，原来我们飞到了南中国海上空。大陆已被抛离得无影无踪。
兴奋使我们这些过于疲乏的人们，无意入睡。就在这时候，机身突然一连串的急遽地升降，与一连串引擎失常的声响，使每一乘客都敏感地意识到飞机可能发生了故障。一阵惶恐急掠过每个人的面庞；接着是一阵不大不小的骚动。驾驶员和服务员要大家镇静，他们告诉大家：就要到海南岛了，飞机的毛病不大，必要时将在海南岛降落，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海里。
许多人垂头合眼念念有词，显然在祈求天佑，我也以最虔的心情开始告。
告了没有好久，不知不觉间我竟睡熟了。
突然，似梦非梦地，我感到足以粉碎头脑的震动，剧烈的耳鼓疼，与奇异的恶心，同时听到极为混乱的哀号，我似乎刚刚企图睁开眼睛分辨一下究竟发生了甚么事？可是，已经来不及，我完全失去了知觉。
————
天！当我醒来时，世界对我已经变了样：
没有一点飞机引擎的声响，没有机舱，没有旅伴，我以为自己仍在梦中，可是我清楚地感到自己的左膀在剧烈地疼痛，我用右手抚摸了半天自己的身体，我发现我的左腿已完全麻木，接着，我听到周围一片绝望的嘶喊与凄厉的呻吟，再接着，我看到了我左右两边僵直在血泊中的尸体——
一点不含糊地，驮我们奔向自由的那架飞机，已经在强迫降落时跌毁在海南岛。
我听到了活人讲话——居然还有几位轻伤的幸旅伴。当他们检视全场之后，我得知由于机舱里装有笨重的器材，翻跌时，因为各人在机舱中占有的位置不同，半数以上身负重创，二十名以上的旅伴被压砸死亡，而其中竟包括那两位在新津机场为我奔跑机位的记者朋友。生死之间的距离竟如此短暂，生死之间的隔墙竟如此单薄，脆弱呀！泪如泉涌地，流向我的耳根，流向这块毁灭了我的旅伴，然而拯救我了我的生命的土地——
我被拖出了尸首堆；可是，我又立刻跌倒下去。
我的腿已失去支撑站立的能力。
我被送往海口医院。
八十一
我和二十几位“大难不死”的难友，在医院一共住了十天。那是一家教会医院，院长是一位犹太人，医生和护士都是广东人。设备还不错，不过不能动大手术。我们每人的脸部和周身都是一片血污，经过一再洗涤、消毒之后，表皮上龌龊的紫红色总算消失了，可是，大家又都变成了黑种人，原来每人周身的每一支微血管都已震破受伤。劫后余生的一群，每天互相指叫着：
“黑张飞！”“黑李逵！”
住进医院的第二天，我托医院给表姊、美庄、贺大哥拍了电报：“平安抵琼，日内即行飞台”我没敢告诉他们飞机失事的实况，我怕她们，尤其怕美庄会过于焦急。
我的左腿一直在疼痛中。我想台湾会有更好的医院为我治。我渴望早日飞往台湾。
十二月二十日，我飞抵台北。
美庄、表姊、贺大哥都来接我。我多希望一下子跳下机舱，和他们一一拥抱；可是，我不能够。我被担架抬下扶梯。美庄首先冲到我跟前，惊讶地叫出来：
“怎么？你生病了？病得这么厉害？”
表姊和贺大哥也赶忙跑到我面前，一齐喊着：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不要紧，摔了一下腿，已经快好啦！”我这么说。
“在哪里摔的？”美庄问我，“你这位体育家，摔两下从没有在乎过呀！”
“好家伙！”与我同机而来的一位旅伴，吐了下舌头说：“他这回是从飞机上摔下来的呀！小姐。”
美庄跟表姊尖叫了一声，并且相互地说：
“怎么样？醒亚果然在那架海南岛失事的飞机里！”然后，她们告诉我：她们已由报端看到一架飞机自成都飞出，摔落海南岛金牛岭乱葬岗的新闻，她们深恐我会搭在里面，害得她们几乎一夜没有睡觉，第二天接到我的电报才放了心；想不到，我竟然还是坐的那架飞机。
离开松山机场，一路上，我饱览台北风光。我看到了晴朗的冬日阳光，我看到了油绿如春的田野，我看到了安谧整洁的马路，我看到了玲珑美观的建筑物，我看到了棕榈、大王椰子，我看到了多家院落里伸出竹篱墙外的艳丽的花树，我看到了自由翱翔的飞鸟，我看到了安详地迈着轻快步子的行人——我多么喜欢这个城市。可是，我无福多欣赏这个城市。到达台北的第二天，我便住进医院，一关，就关了五个月。
我绝对想不到自己会住这么久的医院；然而，更多更多我想不到的事情，也都一连在我住院的期间发生。
一开始，美庄几乎每天到病房来，给我送报纸、杂志、书、罐头、点心、牛奶、肉松、糖果、整只的煨鸡，还加上一束鲜花。表姊、贺大哥，以及医院的医士，无不对美庄备加赞许，认为她具有无限温柔、体贴、耐心的美德。
美庄显然对台湾甚具好感。她已由表姊大伙儿陪同，游过了草山、北投、乌来、碧潭。她一再对我说：一俟我痊愈出院，就跟我结婚，然后到日月潭，阿里山度蜜月，她有比我更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