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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部分的“欧洲”充其量也不过是位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核心区的边缘。在某些地区,其大多数居民显然与其当代人和统治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纪。比如说,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亚得里亚海(Adriatic)沿岸地区或布科维那(Bukovina)地区,1880年时,约有88%的居民都没有读写能力,而在同一帝国的另一部分——下奥地利(LowerAustria)——只有11%的人口没有阅读识字能力。许多受过教育的奥地利人和梅特涅(Metternich)一样,认为“亚洲开始于维也纳的东行公路处”,而绝大多数的北意大利人视其他意大利人为某种非洲野蛮人;但是在这两个王国中,落后地区只是其国家的一部分。在俄国,“欧洲或亚洲”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除了浮在上层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外,从白俄罗斯(Byelorussia)和乌克兰(Ukraine)向东直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距离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遥远。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确是大家热烈辩论的题目。
不过,如果我们把少数几个被巴尔干山民孤立起来的地区排除在外,我们可以说: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对第二世界所进行的海陆扩张,已将第一世界的落后部分与进步部分紧密相连。虽然两个世纪以来,俄国的统治者已不断推行有系统的西化运动,并且取得对西面边界显然比较进步的地区如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部分波兰的控制,但是俄国的确是落后的。然而在经济上,俄国确实又是“西方”的一部分,因为其政府所采取的显然是西方模式的工业化政策。在政治上,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殖民开拓者,而非殖民地。而在文化上,俄国境内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口,又为19世纪西方文明增添了荣耀。布科维那,也就是奥匈帝国最偏僻的东北地区(1918年,这个地区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而1947年后,又变成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当时可能还生活在中世纪,但是它的首府泽诺维兹(Czernowitz,Cernovtsi)却有一所杰出的欧洲大学,而其经过解放和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则绝不是属于中世纪。在欧洲的另一端,以当时的任何标准来说,葡萄牙都是弱小而落后的。它实际上是英国的半殖民地,而只有对它深具信心的人才能看出那儿有什么经济潜力。可是,葡萄牙不仅仍旧是欧洲的独立国家之一,也由于其辉煌的过去而仍旧是一个伟大的殖民帝国。它之所以保持它的非洲帝国,不仅是因为互相竞争的列强无法决定如何瓜分这个帝国,也因为它是“欧洲的一员”,它的属国不应被视为是尚未接受殖民的处女地。
第一章 百年革命(4)
19世纪80年代,欧洲不仅是支配和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核心,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从来没有比这个世纪更称得上是欧洲的世纪,即使未来也不可能。从人口上说,欧洲人在19世纪末所占的比例远高于19世纪初——从每五个人当中便有一个欧洲人上升到每四人当中便有一个。虽然这个旧大陆将数百万的人口送到各个新世界,但是它本身人口的增长却更迅速。虽然单是其工业化的速度和冲击,已使美洲在未来一定会成为全球经济的超级强权,可是在当时,欧洲工业的生产额尚超过美洲两倍以上,而重要的科技进展,仍旧主要是来自大西洋的东面。汽车、摄影机和无线电最初都是从欧洲产生发展出来的。(日本在现代世界经济上是一个起步十分迟缓的国家,不过在世界政治上发展却较快。)
至于高雅化方面,白种人的海外殖民世界仍旧是完全依靠旧大陆。就以“西方”为模范这一点而言,在非白人社会极少数受过教育的优秀分子中间,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在经济上,俄国的确无法与美国的迅速成长和财富媲美。然而在文化上,拥有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ievsky,1821~1881)、托尔斯泰(Tolstoi,1828~1910)、契诃夫(Chekhov,1860~1904)、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1840~1893)、鲍罗廷(Borodin,1834~1887)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1844~1908)的俄国,无疑是个强国;但马克·吐温(MarkTwain,1835~1910)和惠特曼(WaltWhitman,1819~1892)的美国却不是,甚至把詹姆斯(HenryJames,1843~1916)加进去也不是——詹姆斯早已迁移到和他气味较为相投的英国去了。欧洲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仍旧主要是属于富有和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他们也适合在这样的环境和为这样的环境发挥美化作用。自由主义的贡献便在于它呼吁将这种精英文化加以普及,使一般大众都可随时接触到。博物馆和免费图书馆便是它典型的成绩。比较倾向民主和平等的美国文化,一直要到20世纪的大众文化时代才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在这一期间,即使是与技术进步有密切关联的各种科学,由诺贝尔奖最初25年得奖人的地理分布判断,美国不仅落在德国人和英国人之后,甚至也落在小小的荷兰后面。
但是,如果说“第一世界”的某些部分应该被划入依赖和落后的那一边,那么几乎整个“第二世界”均属于这样的地区。在“第二世界”当中,只有自1868年起便有系统“西化”的日本(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八章),以及以欧裔移民为主的殖民地(1880年时,这样的欧裔移民主要仍来自西北欧和中欧)不属于落后世界;当然海外欧裔未能淘汰的土著人口又当别论。这种依赖性——或更确切地说,由于这些社会既不能躲避西方的贸易科技,或找出其代替物,也无法抵抗配备西式武器和以西方方式组织的士兵——使许多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社会,同样成为19世纪历史创造者的受害人。有一个残忍的西方才子,用一种一言以蔽之的强横口吻说: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马克沁重机枪,而他们没有。
与这项差异相较,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anIslands)这样的石器时代社会和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教世界这类复杂的都市化社会,其间的种种差异似乎无足轻重。虽然这些地区的艺术令人赞叹,其古文明成就令人称奇,而其主要的宗教哲学,至少和基督教一样,或较基督教更能博得某些西方学者和诗人的激赏。但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基本上,它们都得任由载着商品、士兵和各种思想的西方船舶所摆布。对于这些船舶,它们无能为力,而外来的船舶则依照对入侵者有利的方式改变了它们的世界,完全不顾被侵略者的感觉。
第一章 百年革命(5)
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两种世界的分野,是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家,或城市与乡村文明之间的简单分野。“第二世界”拥有比“第一世界”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城市,如北京和君士坦丁堡。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更在第二世界当中造就了许多不成比例的大都会中心,通过这些中心,资本主义的经济之河才得以畅通。19世纪80年代的墨尔本(Melbourne)、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Aires)和加尔各答(Calcutta)等地各有50万左右的居民,比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米兰(Milan)、伯明翰(Birmingham)或慕尼黑(Munich)的人口更多。而孟买(Bombay)的75万居民,是除了六七个欧洲大城市以外,任何地方都赶不上的。虽然,除了少数特殊例外,在第一世界的各种经济形态中,市镇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比乡村来得高,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已开发”世界仍旧是十分农业性的世界。只有六个欧洲国家的农业雇佣人口少于男性人口的一半——通常都占男性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这六个国家都可说是典型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不过其中也只有在英国,其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的1/6,其他五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45%之间。诚然,“已开发”地区那种商业化的经营型农业与落后地区的农业具有明显差异。1880年前,除了都对畜舍和田地感兴趣以外,丹麦的农夫和保加利亚的农夫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农耕,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