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吴晗进入华北解放区。不久，在西柏坡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得到亲切关怀和深刻教育。1949年1月3日，吴晗首次向毛泽东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求。14日，毛泽东在给他的回信中说：“我们同意你的要求。惟实行时机尚值得研究，详情恩来同志面告。”1949年11月，吴晗作为*人士代表当选北京市副市长。1951年1月6日，吴晗在给*中央*部副部长徐冰的信中，反映自己未能解决组织问题的种种苦恼和工作状态，又一次强烈地表达了要求入党的愿望。1952年7月21日，吴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再次提出入党请求。次日，毛泽东在他的来信上批示：“我意还是暂不入党为宜。”此后，吴晗又多次口头和书面提出入党请求。1954年，他在给*北京市委书记、市长彭真的长信中，又一次表达了这种迫切心情。他说：“我没有放弃要求参加党的想法，我想以努力工作来争取，今年不成，到明年，五年不成，十年，二十年，只要不死，总有一天能达到。目的没有什么，只是要求得到教育，做好工作。”1957年3月，*中央正式批准吴晗的入党申请，介绍人刘仁、张友渔。但在“*”前，其党员身份一直处于秘密状态。吴晗申请入党一事，历经八年得以实现，这既是本人从爱国*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也是对亡友闻一多生前约定的诚挚告慰。
五
“一二？一”爱国*运动是中国新*主义革命史上，继“一二？九”运动之后又一次前所未有的规模巨大的青年革命运动。在这次运动中，闻一多、吴晗等*教授始终义无反顾地站在广大爱国师生一边，协助*地下党组织，在组织学生斗争、争取团结教师、沟通与学校领导人联系等方面，倾注心血，竭尽全力，发挥了重要的特殊作用。
对“一二？一”运动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闻一多和吴晗的认识和评价，可谓异曲同工，不谋而合。闻一多在《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宣称：“‘一二？一’是*建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但也就在这一天，死难四烈士的血给中华民族打开了一条生路。”“愿四烈士的血是给新中国的历史写下了最初的一页，愿它已经给*的中国奠定了永久的基石！如果这愿望不能实现的话，那么，就让未死的战士们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再继续前进，并且不惜汇成更巨大的血流，直至在它面前，每一个糊涂的人都清醒起来，每一个怯懦的人都勇敢起来，每一个疲乏的人都振作起来，而每一个反动者都战栗地倒下去！”吴晗在《“一二？一”惨案与纪纲》中指出：“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一日这一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周，是*建国以来最不体面的一周，也是从国民党成立五十年以来最不光明、最被玷辱的一周。”
1946年初，昆明*周刊社先后编印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一二？九”——划时代的青年史诗》，另一本是《论“一二？一”运动》。前者是为纪念“一二？九”运动十周年出版的，闻一多题签书名，吴晗作序，林薮编著。吴晗在序中阐述了“一二？九”和“一二？一”两次学生运动的异同和意义，指出：“一二？一继承了一二？九，上溯到五四反帝反封建使命，前人的血迹替后人指了路标，纵然万分艰苦，纵然前途修远，集合全民族青年人的力量，我们必然会到达，一定会到达。”后者是吴晗作序，史刚编著（作者史刚是*云南省工委成员张子斋的化名，当时他的公开身份是《*周刊》编辑）。《论“一二？一”运动》对这次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爱国*运动的性质和斗争经验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对运动的发展前景和斗争策略作了比较深刻的总结，诚然是出于一位富有斗争经验的人士的手笔。十分巧合的是，吴晗在《论“一二？一”运动》序中的一段话，同闻一多在《一二？一运动始末记》中的论述十分一致，他说：“一二？一运动本身就是现实的教育，牺牲了的战士，‘他们的血绝不会是白流的，别的东西可以埋没，战士的血是埋没不了的。糊涂的人看见这些血会清醒起来，怯懦的人看见这些血会勇敢起来，疲乏的人看见这些血会振作起来。’这一个月以至今后的无穷岁月，它将给予无数千万的青年，以判断辨别的智慧，是非的尺度，*和反*的标识，生长和毁灭的征候，和这一切的选择，来决定自身和子孙的命运。”当人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是会得出闻一多和吴晗这两位*教授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和“英雄所见略同”的感叹的。
闻立树 狮吼虎啸永志于心（5）
1946年3月17日，昆明市学生联合会为“一二？一”四烈士举行庄严盛大的群众公葬仪式，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工人店员和各界群众三万余人参加*和路间设祭。在长达六小时行程中，闻一多、吴晗等*教授走在*队伍的前列。下午五时，*队伍返回西南联大新校舍东北角的四烈士墓园，举行悲壮的安葬典礼。在夕阳西下的薄暮微晖中，当主祭人西南联大训导长查良钊教授致悼词后，闻一多、吴晗相继发表沉痛讲话。闻一多说：“今天这四位青年朋友就在这里安息了，但是我们的路还遥远得很。一个*的新中国离我们还远得很……今天我们在死者的面前许下诺言，我们今后的方向是*，我们要惩凶，关麟征、李宗黄，他们跑到天涯，我们追到天涯，这一代追不了，下一代继续追，血的债是要血来偿还的。”吴晗说：“四烈士的墓地已经成了*的圣地”，“现在，四烈士墓上有‘*种子’四个字（指石碑上用蓝纸白粉书写待刻的四个大字——笔者），我觉得这个种子应该迅速发芽成长，这个地方应该改为‘*圣地’。”“我们要踏着四烈士的血迹前进，直到把反动势力完全消灭。”“将来*的、幸福的新中国来临的时候，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在西南的国土上，也有一块‘*圣地’！”
笔者当年是西南联大附属小学五年级学生。当天，断续观看了三万人的*路祭，傍晚又赶到“一二？一”四烈士墓园现场，观看公葬典礼。在63年后的今天，回忆起当年的悲壮情景，历历在目；两位长者大吕黄钟般的沉痛话语，言犹在耳。
六
1946年7月11—15日，五天之内，国民党特务在昆明一手制造震惊中外的李闻惨案。11日夜间，暗杀了中国*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李公朴。当时，已到上海的吴晗阅报闻耗，在愤怒的痛哭中写了《哭公朴》、《死，不是结束，而是开始！》。7月15日傍晚，中国*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民盟云南省支部常务委员闻一多及其长子闻立鹤，在昆明西仓坡宿舍门前遭国民党特务阻击，闻一多身中数枪，当即气绝殒命；闻立鹤为保护父亲，重伤垂危。17日，吴晗痛悉噩耗，至为激愤悲痛。他说：“在今晨看到报上消息的时候，目瞪口呆，欲哭无泪，昏沉了大半天，才能哭出声来。”“我在哭，在憎恨，在厌恶。”（《哭一多》）
从这时起，吴晗与闻一多之间，忧患与共、并肩作战的同志关系，转为弘扬英烈精神，继续完成未竟事业的斗争。他在数日之内，连续写了五篇怒斥*，鞭挞邪恶，痛悼亡友的檄文：《哭一多父子》、《哭一多》、《哭亡友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之死》、《闻一多先生传》；另外，在《论法统》和《论暗杀政治》等文章中，都以李闻惨案作为重要论据，抨击国民党政府实行法西斯残暴统治，呼吁实行*，改革政治。1947年3月，吴晗为《闻一多的道路》作序。7月，他写的《一多先生周年祭》和《闻一多的“手工业”》，编入《闻一多先生死难周年纪念特刊》。11月，吴晗又为《闻一多全集》写了跋文。1951年5月，吴晗为编入中学语文课本的《哭一多》所写的说明性短文，分别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发表。
1960年9月28日，毛泽东将新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签“吴晗同志审阅毛泽东九月廿八日”赠送吴晗。不久，吴晗写了《关于朱自清不领美国“救济粮”》和《拍案而起的闻一多》，分别于11月20日和12月1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在这两篇文章中，吴晗适应时代变迁和形势发展的需要，把对朱自清、闻一多的认识和评价，提到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新阶段。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闻立树 狮吼虎啸永志于心（6）
吴晗的上述14篇文章，内容涉及闻一多的生平、成就、思想、品格和作风等诸多方面，立论精到，内容真实，情感充沛，文笔传神，为人们认识、理解和研究闻一多提供了一组不可替代的珍贵实录。吴晗作为一位成果卓著、特色鲜明的历史学家，在其一生的治学生涯中，着力于对历史人物的研究评述，其中用力最勤奋、立论最深刻、论述最周详的是两个人：古人朱元璋，今人闻一多。他一生四写《朱元璋传》，十多次撰文评述闻一多，已成为一段现代学林佳话。
七
在大量的回忆和评论文章中，吴晗是率先和全面地把闻一多一生概括为“诗人”、“学者”、“*斗士”并公诸于报端的论断者。
1946年7月17日，吴晗在《哭亡友闻一多先生》中悲愤地指出：“是诗人，是学者，是*斗士的闻一多先生被法西斯暴徒有计划的预谋的狙击殒命了，”“日子是李公朴先生被暗杀以后的第五天，时间是下午五时卅分，光天化日之下。”“诗人”、“学者”、“*斗士”这一精湛深邃的论断，并非吴晗一时即兴的豪言壮语，而是他同闻一多三载朝夕相处，共忧患、同苦乐的岁月中形成的切身体会，是在亲密无间的战斗情谊中逐步深化的认识，更是在不断流淌着悲愤痛恨的泪水中对亡友一生的终极概括。此后，吴晗又多次对闻一多的“诗人”、“学者”和“*斗士”这三重人格，作出具体贴切的论析说明，诸如：
“父亲是忠臣，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儿子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