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再对自己说：不要设想这是一个城市，而更多的是把它想象成一个乡村居民点，其中大多数居民都是非常贫穷的，小农、葡萄农、手工业者，还有那些非常底层者，最终是那些雇农、信使以及女仆们。卡尔· 欧根的官员们和教授们只占其中非常少的一部分，但是他们却控制着这个城市的生活。那些大学生们，如果他们不曾是神学院的学生，也不是神学家，一个人单独住的话，他们单单通过自己的特权便可以影响他们的环境了。那些帮助大学生们准备毕业考试的老师们的地位是奇特的，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他们是学术上的助手。他们的大学成绩一定是很出色的，他们正走在通往教授生涯的路上。当然，大多数时候他们是与那些拿奖学金的大学生们结成同盟的，因此，在那些监督纪律、避免骚乱的官员眼中，有时反叛的他们也是眼中钉、肉中刺。
对荷尔德林来说，1752 年的那些规章制度还在起着作用，那些无比死板、起威慑作用的行为准则，其中的某些段落甚至院长都认为是可笑的：
“所有领取奖学金的大学生们都应该把徒劳的提及上帝的名讳以及所有的诅咒和誓言视作违反上帝的和人类所有法则的渎神行为，并不得做出这种行为。此处，*和有恶习者将受到驱逐，出于莽撞和暴怒而僭越者将受到关禁闭的惩罚，而相对顽固的诅咒、发誓以及亵渎神灵者将被通报给侯爵的教会监理会，其它的违反规则行为将受到严惩并以示众。每一个被支助生听到这样的亵渎神灵的言语都必须将其报告给督察。”
他们已经习惯了被责骂、被欺压、被教导着去告密。作为公爵的以及教会监理会的奖学金领取者，他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毕竟经过4 年在上帝和君主面前鞠躬的训练后，他们将跻身这个州里的神职和精神层面的精英层，其它德意志州里的任何其他人都不可与其相提并论。再也谈不上什么数不清的病态者、心理残疾者和神经质的趋炎附势者，他们将在牧师职位上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并让那些受到更多折磨的人来朝拜他们——而那些少数逃跑者、那些试图忘记这些的人，他们也是命中注定如此的。他们的知识便是赞扬，当然也包括从那些违背规定的老师们那里所学来的东西，他们能够挖空心思想出哲学体系来，能够完美无瑕地翻译希腊语和拉丁语，会执拗的阐释“著作”或者在诗歌当中构想出一个被压制的各种希望最终可以焕发光芒的世界来。“谢林和黑格尔、乌兰和豪夫，这些人在我们这里便是规则”——施瓦本人骄傲地这样说道。看来，荷尔德林是不属于规则之内的。
他搬进了神学院，他迅速地适应了，他受人喜爱，诺伊弗和玛格瑙的朋友们领他入了门。
我还是没法讲故事，除了他对要克服欲望的痛恨之外，其余一切对我来说都太抽象了。许多人想都不想就顺从了秩序，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陷入了这个人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教育装置之中。
Ⅰ 友谊（3）
“这些人（大学生们）一来到这里，便受到了语言、历史、逻辑、算术和几何方面的测试。随后的前两年里，他们去听哲学教授的讲座课。而帮助他们准备毕业考试的教师每周所上的复习课——”
——早上8 点到11 点他们到“公共场合”去，这个很不错，这时，他们可以正当地走出神学院，然后要么坐在小酒馆里，或者坐在律师家里喝着果子酒，不用考虑伯克会从他的小藏宝箱里拿出什么来向他们展示，而是争论着关于康德、席勒和舒巴特的问题。下午2 点到6 点安排有练习课——
“则每半个季度由这些教授在教会高级监理和院长的监督下进行考核和排名，在通过各项测试、公开测验并参照哲学系内部在这之前的最后一次排名成绩，他们可以获得硕士殊荣。
此后，他们将学习神学，作为他们的主要专业，并将在三年内在这个系的教授那里完成所有的课程……这三年过后，他们将受到公爵的教会监理会召唤，前往斯图加特去参加主要测试。如果他们通过这次考试，则将获得处理部级事务的许可。他们通常作为助理牧师被移交给州里年长或者疾病缠身的神职人员，或者他们将获得一个空缺的职位，直到该职位被人重新占领。一些人将获准离开，并在公爵领地之内或者之外担任太傅或者私人家庭教师——”
——就像荷尔德林那样，他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已经在为他最终的逃亡做准备了。在别人的建议下，他提前中断了为期3 年的学习期限，并第一次尝试着在夏洛特· 卡尔布家里当起了私人教师，简单说来就是家庭教师——
“——那些因学科成绩好、勤奋和道德品质高尚的学生则具备了成为助理教师的资质。” 就是这样，谁乐意屈从，谁就有能力把所学的继续传递下去——这是一个任免的默认传统。
我自问，这些人是如何理解时间的，他们被蒙蔽起来了。斯图加特的专制主义君主精心创造出一个由最高地位的人统治的时代：没有持续的兴奋状态，也没有骚乱。
荷尔德林还在毛尔布隆的时候，1787年5 月，受人钦佩的舒巴特在经过10年的监禁后从霍恩阿斯佩格被释放出来了。寄宿生们应该谈论过这件事，这是一定的，并且为此感到高兴。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把这次释放看成是一次政治行为，而更多的是看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那么，他们当中有没有一些人觉得自己也是被囚禁者呢？
起初，这种状况在蒂宾根没有发生改变。老师们大多数“保持着学术方面的静止状态”，他们朝后看，不敢与新鲜事物打交道，遵守着传统。这样的状况没有能够持续多久。尤其在助理教师当中有一些比较进步的人，比如，他们研究了沉寂而遭到贬损的康德，并被他的思想所主导着。合乎道德的行为的特权很快受到了激烈的讨论，这远远比伯克、或者后来弗拉特的教条主义，要打动神学院里的学生们。
院长克里斯蒂安· 弗里德里希· 施努雷尔无疑是所有老师当中最开明的一个。他不是神学家，而是东方学家，他允许学生有一定的自由，做出的反应很具有启蒙意义。当法国革命的热潮蔓延到蒂宾根时，他完全是独立自主地经受住了公爵的考验。
我现在又得说到荷尔德林了，虽然他一再抗拒修道院里的强制性劳役，也向在诺尔廷根的母亲建议了终止大学学习从而改学法律。但是他还是比较幸运的，与他离得最近的人对他一直都是友好的，在玛格瑙和诺伊弗身上，他看到了与自己想法相同的人，“我们有着三个身体，一个灵魂。”
Ⅰ 友谊（4）
两个人都比他高两个年级，玛格瑙不是那么机灵，位居路德维希· 诺伊弗之下。虽然诺伊弗在这个3 人联盟当中说了算，中规中矩地写了一首接一首的平庸诗歌，并与某些文豪保持着联系，但是他仍然把荷尔德林看成是他们的诗人，并让他成了他们友谊的中心点。
我打开这些图片，就仿佛在翻阅一本相册一般。我熟悉这些脸庞，只是不同的是，我从未在它们活生生的时候碰见过它们，我只是从自己对它们一次又一次好奇的注视之中回忆起它们，只是油画、版画、剪纸上的脸庞，它们可能根本就不是“真正的”，而也只是凭着记忆或者是按照一个糟糕的展览模型画出来的，这些脸庞很难还原出任何关于那个人的信息，那个曾在一个半世纪以前存在着、说着话、思考着、感觉着的人的信息。我知道，我的记忆将我所熟悉的人、亲戚、朋友以及见过的人的面部特征投射到这些没有生命的东西之中，我将它们进行比较，虽然我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他或许有一点点与他相像的地方，也是那么容易冲动并且有一点肤浅，虚荣心受到伤害后也会被激怒；而她是那种一直静静地在旁边坐着的类型，面带微笑。没人知道他们在思考什么，还是只是因为愚蠢才傻笑。这都是一些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脸庞，就仿佛是想象的例子。当我闭上眼睛时，我会看到它们当中的一些，它们变化着，尤其在梦境里，它们变得真实了。
我现在所看到的荷尔德林又是非常之年轻的，一个能服气兵役而机灵的16岁或者18 岁男孩，一个让我觉得感动的人物形象——或者是一个老者，施赖伯的画像上的样子，蒂宾根塔楼里的一个白发老人，面容已变得粗糙，步态微微向前倾，经常抬起双手放在自己前面，仿佛要与对面的人划出一道分界线。
一张油画里所展现的诺伊弗已经是乌尔姆的牧师，不再年轻了，戴着皮帽的头型下那张脸微微发了福。自负使每一道细纹紧绷——他在蒂宾根的时候就已经是这样子了吗？这么在意自己的外形，这么贪图荣誉？从书信里看来可能是这样。他是这个联盟里的狂热者，他试图倚靠着这个联盟来证明自己。
玛格瑙无疑是比较矜持、比较谨慎的。我把他想像得比较粗糙，但是那幅再现39 岁的他的画像却表明他是一个愁眉苦脸的幻想家：他是下施托青根的牧师，让人为他讲述一些各地的童话和传说，然后把它们写下来。他便是在这样狭窄的范围内受到人赏识的一个人，“我们的牧师先生”。
当我注视他们，描述他们的性格时，也把自己的疑问一同写下了。或许图像会说谎。每一个微笑，每一个表情都可能揭穿我的谎言。而我甚至连一个声音都没有听见过，荷尔德林的也没有听见过，虽然我宣称，他的声音曾是很响亮、甚至是尖细的，这么做只是为了与这个人物形象更接近一丁点。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无声的。尽管如此，如果我让他们说话，还是得让人们“听到”他们的声音。
在神学院的头两年里，在他身上发生了一些事情，它们的发生既没有时期，也没有依据：他从顺从、从在这6 年的神学校生活中被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