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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轻轻抚着我的手背，半天说：“要你敢。”我说：“懒虫，还去学校，都快九点了。”她说：“真的？我还以为刚天亮。”又一看表，”真的，你出去，我要起来了。”我说：“我坐在这里看你穿衣服。”就坐到床那一头去。她在毯子里伸出两只脚蹬我：“你出去，你出去。”又俯睡着，两只脚伸到毯子外面蹬我。我搔一搔她的脚心，她闪避着两只脚在我身上一挖一挖的。我说：“两把锄头挖什么挖呢！”她支起身子穿衬衣说：“衣服穿了。”我说：“腿上的衣服还没穿，我坐在这里保证不动。”她说：“你不出去我就不起来。”我说：“那你好好坐着，我开始看书了。”拿了本书在手里翻着。她说：“让我起来。”我走过去抓了毯子一角说：“这毯子要洗了。”说着轻轻一拉。她双手抓住了说：“我要叫了，这里有流氓，大家来抓！”我说：“已经背了这个名，我来真的，坏名声背也背了，还不如名副其实。”说着又把毯子一扯。她抱了毯子缩成一团，说：“好人，出去一下吧，我真急着要到学校去了。”我又吓她一吓，走了出去。
张小禾吃了东西急着要去学校，背了书包走到楼梯口。我看见她脖子上红红的一小点，是我昨晚上的吻的，就忍不住笑了。
她说：“神经兮兮笑什么笑！”我只是笑。她跑到水房照了镜子，惊叫着冲出来伸手要打我。我缩到厨房里把门顶着。她在外面狠命的撞门，嚷着：“叫我怎么出去，怎么见人！”僵持了一会我在里面说：“我找片膏药剪一小块给你贴上好不？”好说：“你快点，上课迟到了！”贴上了我说：“来一个吻别。”就在她脸上轻轻咬一口，说：“没有印子。”抬头看见房东念初中的儿子正往楼上看。我伸一伸舌子说：“看见了。”她说：“管他呢，又没做坏事。”她去了，我躺在床上把和张小禾的事从头到尾想了一遍，觉得躲不过这几天，说不定就是今天晚上，就会有那件事了。躲躲闪闪也有了这么久，谁又是圣人呢？圣人又有什么意义呢？千万条道理也说不服一个最简单的愿望。那件事离我这样近，而我也克制了这样久了。但一想到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我简直就绝望。我根本无法在这个社会中找到那一份自信的感觉。我也不能设想自己就这样混着过了这一辈子。社会拒绝着我无法进入，我也拒绝着社会无法投入，但我得这样长久呆下去！这可能吗？近三年的经历告诉我，不会有奇迹发生，不会有的。尽管心中极不愿意，我还是决定挣扎一下。
我跟《星岛日报》和《世界日报》的总编辑都熟，我决定去向他们求助了。我写的文章长短也有二三十篇了，说不定有一线希望呢？刚进去再怎么别扭，总有一天会适应的，总有一天会有点出头之日的。为了张小禾，我得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得让自己难堪，得对自己残忍一点。想到这里我不让自己再多想，怕自己又犹豫了，跳下床抓起电话拨通了《星岛日报》总编辑室。对方一说“哈罗”我就知道是纪先生了。我说：“纪先生吗，我是孟浪。前几天寄给您一份稿子收到了没有？”他说：“明天就发出来。稿子长了点，删掉一点没关系吧？”我说：“按你的意思删就是。”他说：“又写了什么没有？先拿过来看看，眼睛不要盯着《世界日报》，还是我们的读者多。”又问我上个月的稿费收到没有。我说：“收到了。你们读者多，稿费怎么比《世界》还低些？”他说：“那要问老板。”我说：“中午请你去饮茶，给不给面子？”他说：“今天中午倒还有空，有什么事没有？”我还没有想好怎么回答，他说：“到哪里，我请客了。”我说：“上次是你，这次轮到我了。”约好十二点半到翠园酒楼。
放下电话我心直跳，抓话筒的手也出了汗，湿了。两三年来我找工作无数次，人也变油了，什么牛也敢吹，哪里还知道怕。可今天却莫名其妙的紧张，觉得自己欠了点资格，而求的人又是熟人。要是自己真是个人物，别人跑上门来口口声声请我屈就，好就好了。我穿着西装，打了领带，在水房对镜子照了。这是第一次穿西装打了领带去找工作，觉得别扭，这一身装束也带来了点压力。骑着车我出了门，还是甩不脱那种紧张，心似乎跳得很快。我在心里对自己说：“跳什么跳，这心！这是去唐人街买菜呢，不过顺便去找纪先生说几句话，有什么呢。”到了大唐人街我才发现自己出来太早，把单车锁了放在街边，慢慢在街上溜着。龙城上的电子广告牌正报告着新闻，昨天政府宣布，全国失业人数超过百分之十。沿街看到小贩的蔬菜便宜，想买又不能买，提袋菜去见纪先生总不好。
一个人拍着头从一家店中出来，是一家理发店。我搔搔自己的头发，又提起额前一小撮把眼珠轮上去看看，太长了。今天与平时不同，花几块钱理个发是应该的。（以下略去1100字）
纪先生坐下，问我是不是还在Ho─Lee─Chow，我说：“没有做了，公司把店卖了，新来的老板嘴一天到晚念叨叨的，抱怨生意清淡，又抱怨什么事也没做好，就不想做了。”他说：“经济不好，到处都一样。报社的广告也少了，老板也不高兴。”推车人送点心过来，（……以下略去900字）
说来说去就是说不到点子上去，还越说越越远了。我怎么就张不了这个嘴？我在自己大腿上狠狠拧了一下，逼自己张嘴。结帐的时候纪先生抢着用信用卡付了帐。下了楼眼看要分手，我心里急得直痛，换了一种神态，说：“纪先生，向你请教一个问题。象我这样的人，也算个写东西的，要到哪家报社谋个事，不知也有点希望没有？”他一愣，马上说：“你可以到《世界》去试试，他们的报是台湾人办的，说国语的多。”我说：“《世界》的人我不那么熟，也没和那里的总编说过什么话。”他说：“在加拿大人熟不熟倒不是最重要的。”我急急地说：“在家里闲起来也无聊，还不如找点事有意思些，呆着日子也难过。”他似乎自言自语地说：“《星岛》呢，现在广告少，版面也撒了几个，老板也不高兴。”我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主要是整天这么呆着不是个味道。”
笑着和纪先生道了别，还挥了挥手，挥手之间手掌一飘特意显出一种轻松的样子。拐过街角，我的心一沉，几乎就站不住，扶稳了墙靠着，喘着粗气，头脑中轰轰的一片什么也不能想，口里反反复复念着：“完了，完了。”就这么近乎呆傻地一直念叨着往前走，手脚身子飘飘的没有感觉，好象浮在梦里。过了好远想起单车还在那边，又回过头去找了单车，昏沉沉骑了，回到家里。那一个星期张小禾总是问我心情为什么不好，我说：“它要不好它就不好了，我也不懂它。”我琢磨着怎么跟她去说这些。
八十六
在那两个多月里思文隔两三天必定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和凌志的进展，到哪里去玩了，话是怎么说的，当时是什么表情，都跟我作详细的汇报。看着他们的事渐渐有了眉目，我心中的包袱慢慢放了下来。每次思文跟我说了这些，又反复叮嘱我不能跟任何人说。我说：“我跟谁去喷这些泡味！”她说：“反正你出去说了别人会连你一起笑。你呢，还给我牵线，我呢，还跟你汇报。别人当笑话一下子就传遍了。你知道中国人的嘴巴传话比电还快些，传回国内去也只多一封信在路上的时间。”
我没有料到思文对凌志会这样着迷。开始我还劝她小心一点，她说：“还用你说，你知道我的疑心是最重的。你以为我十八岁吧！”听她这样说，我也就放了心。她告诉我说：“我已经给家里写信去了，跟他们讲了，如果凌志大概是我看到的那么回事呢，我就找到了自己要找的人。”我说：“这个人我一点都不了解，全靠你自己。”她说：“你别怕负责，真有什么事也不会怪你。”又告诉我怕凌志打电话来自己不在家，新装了answer machine。
有一次思文讲起凌志有点懒，我开玩笑说：“反正你不懒，两个人就调和了。”谁知她认真地说：“那也是的，他赚钱多一些，对家里贡献大些，少做点事也是应该的。”我说：“同志，你小心点，不要开始惯坏了他。把自己做老了，人家又变心了。”她说：“反正加拿大的事也做不老人，又不是中国。”我见她都有点痴了，这么精明的人！只好说：“什么人都不要把他想得太好了。我不算个坏人，也不能想得太好了。”她说：“高力伟你当我是谁，反过来还要你来提醒？”过了几天又来电话告诉我，准备和凌志开车去渥太华玩几天。我说：“好是好，你小心点。”她没再说什么，也不知她什么时候回来了。
忽然有一天她打了电话来，我说：“你回来了？”她说：“早回来了。”又说：“凌志有点奇怪。”我问怎么回事，她说：“刚才他打电话来，说约了几个人明天到水上公园去玩。最后又说了一句，门票是八块钱。这不是提醒我带钱去吗？什么意思呢？”我觉得不妙，也不好怎么说，只好说：“看一看吧，明天看一看吧，说不定最近又去了渥太华，钱花得他心疼了。”
事情果然就不行了。第二天下午思文打电话来，说：“我刚从外面回来，你能不能就来一趟？”我问什么事，她说：“来了再说。”我把电话挂了。
在电话挂断之前，我似乎听见她叹了一声。我马上骑车去了。一进门，思文说：“你看看是不是有问题。”她告诉我，今天有六个人去水上公园玩，玩了一上午，又到凌志那里做饭吃，一直都是他一个人出钱。她以为凌志请客了，还奇怪他今天这么大方。走的时候有人提出要算一算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