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西藏靠什么来源建立和维持一个独立国家的现代化体系，那体系必须庞大到在安排了上万名为西藏独立奋斗多年的流亡藏人（为数十多万的流亡藏人那时会有很多人返回西藏）之后，还能吸收中共留下的“稳定集团”？如果没有外来的供养，西藏本身几乎找不到那种可能。于是又回到一开始的起点，谁能供养一个在近代世界主权结构中可以自立、并且能够拥有现代国家体系的西藏？不管谁想成为西藏的主人，解决这个问题都是一个前提。
3、谁来执行稳定西藏的功能？
由于汉人成员的“无人进藏”和藏人成员的“异化”，“稳定集团”稳定西藏的功能如今已经受到严重削弱。中共认识到了这种危机，并开始想办法弥补。把藏人恢复到毛泽东时代那等忠诚，现在已难指望。中共反省其八十年代西藏政策的教训，就是把西藏的主要权力交给了藏人。事实证明，稳定西藏不能靠藏人，只有像过去那样由汉人掌握西藏各级政权的主要权力，才能真正控制西藏，否则稳定就是一句空话。这就回到如何解决无人进藏的难题上。当今中国利益当道，中共自身也已在大部分领域把利益当作主要的驱动杠杆。如果给进藏汉人干部高于内地10倍的工资，有关方面认为就能够吸引汉人自愿进藏工作，并使他们在西藏工作较长时间。然而北京即使拿得出那笔钱，它也无法那样做。既然它从来标榜民族平等，怎么能只给汉人干部提高工资，不给藏人干部提呢？西藏（自治区）的藏人干部是汉人干部的两倍多（1993年汉人干部数17923，藏人干部数42442 ），引起藏人干部抵触，带来的麻烦更多。而给藏人干部工资也提到同样水平，拿出的钱多两倍不说，立刻又会出现怎么与“稳定集团”中十多万普通职工平衡的问题。中共多年在西藏的理论和实践使它落入了一种环环相扣的制约，它已经不可能单独为在藏工作的汉人采取利益激励措施。甚至本来为家在内地的汉人探亲制定的休假制度，因为这种制约也不得不扩展到所有藏人干部职工，哪怕他们就在家乡任职，天天住在家里。更有意思的是，藏人干部职工还跟他们的汉人同事一样，都从北京领取“缺氧补助”。不过西藏至今还有一万多名汉人干部，他们人已经在西藏，只要提拔重用他们，很多人还是会愿意效力的。然而这又面临合法性的问题。既然已经以法律形式公布了民族自治地区的主要行政长官和关键职务都由少数民族人士担任，同时规定地方官员的任命必须通过地方人大选举，今天要重新让汉人掌握政权，怎么自圆其说？又怎么通得过藏人占绝大多数的当地“人大”的投票呢？这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援藏”似乎成了最佳方案。援藏干部虽然也是“重赏”之下的结果，但他们得到的利益不在西藏体现，不由西藏负担，可以避免对藏人干部的直接刺激。把他们安插到各级党政机关担任领导职务，在藏人官员中引起的抵触也比较小。因为他们不占本地的编制，也就不会与本地官员抢位置，而且派他们来，名义上是和各省从经济上对西藏的“对口支援”相配套的，可以从中国内地引入援助项目或投资等，给西藏本地带来实际利益，所以只要突出这种“援藏”的经济色彩，对他们的任命就容易避开与民族自治原则的矛盾，也就有了无需通过当地“人大”投票通过的理由。任用援藏干部因此而成为百难之中一条柳暗花明的出路。中共这几年号召其全党向之学习的孔繁森，生前就是从山东派到西藏的援藏干部。他当过拉萨市的副市长，后来调到阿里地区当中共书记。“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之后，确定阿里地区的“援藏”由河北和陕西两省对口承担。两省第一批派出33名党政官员。在阿里地区一级的党政职务中，由援藏干部担任的有常务副书记、副专员、组织部副部长、法院和检察院的副院长、公安处和司法处的副处长、财政局副局长、计委副主任等；他们还在阿里地区的三个县担任了“一把手”──党委书记的职位。他们中间职位最低的，也在各县担任副书记和副县长。从这种职务分布上，明显地可以看出远非“经济援藏”的格局，其中加强政治控制的意图很浓。阿里地区一共七个县，只有四个县（日土、扎达、噶尔、普兰）派了“援藏干部”，这四个县都是边境县，而不靠边境的三个县（革吉、改则、措勤）却没派一个援藏干部。1996年，全西藏这样的“对口援藏”干部共有六百多人。阿里地区是人数最少的，山南、林芝等地区一般达到七八十人。他们总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全都在县以上政权机构担当领导职位，掌握很多实权，应该说初步实现了中共“改变西藏干部结构”（说白了就是汉人掌权）的设想。按照步骤，下一步将继续增加“援藏干部”数量，让汉人官员掌握更多的权力 。然而，与中国许多在几难困境中产生的夹缝方案一样，虽然其左右迂回的柳暗花明令人称绝，却还是免不了“摁下葫芦浮起瓢”的顾此失彼。“援藏”体制给西藏带来的最直接的副作用，就是以致命的失衡加速瓦解了被称为“老西藏”的汉人队伍。“老西藏”们在西藏工作了几十年，奉献了一辈子 ，甚至“献了青春献子孙” 。轮到提升掌权的时候，却把他们晾在一边，从外边请来一些对西藏毫不了解的人，给那些人加官进级，对他们进行那么宣传和赞扬，还给他们那么丰厚的物质报偿，而他们只在西藏待三年时间。相比之下，倍受冷落的“老西藏”心里怎么能平衡？失去了原本的信仰支持，以他们自己一生的“奉献”对比“援藏者”，一定产生一辈子都是吃亏上当的感觉。而当他们终于明白这一点的时候，索债感必然随之产生，至少是不会再继续“奉献”。有人认为，北京以高昂成本派进西藏的六百多“援藏干部”，换来的是得罪了一万七千名“在藏干部”。这600：17000的关系，真是得不偿失。如果说“老西藏”的队伍在此之前已经失去斗志，这六百“援藏干部”的到来，作用则是使“老西藏”的队伍彻底垮掉。中共在1995年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运动，把死于车祸的“援藏干部”孔繁森树为全党全国学习的榜样。然而那活动在西藏却开展不下去。藏人对汉人抵触自不必说 ，“老西藏”们则表示，与孔繁森相比，如果说有差距的话，那是孔繁森与他们之间的差距，他们在西藏待的更久，比孔繁森的条件更艰苦，比孔繁森的贡献更大，而他们得到的却比孔繁森少得多 。“老西藏”对“援藏干部”普遍采取排斥态度，指责他们作风浮夸，趾高气扬，说得多做得少，热衷吃喝玩乐，把内地腐败坏习气带进了西藏……有些人甚至专门与“援藏干部”作对，给他们的工作制造障碍，用整人手法“揪辫子”、“告黑状”，对他们进行打击。以至我所访问的一位“援藏干部”负责人，认为与“老西藏”的关系是他们第一头疼的问题，与藏族干部的关系反而好得多 。当然，可以不考虑“老西藏”的态度，不管怎么样，那已是一支靠不上的队伍，趋势是必然走向没落。如果“援藏”真能取代过去的体制，发挥稳定西藏的功能，目前的矛盾只是过渡期的问题，一旦体制的取代全面实现，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从动向上看，北京目前正是抱着这种期望。那么，我们看这种“援藏”是否真能实现北京的期望。不错，以目前的“援藏”方式，确实可以把一些汉人弄进西藏。在“重赏”的诱惑下，有些单位甚至出现争抢报名的局面，使得单位需要以“搞福利”的方式进行平衡，根据谁最需要解决实际困难──分房子或家属就业──最后决定由谁进藏。可想而知，这样的进藏者，心是放在那里。不过“悬赏”不起作用的现象也不少。有些单位无论怎么动员也没人报名，为了完成任务，不得不提高“悬赏”，或是把援藏者在藏时间减少 。最有意思的是，有的地方甚至把“援藏”当做整人手段。如浙江萧山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赵福庆因为拒绝去西藏被撤职 ，全国很多报刊转载了那个消息，似乎由此表现了“援藏”态度的坚决。其实了解内幕的人知道，此事起因在于赵与萧山其他几位主要官员素来不和，明争暗斗。当萧山市被上级指定派一个市级领导去西藏时，对方人多，便以多数决定让赵去西藏。赵在班子成员中岁数最大，身体不好，其他几个年轻力壮的都不去，他认为明摆着是整他，于是表示拒绝。这正好给了对方以口实，告到了上级，再配以政治上的小动作，最后以拒绝“援藏”之名将赵撤职，也就是在派系斗争中把他彻底打倒了。故事至此还没完，赵福庆遭此下场，满腔愤怒，决心鱼死网破。今日中共干部大多数经济上都不清白，赵福庆在萧山多年，掌握对手诸多把柄，于是以证据确凿的“腐败”罪名指控对方，到处告状，最终致使他的对手也全部被撤职。萧山市的党政班子因为一个进藏名额的斗争，整个垮台。进了藏的援藏干部，不少人不久就开始后悔。尤其是那些被分到边远地区的干部，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的确如此，相当比例的人都发现身体出了问题。普兰县一共有四个陕西援藏干部，进藏一年后，32岁的书记偏瘫，确诊为脑动脉硬化，送回内地治病，基本可以肯定不会再回西藏。两个副县长一个出现心室肥厚，心肌缺血，另一个出现脑血管痉挛，也需要回内地治疗。只有一个34岁的副书记好一些。按他们自己说，进藏之前他们检查身体时全都没有任何问题。一位副县长跟我说了真心话：“当初报名到西藏来，除了解决一些实际问题，最主要的是想在事业上取得发展，艰苦几年，回去可以得到更高的位置。可是身体是事业的本钱，如果在这搞坏了身体，有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