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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之后的很多天里，李开复的心里始终不快，就好像被一片乌云压着，不免把自己在中国的经验回顾一遍，结果发现今日中国的学校里，教师的问题相当严重：
我对中国的中小学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对中国大学的老师还是很失望。你刚才说中国软件产业发展缓慢的第一个原因是被盗版挡住了，虽然你是对的，但是这不是我的第一个反应，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如果决定中国技术发展方向的人是这么无能的一个阶层，那它为什么会有希望呢？
人人皆知中国的教师有很多毛病，尤其大学教授令人失望。事实上，我们一直认为这是学生成长之路的一个大问题，想要揭示，可是现在面对如此尖锐的批评，还是觉得意外，忍不住打断他的话，问道：“是不是有点绝对了？”
他的回答语气平和，态度坚定：“不。一点也不。偏激是偏激，但这是实话。中国为什么要容忍一批无能的人占着位置？这个我无法理解。”
尽管他说自己无法理解，但还是绞尽脑汁试图去理解：
我觉得有些东西和教育有关系，跟文化也有关系。中国自古以来，都是“考状元”什么的。在那一刹那，这个人是有能力的，人们就认可了他，让他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也许一个人做了一个比较好的东西，也不是世界级的，只是中国最好的，从此他就有势头，从那以后就不再管他的人格、知识、能力、成果是怎么样的，他反正一辈子都是举足轻重。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啊。
有时候你听李开复说话，会忘记他是一个西方大公司的老板，也不觉得他是一个科学家，你会强烈地感觉到你对面是一个满腔热血的中国学生。张亚勤曾经说他“是一个嫉恶如仇的人”，他自己也承认他“对一些事情的容忍度是有限度的。”
现在，在与北京大学的副校长对话之后，他就强烈地感觉到，有很多想法如梗在喉，不吐不快，忍不住打开电脑。
给中国副总理写封信
三流的老师，不可能教出一流的人才。
——李开复
李开复在自己的印象中搜索着中国主管教育和科技的最高领导人。他打算写一封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他在电脑上用中文写第一行：“尊敬的李岚清副总理。”
写了这几个字，心情稍许冷静，想了想，又写：“这封信，纯属私人身份，不代表微软公司的意见。”
在中国工作两年，总听到人们在讨论，中国的创业环境、中关村的条件、中国的民族软件企业、中国的创投环境、中国与印度的差别、大学该不该办企业等。但是，我总是认为这些问题只是表面的。真正彻底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中国的教育。中国若希望成为科技强国，中国的下一代一定要赶上外国。而若想有一批出色的下一代，中国一定要有一流的教育体系。
在中国，我曾做过上百次的演讲，有数万学生参与。让我最感动的是中国学生的求知欲，就像一块块海绵，渴望把知识的海洋吸尽。但是，让我最痛心的是中国教育的不足，导致这些学生无法得到他们所需要的知识。中国的学生无比聪明，但是有些学生以为他们知道很多，其实他们吸取的都是过时的知识。更有些学生完全迷失方向，甚至不知道自己已知道什么、该知道什么、该学习什么。
中国的师资与美国的师资有相当大的差距。在美国的一流学校，老师的知识绝对比学生丰富，而且越年长的老师知识越丰富，绝没有赶不上科技演变的情况。老师不但教学生新的知识，而且能够启发学生创新。老师拥有学生的信任，老师是学生所仰慕的。在美国，一流大学的一个“助理教授”职位，有上千名青年博士申请。而一半的助理教授将被大学的“终身制度”淘汰掉，只留下最优秀的，成为“副教授”。在美国，大学教授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良好的待遇。大学教授是一个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职业。
相对而言，在中国，虽然改革开放后师资曾有进步，但是近年来新老师的质量每况愈下。出国和企业的诱惑加上教授的待遇低，造成人才严重外流的现象。我到中国的大学时，校领导都向我抱怨，留不住人。最好、较好、甚至中等的学生毕业后，出国的出国，就业的就业，都不愿意留校任教职。有些较偏激的学生认为年长的老师是过时的老古董，回国的洋博士是在外国混不下去的，年轻的老师是找不到好工作的三流人才。虽然有“长江学者”等计划，但是最终回到中国的教授很少是一流的学者。简单地说，三流的老师，不可能调教出一流的人才。中国必须大幅度地提升老师的资格、待遇、形象，才能挽回师资下降的趋势。
第96节：第八章 大师在哪里？（3） ↑回顶部↑
他一一列举中国学校制度的弊端：教育方法僵化、知识老化、学风浮躁、学生只知道个人奋斗而缺少团队精神，等等，一共六条。然后又写：
见到这么多问题和这么多有潜力但是没有希望的学生，我曾有过冲动，考虑改行成为教授，更直接地去帮助学生。我也曾写过一篇在光明日报发表的文章，《给中国学生的一封信》。但是，一个教授只能够改变数百学生，一篇成功的文章只能够影响数千学生，而中国需要改变未来数亿学生的命运。只有经过教育的彻底改革才能够给他们成材的机会，给中国成为科技强国的机会。
他在信的最后说：“希望这封信对岚清总理有所帮助。”想了想，觉得还不能表达自己的期望，又补上一句：“若需开复，只要是能帮助中国的下一代的事情，开复义不容辞。”
信写出去了，一天又一天，没有回音。他相信副总理一定会对他的想法感兴趣，“也许会派个什么专员和我见一面。”
不久以后李开复再次来中国，果然有机会和国务院里一个官员坐在一起吃饭。他还惦记着这封信。那个官员回答：“总理很喜欢你啊，他已经把信批下去了。”
“批下去了？”这个从美国来的华人不明白“批下去”是什么意思。
官员又说：“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具体的看法？要是你来做，你怎么改革中国的教育？”
“要让我来做，最好的方法是彻底改造中国的教育体制。”
官员听了就说，“这很难做到。”
“我知道有很多因素决定这想法是不现实的，”李开复继续说，“所以我说个实际一点的办法。我们就办一个新学校好了，可以让比尔·盖茨投资，或者让别的什么人投资，不拿国家的钱，只要你们批准就可以。这个学校可以很特殊，比如办成香港科技大学那样的。从国外引进老师，用国外的教材，甚至用英语教材，让学生申请入学，证明为什么自己是个人才，当然也要考试，也要推荐信，但是不要参加高考。”
官员听着就乐了。
李开复依然慷慨陈词，兴致勃勃：“今天我有个演讲，题目就是教育方面的，有个人问我微软怎么办学校，我的主张就是绝对不能雇一个资格不够的老师。有的老师同意我的观点，他们对我说，现在是一流人才到外国，二流人才进企业，三流人才做老师。你没有好老师怎么能出好学生？”原来他的最关键的办法，是找来好老师。
谈话就这么结束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那官员不是随便说说的，副总理的确看到了他的信，还把信转送给教育部门的官员去处理。很多大学的校长和教授也看到了信。一个消息在网上不胫而走，消息说，李开复给副总理写信，推动中国的教育改革。
“我觉得一定是夸张了。”李开复说，“我没有再和相关的人联系，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从时间的顺序上看，也许真的发生了一些事，至少人们在重新估价大学里的“办公司热”。但是李开复所期待的更大范围内的教育改革，却无声无息。
到了2003年3月，李开复看到“政府换了，李岚清也不管事了”，于是意识到，“这件事也就这么不了了之。”
大师风范
我在自己的道路上历经无数起伏跌宕，惟有1984年和导师的那场对话始终不能忘怀。
——李开复
李开复认定教育的关键在老师，这种看法有他自己的经历做基础。当他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导师便给了他多次刻骨铭心的体会。
当日李开复在卡耐基梅隆大学追随他的导师罗杰·瑞迪研究“语音识别系统”。罗杰·瑞迪是美国一个总统特别委员会的成员，后来还成为“图灵奖获得者”，因为拥有远见卓识而受到政府尊重。但他不喜欢任何社会活动，只一心沉浸在计算机的世界中，中午也不正经吃饭，通常是叫人家送来一个比萨饼，一边吃一边和大家讨论。作为导师，罗杰·瑞迪的最杰出的所在，与其说是他的学问，倒不如说是他的眼光和品格。他似乎有一种天助神佑般的感悟力，知道通向未来的道路在哪里。作为科学家，他并非全知全能，即使在他熟悉的领域中，情况也在迅速变化，为他所不能掌握，但他知道怎样去看待一个自己不懂的领域，知道怎样用一些最困难的问题去激励学生的热情和想象力。如果他的学生李开复向他说出三个研究题目，他能够十分肯定地回答，其中一个问题根本无用，不能做；另外一个虽然有用但价值太小，不值得做；第三个才是精彩的想法，但若实现这想法至少需要10年时间。
李开复敬佩和信任自己的导师，但是他仍然对导师的研究方法产生了怀疑。他去找导师，直截了当地说，他不相信导师主张的“专家系统”是计算机语音识别的正确方法，打算使用统计学的方法另辟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