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为欢迎”这个重要前提，引申为“与抗战无关”论，只能认为是断章
取义，曲解原意。最近我为《中国现代文学序跋丛书——散文卷》作引言，
特别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述，发表后请加指正，此处不再重复。
关于抗战时期的戏剧活动，我有些粗浅的看法。战端初启，形势紧迫，
面对这样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戏剧家出于爱国热情，写些宣传鼓动的作
品，用以动员群众，发扬民气，是完全需要的，倒不必过于苛求，以“公式
概念”和“急就章”相责。但长期抗战深入发展，战时生活千变万化，却不
得不要求戏剧创作面向现实，用最好的审美手段和思想探照，担负时代赋予
的神圣义务。有关抗战的作品，当然应该占中心地位，但决不应该把无关抗
战而有重大现实意义和艺术成就的作品，完全排斥于舞台之外，因为这样
做，不但直接违反生活现象的复杂性，精神世界的丰富性，也只能是对戏剧
艺术本身的桎梏和阉割。《乱世男女》被指责“动摇抗战心理”，《芳草天
涯》被斥为“有害的非政治倾向”，就是从这种机械的观念派生出来的。曹
禺的《北京人》和《家》（据巴金小说改编），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
李健吾的《青春》，杨绛的《称心如意》和《弄真成假》等等，这类无关抗
战作品的产生与流传，就是对它最有力的反驳。文艺教条主义最突出的表现
之一，就是根据政治形势，设定界限，把文艺创作赶进狭隘的死胡同。对这
种惨痛的教训，我们应该清醒一些了。
至于对梁实秋“抗战无关论”的批判，即使在战火横飞的当年，人们情
绪容易激动的时代，我以为也未免失之褊急。现在经过四十年的岁月澄滤，
旧事重提，继续以偏见为真理，那真是太没有意思了。我大胆而冒昧地预言，
这重公案，现在不予清理，历史早晚会给它平反的。
我总的要求，是希望《现代戏剧史》从层层束缚的僵死观点中破茧而出。
编写组已经在这方面作了艰苦的思考和努力，使全书洋溢着清新的气息。但
是不是可以期待更放手一些，彻底一些？
白尘同志近顷健康情况如何？深以为念。他驰骋剧坛五十年，此中甘
苦，点滴在心。晚晴正好，千祈珍摄。
祝《中国现代戏剧史》早日问世。
编写组诸同志致意，不另。
柯 灵
1986 年9 月11 日
《随想录》的随想
一
“文化大革命”从爆发到烟消火灭，已经20 年。巴金的《随想录》五
卷正好在此时完成，不是偶然的。巴金反复强调，应该给“文化大革命”做
总结，《随想录》就是这样的历史性纪录。它的重要意义，应该得到充分的
估价。
“文革”是10 亿人空前的大灾难，五千年古老民族空前的大悲剧，巴
金称之为“人类历史上的奇迹”。
“文革”暴露出一个严酷的事实：封建主义阴魂不散，而用华丽的革命
辞藻装饰起来的封建主义，更比原生的封建主义可怕一百倍。
这是几千年专横、愚昧、蛮性遗留的一次大爆炸。
给“文革”做总结，就是对后代子孙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世界负责。
给“文革”做总结，明确的目的是不让这种灾难重来，不让这种悲剧重
演。
“充分地理解过去——我们可以弄清楚现状；深刻认识过去的意义——
我们可以揭示未来的意义；向后看——就是向前进。”
这是赫尔岑的话，我是从一部苏联人的著作中转引来的，这部书就是《让
历史来审判》①。
二
《随想录》是近几十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迁史。
一位青年作家准备为巴金同志树碑立传，书写成了，但是不能付印，因
为出版社怀疑给活人写传是否合适，何况巴金“思想复杂”。
从这里透露出一个信息：在某些人看来，我们的社会里，应当受尊重的
是死人，而不是活人；应当是头脑简单的人，而不是“思想复杂”的人。—
—这是有道理的，头脑简单的人和死人相隔一间，只是比死人多一口气。
“思想复杂”是贬义词，巴金却认为这是对他的恭维。
但这是近几年的话，如果在以前，特别是在“文革”期间，谁被指为“思
想复杂”，谁就会不寒而栗，巴金也不会例外。因为“思想复杂”，就意味
着“政治复杂”，就要用政治手段解决，而且雷厉风行，在这一点上，我们
绝没有官僚主义作风。
革命运动不是造神运动。革命本身是一门高深精致的软科学，一门富于
创造性的艺术，革命不外乎人情。而造神运动却竭力制造迷信，制造头脑里
① 苏联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让历史来审判》（副题：“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
的真空地带。用巴金的语言来说，就是给人喝迷魂汤，使具有丰富的思想感
情天赋的人变成机器人。
“文革”把造神运动推向极端，反而促成了人的思想变迁。——当然，
这是一个噩梦般的痛苦过程。
“一切都会变，一切都在变。我也在变。我的思想由复杂变简单，又由
简单变复杂，以后还要变下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我绝不会再低头弯
腰‘自报罪行’了。”
巴金的思想变迁具有典型性，因而也具有普遍性。
三
《随想录》充满了严格的自我解剖精神。在这方面，鲁迅是一个榜样，
巴金是又一个榜样。
有没有深刻的自省精神和内心生活，是真作家和冒牌作家不可逾越的界
线。
但这绝不是说，像巴金这样的人，一切受“文革”无辜迫害的人，应该
对这一场悲剧负任何责任，因而需要忏悔。恰恰相反，在“文革”中，许多
正直善良的人都怀着负罪的心情，把“改造”当作救命草，而结果只是陷入
一场大骗局。
“今天回想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
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
我们可以避免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
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巴金：《二十年前》）
叶以群等三个人，是在“文革”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
人”。
巴金有个清楚的着眼点；不仅要避免个人的大劫，更要避免民族的大
劫。不仅要保卫个人的尊严，更要保卫民族的尊严。
没有善于思考的头脑，没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在完全失去理智的时代，个人的反抗命定要归于失败。敢于首先起来冲
开无边的黑暗，打破无底的沉默的人，需要最大的勇气，因此也应该受到特
别的尊敬。
四
巴金大声疾呼，提倡讲真话，身体力行，奉为“晚年奋斗的目标”。他
经常说的：“掏出自己的心”，“把心交给读者”，也是同一个意思。
说真话从来是艰难的事业。“偶语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已有两
千多年的惨痛教训。在政治压力和习惯势力的双重挤兑下，“明哲保身”早
就成为牢不可破的处世哲学。
说真话在现代并不比古代容易，反而更复杂化了，因为现在有更多的障
碍：不但有各种各样的谎话，还有空话、废话、大话、官话、套话，形成密
不透风的包围圈。
但是，——“人只有讲真话，才能够认真地活下去。”
能不能形成说真话的风气，有没有说真话的环境，是对民主的严峻考
验，对精神文明的严峻考验。
《随想录》是披肝沥胆、和血带泪写成的思想汇报，37 年来第一部旗帜
鲜明的真话文学。
生活将日益证明，它对我们是多么可贵。
1986 年9 月21 日
幸存者的足迹 ——读《懒寻旧梦录》
— “述往事，思来者”
《懒寻旧梦录》是夏衍同志的近著，一位革命家兼艺术家历尽沧桑的自
讼。读罢掩卷，不由得想起卢梭的《忏悔录》，司马迁的《史记》。
卢梭的《民约论》在近代文明史上第一次揭橥自由平等的学说，为法国
资产阶级革命吹响了冲锋号。他的小说《爱弥儿》触怒了法庭和教会，给他
招来了焚毁作品、咒骂、迫害和通缉令。在亡命异域、颠沛流离、敌友交攻、
身心俱悴中，他送出了混和着酸辛、愤怒的抗辩书《忏悔录》，它的坦率真
诚震惊了世界。
司马迁在血泪斑斑的《报任安书》中，为《史记》的著述作了如下的概
括：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
《国语》；孙子髌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首，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夏衍不是卢梭、司马迁，《懒寻旧梦录》不是《忏悔录》、《史记》，
而为发愤之作则一，“述往事，思来者”的精神则一。
二 活着的历史见证人
夏衍诞生于1900 年，那就是义和团起义、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庚子年，
历史悠久的中华民族面临帝国主义瓜分的悲惨命运。这种命运是必须改变
的。这个生辰八字就注定了他将在悠悠的岁月中，迎接无休无歇的风浪。
歌德享年83 岁，他在晚年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出生的时代对我是个大便利。当时发生了一系列震撼世界的大事，我活得很长，看到这
类大事一直在接二连三地发生。对于七年战争、美国脱离英国独立、法国革命、整个拿破仑时
代、拿破仑的覆灭以及后来的一些事件，我都是一个活着的见证人。因此我所得到的经验教训
和看法，是凡是现在出生的人都不可能得到的。他们只能从书本上学习上述那些世界大事，而
那些书又是他们无法懂得的。（见朱光潜译：《歌德对话录》）
夏衍今年87 岁，比歌德寿长。他的阅历也超过歌德的阅历，而且振幅
更广大，变化更剧烈，影响更深远。两次全球性的战争，社会主义国家的出
现，积弱百年的中国在群雄逐鹿的世界崛起，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