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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头目被判了枪决。公判会那天，我身边的一个老头声泪俱下地喊杀得好杀得好，人民政府万岁。我问他何以如此激动，他说这家伙丧尽天良，当着他的面把他女儿强奸了。我问他当时是否在场？他拍胸回答说在场，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坏蛋强奸他女儿长达一个小时。我再问头目可曾绑他，他回答说没有；又问他身旁可有凳子木棍什么的，他说有，不但有凳子木棍，还有锄头。
“那你何不称他施暴时一锄头挖在他的头上？”
“我哪敢呀？他是出了名的流氓，他会报复的。”
看到这样的国民，我当时的气不打一处来，劈面一巴掌打在他的老脸上。
“你也算人！你比那坏蛋更该杀！！！”
因为中国有如此多的老实人，所以才造就了如此多的暴徒。国民一直在恃强凌弱的暴徒和忍气吞声的老实人两个极端徘徊，敢于反抗强暴又奉公守法的现代公民则少之又少。
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老实和诚实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爱撒谎和不诚实也是举世皆知的，别以为老实人会说真话，老实人一样在撒谎，一样不诚实，在大是大非面前，他们更没有勇气说真话。
在外族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老实人往往最容易当汉奸，都是恭顺的亡国奴。他们宁愿妻子儿女被外敌凌辱，也不愿奋起抗暴向侵略者讨还尊严和公道。所以老实人不可能成为民族英雄。
在本文将要结束之际，我要郑重地申明一个观点：别以为糊涂老实不是缺点，它对人类文明的危害与邪恶是不相上下的，暴政多半和低素质的老实人群相伴而生。中华民族要想在已知世界立于受尊重的不败之地，就不可再偏爱老实人，最好和老实的国民告别！
四、中国人认识上的四大误区
（一）、为人不当官，当官是一般，世上没有不贪的官，贪污是不治之症。
中国官场的腐败病症是无孔不入的，官吏的贪污受贿几乎成了带普遍性的社会现象。在清帝国时期，贪污受贿不是有和无的问题，而是程度轻与重的问题，以致英明的康熙大帝说出了这样的肺腑之言：“绝对不贪的官一个也没有”。新世纪的中国如果不当机立断对贪官重拳出击，任腐败现象滋长蔓延，也极有可能在文明的治世再次验证康熙大帝的“至理名言”。
吏治腐败在今天的中国已经远远超出了主流媒体所说的“极个别”现象，真实情况也许要严重得多，部分地区甚至发展到司空见惯的地步。国民对贪污受贿不但见怪不怪，不再对腐败现象义愤填膺，相反还给予不同程度的理解和认同。在国人心目中，当官就会贪污受贿，就会以权谋私，不贪不占的官是没有的，不但现在如此，过去也是如此；不但中国如此，世界上各国也是如此；总之天下乌鸦一般黑，贪污是不治之症。如果当官没有诸多好处，谁会削尖脑袋甚至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住官场钻呢？
国民的这种认识与实际情况显然有很大的距离。中国的官场腐败确然是一个带普遍性的社会和历史现象，但并非没有例外。唐帝国实际上的开国皇帝李世民（名义上为其父亲李渊）就曾建立了一个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王朝”。今天的中国也并非没有不贪的官，只是国民不敢相信而已。他们的眼睛看惯了太多太多的腐败现象，结果对正常现象反而不适应或不敢相信。今天的世界也有不少文明程度很高的国家基本上消灭了贪污。在西方的英、美、德和东方的日本、新加波，政府建立了一套完善且卓有成效的监督体制，有效的防止了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官吏要想贪污受贿而不被发现是很困难的。当内地的国民对愈演愈烈的司法腐败摇头叹气时，同样是中国境内的香港警察却是东方世界最优秀的警察。贪污受贿也并非是不治之症。英国在推行“公务员制度”以前，各级公职大多是政府官员安置亲信的机构；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实行公开平等竟争性考试选拔文官后（英国的公务员考试面向全民开放，三轮车夫也可参考，没有等级森严的资格审查），这种现象就很快在政府绝迹。五六十年代的香港，腐败现象也曾是骇人听闻的。到了七十年代，政府建立了真正的“廉政公署”（不是作幌子、创收或安置亲信的机构），下决心大力打击腐败，结果只用了几年的时间就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效。官场腐败现象下降了九十多个百分点，并且效果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里所说的基本上削灭了贪污，是指贪污现象少之又少，贪污的数量也很有限（一年的非法收入不会大于贪官一年的薪水），并且很快被发现并受到毫不留情的膺惩，连续作案几乎不可能；并不是说完全没有贪污受贿现象。
经常听到国民议论尼克松的“水门事件”，说外国的腐败更严重。有一次我撞见一个知识分子对此事大发感慨，就问他知不知道“水门事件”：
“怎会不知道？不就是贪污了国家巨款吗？”
“那你说贪污了多少？”
“他是一国总统，少说也贪污了几百亿美元吧，不然怎会被美国人民赶下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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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水门事件”，就更不用说工人农民了。
国民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危害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是纵恿了官场上的腐败现象，在社会上形成不了打击贪污腐化的认识压力。如果贪污腐化是不治之症，古今中外都是这样，为何要花大力气去作没有成效的努力呢？最“明智”的办法还是削尖脑袋钻进官场去，使自己也成为能够贪污受贿的一员，在有生之年捞点好处。二是给了腐败分子饶幸心理。既然他们的腐败行为得到了一定的理解和认同，干吗不继续甚至进一步地腐败下去呢？三是让真正的清官心灰意冷。他们一心为国为民，自己甘愿清贫如故，可结果反而不如那些吃喝玩乐以权谋私的贪官，不但上司不高兴不升他的官，亲朋好友骂他不够意思，连普通国民也不认同，实在是太寒心了。结果如此，就没有多少动力继续清廉下去了。
（二）、贪污是因为官吏的收入太低，只有高薪才能养廉。
也许是近十年官场的腐败一直呈上升趋势吧，国民一直在探究滋生腐败的内在原因。除了大家公认的“体制问题”外；官吏的收入太低也成为 人们的共识。基于这样的认识，政府在近几年不顾工人大批下岗的悲剧性现实，连续几次给公务员加薪，使他们的收入在原来的基础翻了一番。公务员收入增长的幅度远远大于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幅度。
在普通国民心中，英、美、德、日和新加波等国的官吏之所以不尚贪污，主要的原因是这些国家从事公务的人员薪水很高，官僚生活富足，没有贪污受贿的必要。这种观点显然也与事实不符。美国的政务官和公务员的薪水在全社会只能算中等偏上的水准，薪水甚至比不上一个扫大街的清洁工，美国收入最高的阶层是医生和律师，可美国的贪污受贿极为少见。刚刚进入这个国家的中国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也许不是物质生活的富足，而是这个国家的警察不但不受贿，还会控告给他送钱送礼的人是企图行贿。日本公务员的薪水则只有中等水准，每年之所以有那么多的大学生报考公务员，主要是出于一种人性中较为高贵的情操。日本的教育体制里包涵有大量爱国为民的积极内容，学生在校就一再地被告知：人的最高价值不是发财致富和娱乐享受，而是“自我实现”，积极主动地承担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的责任义务，而从事公务是承担责任义务最为直接的途径。新加波的官吏收入虽然高出社会平均收入较多，但仍比企业家和高级知识分子的收入低得多，甚至远远低于中国某些同级别官员的实际收入……
由此可见，高薪并非养廉的必要条件，更不是充分条件。清帝国在前期并没有设置“养廉银”一项，可国家的吏治清正廉明，最高统治者皇帝每日的开销（包括所有宫女和太监在内的宫廷开支）也只有三十五两，其前身明王朝则为一万两；后期专门设置了“养廉银”，却养出了和庋涨熬蟮拇筇肮佟蠢幻鞯淖什酆习滓乓诹嗟庇谇宓酃瓴普杖氲淖芎汀Ｈ绻ㄋ踊舻舻暮图胰颂拔鄣目钕睿Ω貌坏陀诙甑牟普杖耄瞳｜当权刚好二十年！广西一个不太富裕县份的“一把手”李乘龙，在县委书记的任上贪污了几千万巨款（仅仅查抄的来历不明资产就有一千四百五十万元，如果包括挥霍掉的和向上行贿的款项，应该不下两千万元），按理他应该很富裕了，没有继续贪污的必要了，可他升官后依旧更为疯狂地贪污！！！不少地方为了减轻用车和通讯上的腐败现象，对部分官员实行“交通费”和“信息费”补贴制度。这种制度执行起来的结果怎样呢？官员一方面在每月领工资时堂而皇之地领取“两费补贴”；一方面打电话坐车照样不掏一分钱，单位的“两费支出”比改革前反而上涨了不少。近几年公务员的薪水比前几年提高了很多，工资上涨的幅度远远大于物价的上涨幅度，按理腐败就该收敛一些，可实际情况呢？？？
一个国家的吏治是否清正廉明，最根本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体制问题；二是素质问题。国家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花大力气，努力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同时建立一套尽可能科学修明的官吏任用升降机制，从根子上铲除腐败赖以滋生的社会土壤，使腐败分子没有容身之地。官吏只向上级负责的“单向负责制”也许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三）、富国是我们的敌人，穷国是我们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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