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竞生表示完全赞同沈兼士先生的主张。他说：“我本人十分愿意这些有价值的材料加以整理后，尽快发表，以对这些热心的投稿的人有所交代。至于确定审查员，我建议在座各位先生都来担任，因为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事业。表格材料较少，可先进行整理。其他的抓紧整理成册，陆续发表。”
最后大家讨论本会经费问题。沈兼士强调：本会筹设风俗博物馆，关系重要，乃是本会的基本事业，要想方设法筹集款项，积极促成，请大家多出主意多帮忙。至于已经收到的风俗材料，请张竞生安排专门人员负责整理、编目，一面登报公布，一面分送在座各位，共襄这项极有价值的事业。会议开到七时半才散会。
这次会议后，张竞生不仅重视面上的广泛调查，还加强了对风俗调查会骨干调查员的实践锻炼。《风俗学》理论课授完后，张竞生要求同学们从《风俗调查表》上所列各项中任选一项，各自去做“北京风俗”实地的调查，再将调查后的心得写成论文，作为本学年及毕业考试的成绩。为使学生真正学有所用、用有所成，张竞生还特地在每星期一下午四时半至六时，在北大一院四楼教员休息室与学生调查员进行专题讨论，答疑问难，亲自指导学生进行实地调查，此类活动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提高了学生的能力。在初步的学理探讨和具体实践过程中，张竞生悉心培养了顾颉刚、容肇祖、郑宾于、常惠、台静农、钟敬文、沈作乾等一大批杰出的风俗调查事务员，正是这批人，日后成了中国现代民俗学界的中坚力量。 。。
五、风俗调查（6）
张竞生是一个对学术研究怀有极大抱负的人，在短短二三年中，作为我国现代最初的民俗学机构，在张竞生的直接主持下，风俗调查会组织了对妙峰山、白云观、东岳庙、财神殿等庙会的风俗调查。
其中以1925 年4 月30 日至5 月2 日的妙峰山调查为首次进行，影响最大，也是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的专项田野调查。调查者包括顾颉刚、容庚、容肇祖、庄严、孙伏园等五人。
妙峰山，位于北京城西北八十里的地方，是仰山的主峰，也是北方有名的“香主”。山顶天仙圣母碧霞君据说是东岳大帝的女儿，每年阴历四月初一至十五为进香之期，朝山进香的人络绎不绝，最多的时候有好几万人，他们来自京兆、天津、保定，旅京南方妇女也有不少。在为期三天的妙峰山香会调查中，顾颉刚是参与调查的五个人中用功最勤、成绩最大的一位。
顾颉刚，1893 年5 月出生于江苏苏州，1920 年在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学校图书馆工作，不久任职研究所国学门，兼任马幼渔、沈兼士二先生的助教。他积极参与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主要兴趣在古史的研究，“原来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方面着手研究”，“所以和民俗学特别接近，发表的东西也最多之故，正因为我把它与研究所的职务发生关系。研究所中有风俗调查会和歌谣研究会，我便借此自隐”（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72，95 页）。
所谓歪打正着，由于环境使然，顾颉刚遂着力于民俗学的研究。作为调查会的主力成员之一，顾颉刚当然了解和掌握张竞生的《风俗调查表》，但在实地调查中，他却没有按图索骥，而是从别人习以为常的礼仪习俗中发现问题。1924 年4 月间，顾颉刚代理编辑《歌谣》周刊，他在第五十号发表了一篇自己刚刚完成的文章《东岳庙的七十二司》。从真正的学术规范来说，这是一份不合格的调查报告，但却是《歌谣》刊载的最早的纯风俗调查报告，不仅题材单一，而且主题集中，有不可忽视的开创之功。
在妙峰山香会的调查中，顾颉刚使出浑身解数，进入忘我境界，手、眼、耳并用，倾听，观察，有闻必录。他从几个老婆子的闲谈中知道一位向不出门的闺女竟徒步几十里山路前来进香；他在庙中看烧香，见到一个江浙口音的盛装闺秀在满积秽水的石槽中净了手再去上香；又见上香的人群中，有三步一拜而来的，也有一步一拜而来的。他以种种观察来说明进香者的虔诚和神威的浩荡；从茶棚的设置及与茶棚中人的谈话中了解到香会的兴衰与经济的关系；从神殿的设置看到了道教对待其他宗教的态度；从北京人和天津人不同的会单中看出“王三奶奶”的身份和地域色彩……
顾颉刚忙碌了整整三天，才对妙峰山香会的情形了解个大概：“他们都是就一种职业或一处居住的地方联络结会，除了祀神之外更布施一切用具和食品，如茶、盐、面、粥、馒头、路灯、拜垫、掸帚、茶瓢、膏药等；或尽了自己的技能去娱乐神灵，帮助香客，如五虎棍、自行车、杠子、秧歌、音乐、舞狮、戏剧、修路、补碗、缝绽等。到了那里，一切有人招呼，仿佛进了另一个世界，崎岖的山岭便化成了理想的乐国了。这些香会的经费，在乡下的是按亩抽捐，同皇粮一般的缴纳；在城里的是就本业捐输，或向人募化。这些会名，我只就刊有会启（进香时的招帖）的钞，已钞到了九十余个，其余没有会启的恐还不止四五百呢。他们的香会的组织是极有秩序的：先设立了会所，议定了会规，排好了守晚、起程、上山、朝顶、回香的日期，又分配了引善、催粮、请驾、钱粮、司库、哨子、车把、厨房、茶房等都管，所以人数虽多而不致棼乱。进香的人诚心极了，有的是一步一拜的，有的是提着臂炉的，听说还有跳涧的。（他们以为只要诚心，便可由神灵护送回家，成其心愿，其实只有活活地跌死。）到了这种地方，迷眼的是香烟，震耳的是鼓乐，身受的是款待，只觉得神秘、壮健、亲善的可爱，却忘记了他们所崇拜的乃是一种浅薄的宗教。”（顾颉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自述》，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79—80 页）回到北大后，顾颉刚对妙峰山调查进行分类整理和精心研究，写出了《妙峰山的香会》，分别归纳出了香会的来源、香会的组织、明代北京的碧霞元君香会、清代的香会、本年的香会、香会的分类、香会的日期、香会的办事项目、惜字老会会启说明等九个方面。
这篇民俗学的力作，在方法论上解决了搜集材料的可操作性、整理材料的条理性、分析材料的洞察力、选择和使用材料的技巧性等普遍问题，其在学术史上的创举，不仅造就了一部民俗学的经典著作，更为重要的是在学术上创立了一种崭新的研究范式。顾颉刚在总结这次调查的意义时指出：其一，这次调查是知识界沟通与民众联系的一种渠道，通过调查，明确了“朝山进香，是他们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绝不是可用迷信二字一笔抹杀的。我们在这上，可以看出他们意欲的要求，互助的同情，严密的组织，神奇的想象；可以知道这是他们实现理想生活的一条大路。他们平常日子只有为衣食而努力，用不到思想，唯有这个时候，却是很活泼的为实际生活以外的活动，给予我们以观察他们思想的一个好机会”。其二，打破了研究学问只重经书的老传统，走到群众中去作实地调查，“学问的对象变为全世界的事物”（顾颉刚：《妙峰山进香专号引言》，见《妙峰山》，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印，第4—7 页）。
顾颉刚与其他四位的调查报告和文章，于1925 年5 月至7 月在孙伏园主编的《京报副刊》连续刊登了六个《妙峰山进香专号》，在社会上和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和高度的评价。社会学家何思敬、艺术学家傅彦长、心理学家崔载阳、民俗学家钟敬文纷纷撰写文章，从不同的学术领域给予充分肯定。我国第一个宗教学博士、著名宗教家江绍原更是赞叹不已：“如果顾颉刚早生几千年，而且多托生中国若干次，由他调查记载古中国的民礼民教像他此刻的调查记载妙峰山香会，则我们写中国法术宗教的人，真不知可以多出多少有价值的材料，真不知可以省多少心思也。”
风俗调查会组织的这次妙峰山调查，是我国早期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从书本走向实际，从单一探索走向综合研究的关键一步，对于中国民俗学的建设，具有重要的开创性意义，标志着中国民俗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自觉的崭新的阶段。如果说张竞生是这次调查的领军人物，顾颉刚则是这次调查的灵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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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性学先驱（1）
作为一个追求世界大同的乌托邦主义者，张竞生所关注、研究、传授的，始终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物的最前沿、最激进的新思想、新道德。1923 年9 月，结合讲授《行为论》，张竞生在北大课堂首次开讲性学第一课。此举可谓石破天惊，是张竞生在上半年因引发爱情大讨论后，再次成为媒体和学界争论的焦点。
性是什么？被称作“最文明的英国人”的著名性心理学家霭理士说过，就是最高的性研究的权威也轻易不敢下一个定义。然而，就其本质而言，人类的性行为是生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曾几何时，性是一件多么稀松平常的事情。春秋战国时期，与孟子同一时代的告子说“食色，性也”，即食欲和性欲都是人体的本能需要；而古希腊人“他们觉得性活动并不是什么羞耻之事”。
但是，时移势易，世风流变，东方的佛教、西方的基督教，都把性视为不洁，甚至有罪，比如《圣经》中的原罪，天主教的七宗罪；而经过宋明理学的禁锢和清代毁禁的厄运，禁欲与不洁更主导着中国人的性观念。因此，性问题成为最敏感最复杂的问题，正像罗素所指出的，讨论有关性的问题总存在一种危险。对于性问题，人们避之唯恐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