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共同的战斗中，张竞生与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亲密的合作，与李大钊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段时期，知识界表现得相当活跃。北方战争的硝烟初散，直系军阀控制了###，宣布恢复旧国会。恢复的旧国会宣言要制宪，北京各界人士，特别是知识界人士认为要把握机遇，利用制宪的时机，在宪法上明确地规定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包括###、结社、言论、出版、游行示威和罢工之自由。这些有识有为之士迅速在北京发起组织“民权运动大同盟”，进行广泛的争取民权运动。发起人为国会议员李石曾、王法勤、王用宾、胡鄂公、焦易堂和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张竞生、王世杰、高一涵、皮宗石、周鲠生、马叙伦、黄侃、马裕藻，以及北大学生邓中夏、杨钟健、黄日葵、朱务善、范鸿、高君宇等。
1922 年8 月24 日，民权运动大同盟在北京烂缦胡同湖南会馆举行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四百多人。大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全国教育家、学生、劳动者和妇女们所受痛苦的来源，简单地说，就是无法律的保障。最大多数的劳苦人民，宪法上剥夺了他们的选举权，所以他们没有申诉疾苦的地方，只好活活地饿死苦死。
因此，争取民权运动的四大标的是：###、结社、言论、出版有绝对自由权；普遍选举；劳动立法；男女平权。规定该会的宗旨为“伸张民权，铲除民权的障碍”。决定创办《民权周刊》，经费由李石曾等捐助。大会最后选举张竞生为主席，选举李大钊、李石曾、邓中夏、胡鄂公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
民权运动大同盟成立后，张竞生一方面认真授课，一方面积极开展民权运动工作。他在李大钊的大力支持下，首先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成立于1921 年8 月11 日，是中国共产党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联合，发起劳动立法运动，拟定劳动立法大纲十九条。又联合北京###向国会请愿，由李石曾出面，招待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陈述大同盟主张；由张竞生、邓中夏、范体仁等分别撰写文章在北京《晨报》、《京报》及《民权周刊》上发表，张竞生还与邓中夏到丞相胡同《晨报》编辑部研究宣传民权，掀起民权运动，为劳苦大众与工人阶级争取权利和自由奔走呼号，不遗余力。同时，发起取消治安警察法运动，由高一涵撰文列举治安警察法对人民###、结社、言论、出版及示威游行等的无理限制是违反“约法”，不是“民国”应该有的“恶法”，要求废止；为了互为奥援，作为大同盟主席，张竞生还亲自出面，商同###对此举办示威游行，向黎元洪递上请愿书，要求废止此法。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革命本色（4）
在李大钊、张竞生的努力下，许多进步团体配合国内革命形势，在促进人们的觉醒，推动民众的爱国运动等方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也为揭露战争的残酷，阻止各方军阀的恶战起到了动员宣传的作用。
1922 年5 月9 日，孙中山在广东韶关誓师北伐，前锋直指江西，准备北上###非法总统徐世昌，实现统一全国的计划。此时的直奉战争已迫在眉睫，再加上南方的孙中山和长江下游的皖系势力，一场全国性的军阀混战将一触即发。经年不息的兵连祸结，使哀哀无告的黎民百姓长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事蜩螗，生民涂炭，引起了那些有着良知良能的知识分子的深深忧虑和严重关切。为避免再发生战事，解生民于倒悬，6 月3 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暨北京大学教职员向全国发出专电，吁请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电文如下：广州孙中山先生及非常国会议员诸公钧鉴：自六年间国会非法解散，公等与西南诸首领揭护法之帜以广东为国会自由召集之地点，中间受几多波折，受几多阻力，而公等坚持不渝，以种种手段求达护法目的。开非常国会以抵制北方非法国会，选举总统以抵制北京非法总统之武力。虽有此种手段为诟病者，而公等坚持如故，固以为苟能达护法之目的，无论何种手段不妨一试，且正维公等用此种手段，使全国同胞永久有一正式民意机关之印象，故至今日而克有实行恢复之机会。公等护法之功永久不朽，当为国民所公认。
乃者，北京非法总统业已退职，前此下令解散国会之总统，已预备取消六年间不法之命令而恢复国会，护法之目的可谓完全达到。北方军队已表示，以拥护正式民意机关为职志。南北一致，无再用武力解决之必要，敢望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实行与非法总统同时下野之宣言，倘国会诸君惠然北行，共图国家大计，全国同胞实利赖之。
蔡元培等二百余人叩此电一出，举国哗然。章太炎、张溥泉（即张继）旋即发表《章太炎张溥泉关于时局之宣言》，通电反驳蔡元培，表示“不驱逐北洋驻防军不止，断不苟且顺从，草间偷活也”；施承谟则严词诘责蔡元培，称蔡等“阻挠义师，令人齿冷”，“若复妄发谰言，淆惑观聪，是重取辱也”。
这篇引起轩然大波的通电，就是由张竞生在北京大学的小红楼里草拟，以蔡元培、胡适等二百多人的名义发出的。据胡适1922年6 月2 日的日记记载：“今晚席上蔡先生（即蔡元培）提起孙中山的问题，他想邀在座各党的人同发一电劝中山把护法的事作一个结束，同以国民资格出来为国事尽力。席上诸人因往日党派关系多怕列名，我劝蔡先生拟稿即发出，即邀李石曾、张竞生等列名，以友谊劝他。蔡先生说今天本是石曾、竞生发起此议，他明日即发电去。”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作为一个具有现代意识而又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与情感的天平上，张竞生选择了前者。毋庸讳言，孙中山是张竞生的引路人，是先生引导他走上了革命之路，也是先生鼓励他走上了留洋之路，先生对他恩重如山。他当然是爱先生的，但君子爱人以德，他深信先生始终是以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为皈依的。当初，他在先生的领导下参与南北议和，当孙中山先生提出如果袁世凯能使清帝逊位，他将虚位以待，让袁世凯当总统，那时他们一班人是表示强烈反对的，但先生不为所动，一诺千金，不负国民，以成共和。先生从来就不是一个贪恋权位的人。如今，十年过去了，民国已不复当年的民国，而是满目疮痍，江河日下。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一、革命本色（5）
在此兵荒马乱，民不聊生，国家四分五裂的时候，他觉得有责任向中山先生进言，以息战事，以利民生。于是，他决定联络有识之士，一起劝告孙中山先生停止北伐，并与非法总统徐世昌同时下野，以还政于民。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在法国留学时亦师亦友的李石曾，李石曾十分赞成，但感到单靠他们两人仍是势单力薄，必须找一个更有号召力的人来登高一呼，造成声势。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校长蔡元培。事实上，5 月13 日，蔡元培、李大钊、胡适等十六名教授、学者已在《努力周报》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把建立一个“好政府”，作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现在，李石曾、张竞生又有此动议，正好与他们的主张遥相呼应。三人一拍即合，随即分头行动。张竞生着手草拟电文，蔡元培、李石曾则在当天的聚会或宴会中广为联络，动员大家列名联署。
以历史的眼光来看，蔡元培、李石曾、张竞生的联名通电，不过是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厢情愿的书生之见。从改良主义的立场出发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无论是北方的皖系、直系、奉系等军阀，还是孙中山依赖的南方各省军阀，都不可能用武力实现中国的统一，结束南北之间的战争，所消耗的都是国家的财力，而最终受害的都是人民。因此，他们既反对北方各派军阀武力统一中国，也不赞成孙中山为护法而诉诸战争，希望通过和平谈判，求得双方妥协让步，来解决南北之间的争端。这就是蔡元培、张竞生等书生之见的可敬之处，也正是其幼稚之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对惯于穷兵黩武的军阀，要求他们主动放下屠刀，无异于与虎谋皮。历史又一次证明孙中山的先知先觉和不屈不挠。尽管连遭失败，他仍屡仆屡起；尽管横遭物议，他仍泰然处之。
就在张竞生起草、蔡元培领衔致孙中山的专电发出半个月后，广东政局发生激变，陈炯明公然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危害孙中山。
孙中山在卫兵的护卫下避过叛军的枪林弹雨，逃离广州，安抵上海。
此次事变，举国为之震惊，政局之复杂，绝非书斋里的教授们可以预料。事隔多年之后，汪精卫旧事重提，尖锐地指出：“当5 月间，陈炯明免职之后怀怨望，犹不敢为乱，及得蔡电，始借辞发难，有6 月10 日炮击观音山之变。”把陈炯明作乱归因于这封电报，显然是过甚其辞，但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因此，蔡元培、李石曾、胡适等都感到在政治上碰了壁，张竞生内心更感到惴惴不安，他为先前的幼稚而惭愧，也为先生的安危而牵挂。恰好此时李大钊赴上海探望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谈论两党合作之事。张竞生得知李大钊将往上海，特地请他转达对孙中山的歉意和问候。
在上海，孙中山多次会见李大钊，也单独会见陈独秀，对怎样开创中国革命新局面，以及国共合作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孙中山诚挚地希望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帮助他改组国民党进而振兴中国革命。数天后，李大钊、陈独秀等由张继介绍，由孙中山亲自主盟，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
李大钊返回北京后，张竞生专程到文华胡同24 号一座普通的三合院探访李大钊。在客厅兼书房的西厢房里，李大钊客气而亲切地接待了张竞生。李大钊兴奋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