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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八字桥上，能听得到瓯江汹涌，能听得到江心屿边大雁的鸣叫。，近处还有声响，沙沙沙沙，沙沙沙沙，那是蓊蓊郁郁的大榕树（林斤澜小说《赶摆》里叫大青树）掉叶了，叶子在街面石头路上飞舞。因为秋天，起风了。河中唉乃，乡下梧田的“河鳗船”进城了，船里是当年孙权进贡给曹操的那种瓯柑和菱角。敲梆声激越，“奔！奔！”那是长人在唤卖馄饨。间以长音：“油炸果（油条）……”（男声）“纸蓬（当年很厚的一种手纸）”（女声）。
我忽然想，江南水乡——包括温州和高邮，很少出蜂目豺声的人，凶悍生猛的人，也很少出气吞万里如虎的人。所多是平和内敛的人、温敦慈爱的人、聪慧通达的人。
林斤澜的祖父开了一间裁缝店，他还做“银背”的生意。银背就是私人钱庄下的苦力，是银元或铜元的吞与吐、出与纳。吞吐出纳都要靠褡裢或肚兜“背”。背者一要忠诚可靠，二要吃苦耐劳。他的信用很好。他最后的事业是开针具作坊，针具包括钓针鱼钩，这在沿海的温州，是个不小的事业。他有自己的院落，大约六七间房，前院天井大，后院道坛小。我八十年代去过，记得厅堂还宽敞，隐约还有对联（当年没有写传记的打算，没有记下），八仙桌是见不到了，因为早已分住着别的家庭。厅堂好像很杂乱。院落里住着林斤澜侄儿一家四口。
祖父壮年病逝，林斤澜并不认识。林斤澜和外祖父相处较多。外祖父姓鲁，没有亲生儿子，义子又不争气，林斤澜说他模样有些像孔乙己。没有妻室。林斤澜便给老人家当孙子。老人家是前清的读书人，他也给林斤澜“上课”。林斤澜回忆道：“老人家爱‘说书’，说《三国》，说《水浒》，也说到《红楼》。但留在我印象里最多的是《水浒》，可能因为当时我不但读《水浒》，也在讲《水浒》。”“到了上中学，我又回到自己家里住，中学又离自家近了。星期日上午也还去上外祖父的《古文观止》，吃一餐饭，喝两杯老酒。外祖父体虚喝鸡汁保养，留下鸡肉和渣供我大嚼。”
林斤澜的九妹林抗说，外祖父有三个女婿，老人家最器重的就是她的父亲。而她的父亲是非常讲究礼节的人，每在外祖父前，必请安垂首，两手贴腿。
和祖父注重利禄不同，林斤澜的父亲林丙坤注重社会理想。他知书达理，有一定的思想境界。区间口碑甚好。他生前负责拓宽百里坊，竟自动裁缩自己临街的院房。他１９１４年创办温州沧河小学，任校长至解放以后，时称“温州教育三巨头”。——２００４年，沧河小学九十年校庆，画册上的创办人校长林丙坤像位置显著，面清目炯，英豪之气灼灼。此前有一个座谈会，当年的学生，中国著名版画家赵瑞椿参加，谈及当年林丙坤校长的无私教诲，显得非常激动。另两位有成就的学生，回忆文章中，对林丙坤都有真切动人的回忆。
和汪曾祺不同，林斤澜是一个学科全面发展的“优秀生”，跳过两次级（按理说，不偏科的学生未必有大的出息）。１９３７年，卢沟桥炮响，中华危急。十四岁的林斤澜血热起来，和几个热血青年一道，要去浙闽边境，抗日去！母亲流泪，可是父亲默许。大敌当前，男儿理当挺身奋起！默许的结果是让外祖父作出决定。林斤澜在《性格》里写道：“母亲带口信去问外祖父。老人家立刻雇了黄包车到我家来，他这些年已很少外出，策杖刚进大门，大家惊呼迎了上去。才坐下，就问去哪里？做什么？……我说先去短期学习，那是有老师有书的，我强调了有书。
“外祖父又沉吟一下，和我父母亲说：
“‘我看不是去做“不是”，他自己要去就给他去吧。’”
就这样，林斤澜进了粟裕任校长的浙闽交界的“抗日干部学校”。——这个时候，汪曾祺“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
１９４２年，温州沦陷。林丙坤带着家小避难永嘉乡下，伪政权要利用他的威望，叫他出来“维持”，他仍然和两个小女儿留下来，避不进城。可是解放以后，１９５３年“肃反”，所在派出所一个年轻气盛的警察说他是“三红人物”（国民党、伪政权、共产党时期都风光），不让他辩白，并让他坐竹床凳。竹床凳搁置竹床，是杆状的硬棒，当然不是人坐的，更不是林丙坤坐的。回家以后，深夜，他爬进了自己家的水坞。水坞实是水池，大屋人家用以灭火，高不过肩，他竟这样地活活把自己溺死！
这个时候，林斤澜已从北京人艺转到北京文联，与汪曾祺好熟了。
和林斤澜谈起他的“革命史”，他总是“”一声开篇。似乎是太沉重了。从抗日干部学校出来，到温台山区，明里教书扫盲，暗里做交通员、发展地下武装。之后试图到延安，但重庆受阻。１９４６年到台湾做地下工作，次年却在“２·２８”中被捕。没有枪林弹雨，可有明枪暗箭。明枪来自敌方，暗箭来自党内。挫折，陷阱，阴谋，险象环生，入死出生，痛不欲生。
我觉得，作为作家，一方面，林斤澜少年的学养不及汪曾祺。汪曾祺有一个宁馨、怡性的家庭。这样的家庭气氛很能“养”一个艺术的人。而林斤澜兄弟姐妹十人，母亲忙着家庭，父亲忙着学校和社会，虽然在外祖父那里得到一些“文学”，那也是一些浅表式的“说书”。外祖父的妹妹鲁文是个画家，和马孟容、马公愚熟识，她喜欢林斤澜，但也没有手把手地教。“七·七”事变，林斤澜刚刚读完初中三年级便走上社会，这时的汪曾祺已在江阴县南菁中学读了两年的高中。此后两年，汪曾祺辗转淮安中学、江苏省立第二临时中学（在盐城）、私立扬州中学（迁至高邮）“借读”，硬是把整个中学读完。这以后，１９３９年，夏天，汪曾祺由上海转道香港、越南至昆明，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大学期间，老师中有三位优秀的五四作家：沈从文、闻一多、朱自清。对汪曾祺影响最大的是沈从文。他在西南联大开的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汪曾祺都选了。１９４０年，林斤澜抵渝，两年后，入“国立社会教育学院”，读书三年，说是读书，可林斤澜已不是一个单纯的学生了。那里的老师也“厉害”，梁实秋，郑君里，焦菊隐，张骏祥，史东山，许幸之，戴爱莲，叶浅予……林斤澜回忆说：“梁实秋教我们《西洋戏剧史》。他讲课只管自讲，从来不问不答。讲到英国说英文，讲到法国说法文，讲到德国说德文。板书也一样，黑板上满是洋文。梁实秋不管学生懂还是不懂。”——林斤澜的意向是学写剧本，这方面没有叫人顶礼膜拜的老师，林斤澜吸收各方面的营养，可也学得泛而不专。不像汪曾祺，把文学艺术的底子打得非常坚实。
可是，另外一个方面，汪曾祺离社会较远，几近井底之蛙，家庭和学校，差不多是他少年和青年的全部空间。他在《随遇而安》中，开篇就说：“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辈子就更加平淡了。”——汪曾祺对人生和社会的认知和理解，练达人情、洞明世事，是远远不及林斤澜的。
１９６１年，国人仍然饿肚，郭小川好心，叫林斤澜和刘真到西南去，汇同沙汀、艾芜，明里是“深入生活”，暗中介绍信有“借食分会”云云。概半年时间。临行，林斤澜拜别沈从文，沈从文对林斤澜说：“送你两句话：走万里路，读万卷书。”林斤澜当时纳闷，这两句话太平常了，什么意思呢？后来的后来才明白，“走万里路”还不是说的经历、经验和经受吗？２００４年３月，林斤澜在温州永嘉，傍晚喝酒，说：“汪曾祺是读万卷书，我就是走万里路啊！”
“走万里路”也好，“读万卷书”也好，都会在个人的人生中打下烙印，更会在作家的作品中打下烙印。
四十年代，林斤澜和汪曾祺的人生观已经形成了。
汪曾祺“在云南住了七年，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６年。准确地说，只能说是在昆明住了七年。昆明以外，最远只到过呈贡，还有滇池边一片沙滩极美、柳树浓密的叫做南村的地方，连富民都没有去过。后期在黄土坡、白马庙住过，这只能算是郊区。到过金殿、黑龙潭、大观楼，都只是去游逛，当日来回。我们经常去的地方是市内。市内又以正义路及其旁出的几条横街为主。正义路北起华山南路，南至金马碧鸡牌坊，当时是昆明的南北的干线，又是市中心所在。我们到南屏大戏院去看电影——演的都是美国片子。更多的时间是无目的地闲走，闲看。”汪曾祺去逛书店，逛裱画店，逛武成路后街两间做锡箔的作坊。“逛茶叶店。茶叶店有什么逛头？有！华山西路有一家茶叶店，一壁挂了一副嵌在镜框里的米南宫体的小对联，字写得好，联语尤好：
静对古碑临黑女
闲吟绝句比红儿
……
“我们每天经过，随时往来的地方，还有大西门一带。……街虽小，人却多，气味浓稠。这是来往滇西的马锅夫卸货、装货、喝酒、抽鸦片、睡女人的地方……”
这是汪曾祺散文《天地一瞬》中的句子。文章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