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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春天这个礼拜的收获是巨大的，不仅感情上和身体上收获巨大，而且工作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蔡大鹏的股票全权委托她操盘也不过才一个多月，头半个月她基本上没有动，而是在观察，在思考。观察是观察别人，包括观察他们老总那些大户的操作情况，思考是思考她自己怎么操作，这样观察和思考了半个月之后，她终于制定了自己的操作方案，根据这个操作方案，她把蔡大鹏的资金一半用于做短期投资，另一半用于做中期投资，她没有安排做长期投资。在刘春天看来，所谓的长期投资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办法，如果能够当天就赚百分之十，谁愿意做长期投资呀？刘春天的短期投资周期一般就是一天，也就是以前他们那个同事做的那样，今天下午收市之前买入，明天上午就卖出，但是刘春天的操作依据跟他们以前的那个同事不一样，以前的那个同事是在每天跌幅前几位当中挑选，带有赌的性质，而刘春天是根据当天从各大户室收集到的第一手情报，有针对性地选择几只股票买入，这样成功的概率就比那种瞎碰运气要大的多。至于中期投资，刘春天是紧紧咬住他们老总不放，老总手中持有什么股票，她就吸进什么股票，老总一抛售，她赶快就吐出去，所以，这段时期刘春天对老总特别殷勤，一旦老总有什么事情出去一下，她马上就到总经理办公室，给老总的杯子里续水，或者是帮着老总整理一下当天的报纸。刘春天相信，只有他们老总的情报是最可靠的。假如把整个股市比做一个赌场的话，那么证券公司老总就是能看见底牌的人，能看见底牌还不赢钱吗？
这天又是读排行榜的时候，刘春天的成交量自然是第一，有一半的资金拿来天天做短线，成交量能不第一吗？其实不光是成交量第一，收益率刘春天也是第一，大量的资金加准确的情报，她的收益率当然是第一。
成交量第一当然意味着她的奖金第一，其实奖金倒是次要的，关键是交易费返还，成交量越大，交易费返还当然越多，不仅相对量越多，而且绝对量也是越多。所谓相对量，当然就是返还比例。证券公司为了鼓励操盘手多交易，采取了一个鼓励交易的措施，这个措施就是：交易量越大，交易费返还的比例也就越大。所以刘春天当月的返还比例就相当大，大到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返还。这些返还全部进入了刘春天的腰包，因为蔡大鹏已经说的非常清楚，自己并不需要交易费返还，他的交易费返还全部归刘春天。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安慰刘春天，蔡大鹏还专门跟刘春天解释过，他解释说，作为投资人，如果把眼睛盯在交易费返还上，那肯定是没有出息的。这就是蔡大鹏，他帮了刘春天，还不让刘春天感觉他是在帮她。刘春天认为，这就是修养，超级修养。如此，这个月刘春天的收入就大的惊人，大到比她一年的工资都多！
但是，物极必反，正因为刘春天的业绩太好了，不光是成交量好，而且收益率也好，所以，她的业绩引起了他们老总的高度关注。在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内，“关注”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比如银行对一个企业关注了，那么多半它的麻烦也就不远了，再比如海关对一个企业关注了，那么它就要当心了，具体到人，比如纪委对某个领导关注了，那么这个领导离“双规”也就近了。这大概就是人怕出名的理由之一吧。现在，刘春天他们的老总对她关注了，那么她很可能也会有麻烦。要知道，老总是可以看底牌的，既然能看别人的底牌，当然也就能看刘春天的底牌，刘春天的底牌就是她的实际交易记录，那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她的每一笔交易。
当然，老总是有城府的。老总关注刘春天，而刘春天丝毫没有察觉。再说，刘春天也没有精力去察觉，这边要应付两个男人，那边父母马上就要来，肚子里面孩子也日益现山露水，她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呀。
亲嘴楼的故事 16
16
刘春天的父母终于来了。是从湖南怀化直接乘火车来的。
父母在长沙走亲访友了两天后，又决定去怀化，因为刘春天的舅舅在怀化。妈妈跟舅舅好多年没有见面了，所以他们决定去怀化，去看舅舅。看完舅舅之后，直接从怀化乘火车来深圳。
刘春天是带着黄守仁和蔡大鹏一起去火车站接爸爸妈妈的，带上蔡大鹏的原因是他有车。
三人到达火车站之后，蔡大鹏要停车，黄守仁抢先跑去买站台票。但是人家不卖给他，说要买站台票必须出示火车票。
“我接人哪里有火车票？”黄守仁说。
“接人不在这里买站台票，直接去出口处，去出口处买票。”
黄守仁又跑到出口处，一边买票一边问怀化的车子来了没有。
“怀化的车不在这里，”售票的说，“在西站。”
“西站？”黄守仁问。
“西站。”售票的态度蛮好，告诉他西站在南山。
黄守仁知道深圳西站在南山，但是只是听说过，并没有真的去过，现在听售票员这样说，知道大事不好，赶快跑回去找刘春天和蔡大鹏，但是找不到，不但找不到刘春天和蔡大鹏，而且根本就找不到火车站的停车场。由于黄守仁自己没有车，也不会开车，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深圳火车站没有停车场。既然根本就没有停车场，他当然就找不到。这也不能怪黄守仁，因为火车站没有停车场的现象超出了常识，既然超出了常识，那么当然就不能怪黄守仁。好在黄守仁还没有完全急糊涂，他马上打刘春天的手机。
“不用着急，我们正在香格里拉后面找停车位。”刘春天说。
“不用找了，”黄守仁说，“错了，从怀化来的车进西站，西站在南山。”
刘春天一听，也急了，赶快叫蔡大鹏不要找车位了，先找到黄守仁，然后去南山。
此时的刘大任和周小桃已经在深圳西站下了车。下车之后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下错站了，于是立刻回头，重新上车，但是被乘务员拦住。
“我们下错站了。”刘大任解释。
乘务员没有说话，而是伸手把他们的车票要过去，看了一眼，说：“没错，这里就是深圳西站。”
“这里就是深圳？”刘大任问。周小桃虽然没有问，但是脸上的表情说明她是完全支持丈夫刘大任的。刘大任和周小桃虽然两次来过深圳，但没有一次是乘火车来的，因为从海南来深圳根本就没有火车，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乘火车来深圳。他们俩虽说也上了年纪，但是并不算老，再说他们也不是地道的农民，而是大城市支援边疆的老知青，有见识，从长沙到海南，再从海南到长沙，火车没有少坐过，火车站自然见到的更多，但是还没有见过这么差劲的车站。不仅站台只有三道，又破又小，而且一下火车就闻见熏天的臭气，这就是深圳火车站？！刘大任不服，质问车站的一个工作人员。
“是。”工作人员说，“是深圳西站，不是‘深圳火车站’。”
刘大任听不懂“深圳西站”和“深圳火车站”二者属于什么不二法门性，按照老知青刘大任和周小桃的逻辑，“深圳火车站”应当包含“深圳西站”，甚至还应当包含“深圳东站”。当刘大任做再深入的提问的时候，工作人员有点不耐烦了，但是他显然是忍耐了一下，继续向刘大任解释：“西站是小火车站。你有什么事情吧？”
“我想用一下电话，”刘大任说，“可能我女儿跑到大火车站去接我了。”
“可以，”工作人员说，“那边就有公用电话，打一次五毛，你去吧。”
刘大任和周小桃提着大包小包来到那个比他们连队篮球场还要小的车站“广场”另一边，给女儿打电话。
“到了到了，”刘春天说，“我们搞错了，现在已经赶过来了，你们千万不要动，把包看好，等着我们，我们马上就到。”
放下电话，刘大任付钱，付五毛，小店主不干，说一块。
“怎么？骗人呀？看我们是外地人是不是？”刘大任说。说的有点火气。不是为五毛钱火气，而是感觉自己被别人小瞧了火气。其实刘大任一直都窝着火，从一下车看到深圳西站这个脏乱差的样子，到没有见到女儿来接他，以及现在这个小店主为五毛钱宰他。
“不要火气这么大，”小店主说，“没有骗你，打市内电话是五毛钱，打关外或者打手机一块，不相信你可以问问其他人嘛。”
“算了算了，”周小桃说，“不就是五毛钱嘛。”说着，周小桃自己掏出一块钱，要递给小店主。
“不行！凭什么要多给。”刘大任坚持只给五毛。
“好好好，五毛就五毛，”小店主说，“没关系的，老先生要是没钱，白打一次电话也没关系。”
“哎，你这是什么话？谁没有钱了？你少他妈小瞧人。”刘大任更加火了。
“你怎么骂人呢？”小店主也忍不住了。
这时候，小店旁边已经围了很多人，这些人脸上个个带着兴奋的表情。刘大任想象马上就会有人出来评理，刘大任希望这时候有人出来评理，因为真理在他这一方，刚才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还特意告诉的他：打一次五毛。怎么，刚过了两分钟就变了？这不是欺负人嘛。
但是刘大任失望了，任刘大任怎么说，就是没有人出来评理，而只有人看热闹。既然是看热闹，恨不能把火烧的再旺一点，这时候，怎么会有人出来给他们评理呢？如果有人给他们评理，把本来刚刚有点旺起来的火给浇灭了，还不遭旁边的人恨？
刘大任于是就火气冲天，觉得深圳这是怎么了？要是在长沙或者是海南，遇上这种事情肯定是要有人站出来评理的，怎么深圳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