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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四架F 一80喷气战斗机超低空飞来，警报响起的时候，飞机已经到了头顶。正在上课的一群军官战俘大为惊慌，四散奔逃。我急忙拉着一名翻译登上路边高坡，大声喊叫，‘你们的军官风度哪里去了？ 就地卧倒，不许乱跑，听从指挥……’翻译用英语一阵吆喝，他们果然镇静了下来，我便指挥他们沿着比较隐蔽的路线迅速疏散，进入了防空设施。空袭警报解除以后，这些军官战俘们走出防空洞，经过我和翻译的面前，纷纷向我们伸出大拇指，用英语连声赞叹： ‘大无畏！ 大无畏！ ’
“其实，作为人，都是血肉之躯，谁没有求生的本能，谁不懂得碰上炸弹是要丧命的。志愿军和侵略军的差别，主要在于我们是钢少气多，他们是钢多气少。我们有浩然正气，他们靠钢铁打仗，缺少的就是旺盛的斗志。何况，特殊的责任也不许我们首先考虑自身的安危。当时，志愿军俘管处主任王央公曾经在干部会上郑重地宣布过一条纪律： ‘不论哪一级俘管干部，遇到空袭如果抛下俘虏不管，自己先钻防空洞，就以逃兵论处。’
“那个时候，领导讲话就是法令，句句见分量，言必行，行必果，谁敢以身试法？ 这条庄严纪律，对战俘们一直是保密的，他们未必明白，我们对他们的安全负责，是以自己的生命和荣誉为担保条件的，谁都不敢马马虎虎。
“每一次空袭，志愿军干部都以沉着镇定的形象出现在战俘们的面前，临危不惧，忠于职守。这样的形象，成了一种力量的源泉，使战俘们在以后继续遇到空袭的时候，渐渐变得大胆和从容一些，不再丧魂。 落魄地狂奔乱窜了，严格按照防空要求办，大大地减少了伤亡。”
第28节
战俘营中为数不多的医务人员，为保护战俘们的健康，承担了巨大的责任。
收容西方战俘后的头一个春天过得好艰难！ 三月间，恶性传染病———黄疸性肝炎像一个魔鬼悄然闯进战俘营，迅速蔓延了开来。无情的病魔对战俘和俘管人员，同时作为肆虐对象，双方都一批批地躺了下来，呕吐，发高烧，眼球发黄，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各卫生所增设了临时病房，还是人满为患。所谓病房，也不过是几幢比较隐蔽的民房和几个潮湿狭小的防 空洞，无法接纳日益增多的病人。医生护士们在昼夜不停地进行巡回治疗的同时，提出了一个制药自救的土办法。他们懂得感染黄疸性肝炎病毒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维生素B ，便敦促各俘管团队火速派人到鸭绿江北岸去买谷糠，在夜间装上小船运到南岸，用雨布树枝搭成小篷，遮住火光，连夜把谷糠炒熟，不论是收管战俘的中国人，还是被中国人收管的外国战俘，人人一包，必须连续吃，当药吃。不少战俘还说好吃，很香。
吃了炒谷糠，对治愈黄疸性肝炎和防止继续蔓延，起了良好作用。战俘们夸赞说： “东方人真聪明，穷有穷办法！ ”
来势凶猛的传染性肝炎，终于得到了遏制，医生和护士们都松了一口气。否则，凭俘管处范围内缺医少药的实际状况，必将难以招架，后果不堪想象。
俘管处下属的俘管团和俘管大队，只配有卫生所和卫生队，医护人员少，设备简单，只适宜于轻伤轻病战俘的治疗护理； 凡是危重伤病战俘，只得送到俘管处总医院治疗。
总医院设在碧潼的一幢民房中。在日本占领朝鲜期间，这里是一家豪绅的住宅，内有一个大院，十多间房子，飞檐粉墙，富有东方民族的建筑风格，所幸没有遭到战火的毁损。总医院成立后，经过突击调配人员和添置设备，从里到外，都算得上是一家比较正规的医院了。大门上方，挂有“中国人民志愿军俘虏管理处总医院”的中英文横幅大牌子，各科室和常用医疗器具基本齐全，而最富优势的，则是从国内来了一批教授级的医疗专家。他们，及时地给许多陷入绝境的伤病战俘带来了幸运的转机。
深夜，一辆汽车送来一名重伤的美军上尉飞行员。 当天下午，这名美国上尉还在飞扬跋扈地驾驶他的喷气式飞机，对鸭绿江边的朝鲜村庄滥施轰炸。恶有恶报，他的飞机被志愿军的高射炮击中，他在跳伞的时候落进了一片火烧林，一根无情的枯枝从他的左腮刺入，右腮穿出，将他整个身子像一条大鱼似的挂在空中。志愿军部队找到他的时候，因为失血过多，已经奄奄一息。战士们托住他的身躯，用轻柔的动作将枯枝锯断，连同插入腮部的一截枯枝一起，将他及时送进俘管处总医院。
救与不救，必须在瞬间作出决定。也有人不主张抢救。美军飞行员，朝鲜军民和志愿军战士都称他们为“飞贼”，提起来都恨得咬牙切齿。多少和平居民死于飞贼的肆虐； 志愿军在前线能攻能守，最大的困难就是被美国飞贼封锁交通线，并造成大量的人员伤亡和物资损失。这名上尉飞行员伤得如此奇特，似乎是上苍的一种惩罚，恶贯满盈，死有余辜； 何况，他的脉搏与血压都到了最低警戒线，抢救并无把握。与其投入大量珍贵的药品与精力抢救一名垂死的空中罪犯，不如用同样的代价多抢救几个其他的战俘……
不予抢救的理由，并非全属无稽之谈。可是，关键时刻分秒必争，决不允许开展民主讨论贻误最后机会。政策就是最高权威，道义责任就是行动指南。领导一声令下，医生和护理人员们立刻以最快速度，把垂危的上尉飞行员抬进了手术室。
主刀医生是来自浙江省立医院的外科主任汤邦杰，其他几位资深外科专家也同时走向手术台。
高度的人道主义责任心和高超的医术，终于将这名美国上尉飞行员从死神的怀抱中抢夺了回来。 上尉很快地恢复了健康，一切正常，连说话的能力也一如往日，但他却很少说话。有一回，志愿军翻译问他为什么不愿说话，他回答： “请原谅！ 我在接受良知的审判，我很痛苦，所以不爱说话，并非无话可说。”
第29节
教员发现，上尉的眼中噙满了泪水。
他是一名美国陆军少校，正当盛年，仪表堂堂，好像天护神佑一般，从入朝到被俘，经历大小战斗十余次，多少伙伴已成他乡幽魂，而他浑身上下都没有落下一处伤痕。正当他为自己的命运暗暗庆幸之际，他的双眼突然患病，很快接近于完全失明的程度。
战俘营的中国医生用西药为他作过认真治疗，一直未见效果。少校感到非常悲观。来到志愿军的战俘营，本以为可以平平安安地等待遣返回家，没料到竟会碰上失明的威胁。如果真的失明了，即使回到家乡，也是一片漆黑，做人还有什么意思？为此，他甚至失去了生活的勇气。
一位年轻战俘搀扶着少校，再次来到俘管处总医院。“你愿意接受中医治疗吗？”
有人问少校，用的是流利的英语。凭着浑厚的男中音，少校听得出来，他就是主治医生项博士。这位志愿医疗队的项医生，许多战俘病号都叫他项博士，以表示一种信任和尊重。
可惜他往日的常规治疗方法，一直未能在少校的眼疾治疗中发生明显作用。“中医治疗？！请问怎么治疗？ ”少校不无疑虑。“针疗，用银针刺入眼球四周的穴位。”
少校愣住了，他无法想象用这种近似残酷的治疗方法，能使他的眼睛复明。
“我决不勉强你。”项医生诚挚地说，“不过，在目前环境下，这是最后可用的治疗方法，而且，我有一定把握。”“真的有把握吗？ ”“如果你相信我。”
听到了这一句话，少校就觉得视像模糊的眼前忽然一片明亮。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没有了。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切战场见闻，给予他一种形象的对比，使他坚信中国人民志愿军是一支讲人道的军队，守信义的军队。他欣然答应项医生对他的眼睛施行针刺治疗。
细细尖尖的银针，直接扎进穴位，好奇怪的治疗方法！ 更使少校感到奇怪的是，尖针刺进眼眶后，并没有事先想的那么疼痛难受，只是有一种又酸又胀的感觉。少校信心陡增，脸部的肌肉放松了，甚至露出了笑容。
短短的几天之内，仅仅扎了几针，少校的双眼果然复明了。他欣喜若狂，久久不能相信这是事实，以为是一个美好而虚幻的梦境。几个亲眼看到这一治疗过程的美军战俘更是惊讶得目瞪口呆，连连赞叹：